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后人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描述下去。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惊心动魄，一旦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可以见一篇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的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缘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像，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方面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将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

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

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他说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

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广场上毛泽东的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墓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糅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个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对于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

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涨，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却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信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作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交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土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