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远在益州的荣王，已无法再威胁到你这司宫台掌事的亲人，他又是如何让你继续听命于他的？”

“莫非，你自认别无选择，竟甘心‘将错就错’，甘愿奉他为主，要与他共成大业吗？”常岁宁最后问出了一个听来荒谬的推测，这荒谬的推测，已是她结合现有线索，所能想到最合理的可能了。

但除非喻增真的疯到毫无逻辑章法了。

否则这背后，必然还藏着孟列未曾触及到的真相。

常岁宁问话的过程，也是喻增逐渐平复心绪，找回神思的过程。

他从这令人震惊的，匪夷所思的重逢中暂时抽离出来，终于可以开口，以相对正常的语序，给旧主一个完整的交代。

“殿下既然还愿听一听奴的交代……”喻增的声音低哑，艰难地扯了一下嘴角，讽刺悲痛地道：“那么奴，便重新向殿下说一说奴的故事吧。”

“奴是兖州人氏，这是真的。”他的话语声很慢，如同揭开内心最深处的旧伤：“奴八岁那年，兖州大旱，赤地千里。跟随母亲逃难离开兖州，也是真的。”

“但我逃得不单是旱灾，还有罪祸……我的父亲，是兖州一位小县令，兖州赈灾不力，有人私吞赈灾粮款，朝廷严惩了许多贪官污吏，我父亲也在其中之一。”

“但母亲说，父亲是被栽赃，是替人顶罪……我不知真假，我只知母亲带我逃了，混入了流民之中，趁乱出了兖州。”

但他的母亲只是个妾室，做妾室之前，是个富户家的侍婢。

所以她没有任何可投奔的人，也没有很出色的自保能力，唯有一张好看的皮囊，和一个随了她长相的稚子。

这样一对母子，在逃难的途中，身处杂乱的人群里，会有什么遭遇，并不难联想。

女人很可怜，稚子也很可怜，在那样人吃人的环境下，所有弱势群体的悲惨都会被无限放大。

他们遭受的不单是忍饥挨饿，看不到前路的恐惧，还有难以想象的凌辱。

很多次，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