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洗手，与我在楼下的洗法

完全一样。结果在台面和范德罩袍的袖子上，任何我碰到的东西上都有一些闪光。显然，我碰到的东西越多，我手上的闪光越少。

我回到女盥洗室，拿来一整咖啡杯肥皂粉，我们洗了又洗，一次又一次开灯、关灯、激光照射，最后，整个水槽区域就像入夜后从空中看到的里士满景观。

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况变得很明显：我们洗手又擦干的次数越多，闪光就越亮。我们的指甲下、手腕上、袖口上，最后我们的衣服上也有，就连我们的头发、面部，脖子，任何我们碰过的地方都有。经过四十五分钟数十次的洗手实验，范德与我在普通光下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在激光下，我们身上好像撒满了圣诞节的小亮片。

“狗屎！”他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脏话。“你看看这玩意儿，那家伙一定有洁癖。他能留下那么多残余物，一定每天洗手洗上二十次。”

“如果这种肥皂粉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提醒他。

“当然，当然。”

我希望楼上的检验专家能够神奇地找出答案。但我想即使是他们或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档案夹上的残余物原先来自哪里，以及那个夹子怎么会进入冷冻室。

有个焦虑的声音在心中啃噬着我。

你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错误。我责备自己不能面对事实：你在那采证袋上贴错了标签，而那些残余物来自你的双手。

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中间有险恶的隐情呢？我静静地和自己辩论。如果有人出于恶意把那采证袋放进冷冻室，如果那些发光的物质来自那个人的手，而不是我的手呢？这样的脑中对答很古怪，好像我的想象力发了狂。

到目前为止，那四个女人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相似的残余物。

我知道温格、贝蒂、范德与我都曾经碰过那个夹子。其他可能碰过的人是坦纳、埃伯格与比尔。

他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星期一下午发生的事缓缓在我的记忆里回放，我觉得很不对劲而且毛骨悚然。在我们与埃伯格、坦纳开会时，比尔似乎很遥远。他无法正视我，就连之后他们在我的会议室看那些档案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卷宗从比尔膝上滑落，乱七八糟地跌落在地板上。坦纳很快表示要帮忙，他的善意是不经思考的反应。不过比尔捡了起来，而里面有那些剩下的标签。他与坦纳把所有文件照案子分类。要撕开一张标签滑进口袋简直太容易了……

后来埃伯格与坦纳一起离开，但比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里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深情地说，只要几杯酒和共度一个晚上，就会舒缓我的神经。

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么好处。贴错标签的样本对他上庭起诉只会有坏处，他这样做不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简直就像在自杀。

你想怪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还是不承认可能是你坏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