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那些拉动它所观察的个体的提线，如果社会学忘记了它在与人打交道，即使人们以木偶的方式玩他们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总之，如果社会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这些人再现其行为的意义，那么社会学也许不值得花费一丁点努力。
” ——布迪厄，2009[2002],p.104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出路上劣势明显？一个简明的思路是去问他们自己，如何以及为何走上了这条路。
两种主流理论视角对此给予的解释尚有未尽之处：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的分析重点并不在行动者的主观意愿与能动性，而重视行动者的人力资本-理性选择研究则要么完全忽略价值观，要么简化假定行动者都是由世俗工具利益驱动的。
然而，本研究中被访者的出路获得过程表明，大学生并非总是如同理论假设的那般目标明确，私人工具性利益也并非总是统摄着大学生的去向。
正如第二章已经说明的，在当前“双向就业、自主择业”的政策背景下，对名校大学生而言，出路的获得，绝不单单是能力高低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选择。
本研究正是试图去理解不同家境的大学生作出这一选择的处境、过程和缘由。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自己需要选择，更不是所有人为这一选择做好了准备。
这一发现挑战了我在研究之始不假思索的假设：大学生的出路总是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才获得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不得不推翻这一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在“直觉依赖模式”下，大学生恰恰就是缺乏组织行动的明确理由或目的。
他们如同一叶孤舟，被潮流裹挟着、彷徨着，不知自己要去往何方；他们又如同在迷宫里不带地图的探险者，全凭直觉依着迷宫的地势而行。
“目标掌控模式”才是最适合精英大学场域规则的行事方式，是一套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技艺。
因为没有掌握这套关键的技艺，“直觉依赖者”在出路的竞争中受到了排斥。
下文将首先对这一文化解释进行理论上的回顾与讨论，接着对本书的核心关切——寒门学子在名校遭遇的文化障碍——进行总结梳理，最后基于全书的发现，对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取得理想出路提出了建议。
当工具理性遇到价值信念基于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和文化社会学所贡献的相关理论，本书构建了一个包含了“资本化过程”、“投入过程”和“价值选择过程”的一个“大学过程”的分析框架，前者考虑到入学前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影响，后两者则对学生入校后发挥个体能动性提供可能。
在分析社会出身对大学生的影响时，本研究区分了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种模式——“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
在分析大学生的投入过程时，本研究展现了两类模式下的投入特征对职业优势生成的影响。
“目标掌控者”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因而意识到目标的重要性，并掌控自己的投入过程去服务于已有的或正在形成的生涯目标。
他们往往在大学里较早地树立职业目标并做好方向性的准备，因而主动追求也往往获得那些更高要求、更高回报的目标职业。
而“直觉依赖者”则往往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沿袭直觉和习惯去组织大学生活，往往无意识地陷入“目标失焦”状态，常常到毕业关头还没有明确的自主职业目标，履历缺乏方向性，只能被动地选择一条自己够得着的职业，或者推免直研以延缓就业。
全书试图论证，“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并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而是阶层习性的产物，是不同阶层成员日用而不知的、前反思性的实践特征。
大学的评判标准或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有利于“目标掌控者”获取职业优势，从而促进了学生出路结果不平等的产生。
在教育不平等实证研究的主流范式中，行动者仅仅被有意无意地假定为通过成本效益计算而追求最大私人利益的理性人。
在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中，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毕业后的职业地位或薪水等教育结果则被认为是这种投资所获得的相应回报如。
教育似乎只剩下工具性职能，行动者在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过程中的理性被大幅简化了。
如果说视野宏观的分层与地位获得学派忽略行动者主体性尚且无可厚非，那么企图解释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作类似忽略就堪称遗憾了。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个体行动者在特定条件和情境下会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的策略。
它原本在理论上将结构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并行考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于方法原因偏向结构层面，这一特征与地位获得研究有同流之处；再者，出于对这个多层次模型的简洁化考虑，理性选择理 论 家 要 么 对 个 体 行 动 目 标 和 价 值 观 完 全 缄 默 不 提 (“thinmodel”)，要么策略性地假定个体行动的驱动力就是由大众普遍追求的、可通约的私人工具性利益(private instrumentalgoods)——例如钱财和权力(“thick model”)。
理性选择理论家对再生产给出的解释是：学生的教育选择或职业选择行为是学生对一系列成本和回报的衡量过程，而同一个选择对不同阶层的学生意味着的成本和回报则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自然是分化的。
理性选择解释具有显而易见的解释力。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理性”程度可能是分化的。
