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我。一天以后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楼时我就从司机座旁下了车，请一名红军战士（他穿着东北军制服）把我的包扔给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接着又找了半天，这时我疑惧交加。果然没有疑问。我的包不在那里。在那个包里，有我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必须把它找到！

在鼓楼下面激动了半天，交通警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我们。于是进行了轻声的商量。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怎么回事。那辆卡车用麻袋装着东北军要修理的枪械，我的那个包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样一个麻袋里，一起卸在我们旅程后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司机懊丧地瞪着卡车。“他妈的，”他只好这样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机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识中感到明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我的意见，终于说服了他。卡车转过头来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

幸而，你从本书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着要把它找回来的直觉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那时我们的卡车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条道路经过重兵把守的机场。

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采取的全部保护总司令生命的措施后来也证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卫他的军队中间，他的敌人也太多了。

1访问记全文刊《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

兵变前奏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1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宁，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

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