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宣稱讓珠英學士修編的《三教珠英》也並不僅僅是一本文史之書，還有其政治意義。

或許在修編文書之餘，還會需要她們如同天皇陛下的禦前待詔一般，去處理其他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時務策問題都是有的放矢。

那麼她在哪一個問題上最能表現出自己的優勢所在呢？

或許，能夠言之有物的，也隻有第四個問題。

那是一個兩問合並，出自太平公主的教習老師鄭紜之手。

前半句問的是，《史記》寫漢武帝，書中多有諷刺的意思，在漢代之時，對其的評價大多說它是謗書，比如東漢王允殺瞭蔡邕的時候，就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所以王允也不能留著蔡邕，讓他的筆有機會寫下第二本謗書。修編史書的人寫出一本“謗書”，是應當的嗎？

而後半句則問，《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與《史記》相比，存在哪些不同之處。

顏真定年紀雖然不大，但通行於世的史書，她因傢傳的緣故，已有十多年的通讀精讀歷史，對於史記的爭論她更是多有耳聞。

前漢之時，礙於漢武威儀，對於史記多是批駁遠遠多於褒獎，到瞭今朝，則顯然能以更為客觀的方式看待。

隻不過，修國史之事實在像是個燙手山芋。

司馬遷有寫《史記》發於情的控訴，當朝的許敬宗又何嘗不是被指控對史料有所刪改。

若要評點、甚至是參與到這樣的事情中，她無疑需要莫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