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

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

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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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

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

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

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

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

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

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

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

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

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

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

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

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

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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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

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

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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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

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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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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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

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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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打任何交道。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

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

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

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

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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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

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

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

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

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

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

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

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

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

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

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

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

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

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

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

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

“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

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

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

为明

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

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

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