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希望地位比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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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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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谦恭。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

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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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

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

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

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

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

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

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

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

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

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

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

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

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

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

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

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

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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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以他如

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

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

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

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

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

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

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

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

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

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

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

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

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

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

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

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

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

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

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

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

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

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

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

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

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

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

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

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

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

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

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

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

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

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

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

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