Gambetta在一本探讨学生教育选择的书中指出，学生会运用多种理性而不是单一的工具理性来衡量教育选择，而这个衡量过程难免受到特定阶层偏见的扭曲。
另外，关于职业选择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求职者不仅会对薪水、职位等世俗成功标准之列的外在回报进行考虑，还会对个人兴趣、同事、工作风格等非物质类内在回报进行考虑，而对这些回报的感知和评估标准势必与个体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
就工具理性可以观测到的外在行为——树立目标与使用策略来说，部分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了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第一代大学生与非一代大学生相比，更有可能发生生涯目标不明确的情况；关于学习投入特征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比低阶层学生在学习上有更多的策略，当低阶层学生单单靠自己在学习上费劲时，中产阶级学生则倾向于采取多种策略来寻求支持（例如咨询老师和学长），而这些策略恰恰被学校的评估标准所青睐。
其实，工具理性和阶层的关联也从布迪厄的理论中可见一斑。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资本”一词正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权力资源。
透过习性这一试图衔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新概念，布迪厄似乎想表露工具理性也是受社会结构规制的。
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布氏辛辣地批判了学校制度是如何隐秘地造成大学生工具理性的失调。
在以教育为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下和教师的配合下，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忘记为求职做准备：“做一个大学生最合乎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未来职业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通过将今天和未来隔绝，将手段和他们本应该实现的目的分开，学生们仿佛在无意识地掩饰他们活动的真实性”p.57。
关键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割裂了学业和前途之间的联系，“因为前途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不真实、不确定或不乐观。
……大学生与他们的前途和学业的关系，直接与本阶级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有关”p.58,62。
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在考试成功的强烈吸引下忘记了为前途打算，而最优越背景的大学生却反而为达到一种“明确而单一的理性目的”而有条不紊地组织学习chapter 3。
本书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正是表明，在组织目的-工具行动方面，学生的“理性”程度在阶层之间是分化的。
前者善用工具理性，往往尽早树立职业目标并形成有效的准备策略；而后者自主树立目标的意识弱，或出于固有的习惯而将学习当成目的本身，因而往往在毕业关头陷入被动。
理性选择假设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行动者多样的价值选择。
首先，虽然追求世俗利益者众，但大学生群体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多样化的，忽略价值观的驱动作用非常遗憾——作为正式组织的学校，其内部的价值观教育和同辈文化对个体价值观很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
大学不甘心仅仅将学生培育成唯利是图的理性人。
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往往怀着改写学生价值图式的使命。
几乎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等教育，在文化上都倾向于颂扬一种价值无涉的信念伦理和普遍主义的利他倾向，这种价值信念与仅仅指向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一种去功利化的、造福他人的终极情怀与责任感，中国经典里早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古训，在欧洲的古典教育中也早有“精英责任”(noblesse oblige)之说。
在大学与世俗社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顶尖大学仍然坚持向学生传递这一理想。
正如特罗所言：“（大众化时期的）精英高等教育向学生（试图）传递的观念是：他们可以完成世界上的重大事情，可以有重大发现，可以领导大型机构，可以对他们国家的法律和政府施加影响，以及对知识的增长有所作为。
”p.359。
那么，精英高等教育一方面试图鼓励学生投身普遍主义和利他取向的理想追求，一方面又承载着拉动个体向上流动、改善自身生活机会的功能。
理想情怀和现实利益就此横亘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学子面前，二者孰重？“钱对你来说是什么？”这道经纬遇到的面试题，无论是否被意识到，对所有的毕业生们都是必需的考虑。
如果说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并未预料到被访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性如此之大。
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与市场的精英职业路径二元分割下，毕业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是难以预设的。
倘若研究者仅仅对毕业生抱有一种简化动机的工具人假设，我们就会无从解释那些抛弃了更高薪水而选择了远赴基层或扎根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以理解“迷失无从者”究竟是缘何不能尽早为自己铺就生涯发展之路。
本书揭示了毕业生们对这一问题的权衡，这些千差万别的答案向读者证明：仅仅立足于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在解释和预判人的行为时的确有用但也有缺憾。
与韦伯和布东观点一致，本研究在前提假设上同意行动者是理性的——即行动者的信念和行动远不是动机不明、虚假的和偶然的，而是对他们而言建立在充分的理由之上——不过这些理由可以是基于成本-效益比较的、后果主义式的工具性理由(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也可以是基于价值感认同的、非后果主义式的价值性理由(axiological rationality)。
