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四渡赤水前的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令人想起湘江战役战局危重的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和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义，就能描述出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黄克诚见到的，大约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蒋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就是相对最弱的黔军也并非不堪一击。黔军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也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拔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几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

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

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立即改碉堡封锁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薛岳直接指挥的九十二师已在坛厂与九军团激战，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蒋介石、薛岳正调集人马在这一带修碉筑封锁线，阻止红军南下。

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作此决定时，他一定想到了两天前彭、杨的建议。

抢渡乌江，要点在“抢渡”二字。实现抢渡，关键不能让敌人察觉企图。

但前线敌军发现了红军的企图。

28日，土城守敌侯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

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

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

这回轮到蒋介石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

同是主帅，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蒋介石、薛岳等则不愿重视不合己意的消息。被证明是真实的了，还千方百计作出解释，完成自我开脱。

例如后来把不知道红军南渡乌江归结于连日阴雨连绵、乌云密布、飞机无法临空侦察，所以不知红军去向。部下先前一封又一封报告被丢进废纸篓里，却无人出来承认了。

3月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被甩在了身后。

追兵依然在乌江以北大筑碉堡。蒋介石依然在那里做他那“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末弩红军走投无路”的美梦。

4月1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

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