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东郊城乡下,一位满面沧桑的老农民正率领一帮子后生在村口制做砖坯,和好的混着稻草的黄泥摔到几块木板制成的坯胎里,抹平,再扣出来。整齐的泥坯前,个个干得满头大汗,但这些人大都脸上带着喜色,村里头制坯建房大都是为了娶新媳妇。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车声,村口老农不禁抬头观望,远处驶来了两辆大车,老农在进城时曾见过这种不吃草只烧油的大车,好像叫什么轿车。后面的那辆好像是辆卡车,在合肥城里也就是那些个大户人家、老板才有这种轿车,这些城里大老板来这做啥?看着越来越近的汽车,老农看到车顶上像装着什么牌子,牌子是红色的。
“绍武先生,这是你今天的讲演稿,你好好熟悉一下,虽万先生才负五车,无需备稿,但此次竞选事关我党兴废,还望绍武先生莫怪,当然演讲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只要牢记不脱离大框架即可!”在颠簸地轿车内,戴明泽就把几张演讲稿塞进万富华手里。万富华是复兴党安庆道选区推选的五名候选人之一,其根基正在其家乡合肥,早十四年前,万富华即名扬安徽、江苏等地。
西元1904年秋,俄日在东北开战,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万富华在安徽组织了影响全国的 “拒俄会”,并与黄兴、章世钊等人策划刺杀卖国贼王之春,虽然刺杀失败被捕,入狱数年,直至共和初年方被释放,可谓是皖省革命先驱,诗人柳亚子为万富华的义举特别赋诗一首,写道:一椎未碎秦皇魄,三击终寒赵氏魂,愿祝椎埋齐努力,演将壮剧续樱门。
获释后被当时极力想扩大政治影响的袁世凯聘为经济实业顾问。共和四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到边远地区发展实业,共和四年万富华来到绥芬河,他的身份是共和中国阅边委员兼实业顾问,当时的绥芬河正饱受中东铁路的折磨,俄罗斯官员借助车站和铁路把大片土地划归己有,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却要向他们交纳巨额税费。
其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拿到了一份中东铁路初建时的规划图和一份《中华路购地合同》,历经3个月艰难谈判,俄国中东铁路当局不得不交还了多占的铁路线20米以外的全部土地,绥芬河从此在其励精图治下飞速发展。
共和六年,在边防军收复中东铁路路权数月后万富华即加入复兴党,这一次回皖即是以复兴党皖籍党员身份竞选皖省国会议员。皖省是段祺瑞的家乡,其在皖省可谓是根深蒂固,也正因如此,这亦是万富华回乡的原因。
“泽林,客气了!”尽管并不愿按照竞选委员会拟定的演讲稿演说,但万富华还是选择了接受。候选人本身必须要无条件服务竞选委员会的安排,党的纪律不容违背。
“绍武先生,对于乡下的士绅以及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内容,耕者有其田是我党之目标,这一点务必让民众了解,当然还有对段徐之共和党政见的驳斥。”
万富华拿着稿件坐下来,略略翻了一下。 “这个月,我还要去哪几个地方巡回演讲拉选票?”
“集中在合肥周边,应该算是段祺瑞的势力范围吧!”戴明泽头也没抬的应道。安庆道选区固然仅只有十名众议员名额,在安徽选区尚不及三成,但绝不能放弃任何机会争取更多众议员席位。
“泽林,我们不是暂缓在各省土地改革吗?土地赎买是我党最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在竞选时承诺实行土地赎买,而实际又不操作,岂不是行骗民之举,我想是否可以修改演讲稿内对农业土地的内容?”万富华翻到农业经济的问题上了,其间赫然写着实行土地赎买等西北的土改政策,这显然和万富华所了解的事实不同。
“绍武先生,竞选演讲和实际操作不同。土地改革是个很敏感的话题,虽然高额土地赎买颇受争议,但却受到士绅欢迎,他们需要资金投资实业,土地是他们获得资金唯一方式,但全国有十余亿亩地,绍武先生,假设只赎买转售10,亦非目前我国国力所能承受,所以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要分轻重缓急,我们并不是行骗民之举,只是暂缓实施,绍武先生,我党能不能赢得大选的胜利,重点亦在乡间!”戴明泽耸耸肩轻声说道,政治家的承诺,恐怕是世间最真诚的谎言。在美国留学时,戴明泽曾听自己同学提到过,为什么政治家让人感觉无法信任,是因为他们往往不遵守在选举时对公众的承诺。
竞选承诺永远都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而已!
“那如果有人问道何时实施土地赎买时,我应该怎么回答?”万富华思忖着问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总残酷的,耕者有其田显然不可能短期内实现,钱!是困扰一切的根本。
“当国会通过土地赎买法案之时!” “嗯!还是谨慎一些好,另外你可以告诉他们,复兴党组阁之时,亦是中国农民免税之时,田赋以及全部田赋附加税、杂税一律免除,绍武先生可以在这上面和民众畅谈,绍武先生,我们到了!”除了土土赎买之外,复兴党最有力的竞选武器是田赋以及全部田赋附加税、杂税一律免除,除复兴党之外,全国没有任何党派敢喊出 “免杂税、除摊派、去捐输”的竞选
口号。
共和初期,税制税种混乱、繁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全部保留了清王朝的税捐外,又先后增加了印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加征等,名目繁多,成倍增长,而且任意征敛,毫无限制,如印花税刚开征时,只有10种,到1917年扩大到20种,契税税率原来为九点六,1917年改为六点三,各地还增加了契税附加税。
至于地方财政,则更加混乱,在旧税目外大量增加所谓的 “附加税”或其他新税,如田赋附加税,国家规定不得超过正税的30,但实际上不仅大大超过国家规定,而且达到正赋的若干倍。此外,税捐繁重苛细,无货不税,无物不捐。不仅活人抽捐,甚至死人棺材也须纳税,虽然苛捐杂税泛滥,但仍然没有解决政府财政亏空困境,其间,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严重不相匹配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自共和以来,国家财政严重空竭,尤其是在前大总统袁世凯去世后,中央失去对大半省份的控制,不仅地方解款无望,甚至连中央的专款亦无法实行,国家财政更是举步维艰。
其它党派无法喊出这一口号,是因为他们不敢保证可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而建立中央政权却是复兴党施政的主要目标。西北无田赋、无摊派、无附加税、无杂税,亦可维持政府运行,放之全国亦然,以商税代农税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