钱固然对人人都重要，但对某人而言究竟有多重要，以及人赚钱又是为了什么，终究是由行动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多样的价值对象赋予权重的结果，其赋值人人各异。
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赋值”过程，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在“大学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价值图式的冲突中完成建立的：原生家庭所给予的习性和资源，以及学生在大学中的投入和努力，二者相互影响、妥协、融通，共同定义了学生的偏好倾向。
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系的研究，为本研究深入探究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与生涯选择提供了理论资源。
基于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本研究在目的-手段合理性的维度之外添加了价值观驱动行动目的的维度，并根据个案在不同维度上的特征，将大学生的出路获得机制分为四种类型：“自主驱动”、“机会主义”、“迷失无从”和“价值归顺”。
其中，“机会主义者”完全符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自主驱动者”在多数情况下符合，“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则并不符合——“迷失无从者”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追求目标，而是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因为树立目标的意识和工具理性被对大学的陌生感、道听途说的误解和专注学业的惯性所掩盖住了，更不用说在受到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后，即便他们知道很多“机会主义者”致力于赚钱，他们也不会轻易跟随；而“价值归顺者”因为内化了学校倡导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走上了一条象征资本和精神回报高的道路——其行动有时甚至可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是相反的——想想大成从鼎鼎大名的金融学院转到较为边缘的社科学院；家境平平的梓桐不去市场赚钱反而有志于做一个收入平平的文科研究者；浩凡拒绝了某建筑咨询公司年薪30万的录用通知，最终选择了某国家航天开发部门，薪水只有前者的一半。
当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会认为他们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似乎是不可理解的，而当我们将他们的客观处境和主观信念并置，就会发现他们这样选择其实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在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对名校大学生出路不平等的一种文化社会学解释。
通过强调行动者利用文化建立目标的可能和使用文化达成目的的能力，本研究试图重新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带回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讨论中。
倚重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解释诚然在宏观或群体层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些解释对个体所能提供的洞见却十分有限。
本书表明，个体能动性依然在塑造大学生出路差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寒门学子之所以在毕业出路上陷入困境，并非被迫如此或必然如此，而是在习性牵引下所自觉组织的行动让他们毫无察觉地步入了困境。
不过，尽管家庭背景赋予了一些学生更多的优势，但获取职业优势终究在于自己主动树立目标、并运用可习得的文化能力去逐步实现目标。
这样，虽然或许从宏观层面无法避免优势再生产的发生，个体却不至于悲观绝望，因为仍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
即便出身贫寒，也有从“直觉依赖模式”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可能，尽管这种转变的发生需要一些条件。
特别是当“直觉依赖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内化了学校所传递的理想信念，还有可能获得来自体制强有力的组织赞助。
若说本书试图对理解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丝微薄的贡献，那就是本书力求说明，仅仅透过工具人假设去审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假设并未考虑到文化能力和价值观对行动的强烈影响，再考虑到工具理性在阶层中的不均衡性，研究者很可能系统性地损失对于弱势学生的失败的合理解释，更难以解释其取得的成就和成功。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因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合法性权威可以加剧社会不平等”p.72 。
不少弱势学生的确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在此意义上，问题的症结不仅仅在资本的多少，还在于意识的清晰程度和信念的强弱。
关于高等教育结果不平等的研究，理应为促进这种“觉悟”添砖加瓦。
需要重申的是，我本人作为研究者，并不希望在分析每一种模式或类型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力求展现不同类型产生的缘由以及其现实处境。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无论是“目标掌控者”还是“直觉依赖者”，都有自己的行动合理性，两者所秉持的道德感各有其源流，他们的行动模式在自身的逻辑体系内也完全是自洽的。
不过，本研究仍然启发我对评估学生教育结果的价值标准进行反思：“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中，哪一类是教育者期望培育的呢？“机会主义者”的成功和“迷失无从者”（看上去的）失败，究竟能否从教育者的角度看作是“成功”或“失败”?或许并不容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