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真的很要命。

他可能在直研前一周想好了我要直研，这种和没想好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绩点不够，废了吧，搞不定了，家里来帮我吧！家里帮不上呢，那就临时开始找工作，要不延毕。

还有一批呢，好像有个打算，但他想得很空，比如想好了我要当公务员，但当公务员为的什么呢？我是求稳？求工资？求以后发展还是求留在上海？不知道。

”——敏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城市学生兼本科生辅导员，父 母为机关干部“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

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因为家里没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

”——冰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父亲务工（父母离 异）前两章已集中展现了在大学期间尽早决定生涯方向对于所有人的重要性。

或许有些读者会有这样的困惑：就算明白主动树立目标的必要性，可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尽管“目标掌控者”比“直觉依赖者”在树立目标方面拥有更多先发优势，但大学生毕竟年资尚浅，在二十出头的年纪要尽早想清楚“我想成为谁？”“为了什么而工作？”这样大的问题，还要做出影响深远的生涯决策，不可谓不是难题。

学者对美国一流高校的学生研究也发现，很多学生在入学前对劳动力市场了解很少，不清楚哪些工作应该被视作“好工作”。

那么，生涯目标或发展方向究竟是如何被选定的？本研究不愿将大学生简单化地假设为仅仅为高薪而汲汲营营的“工具人”，一个更具现实性的假设可能是：一个让人认真对待并持之以恒的目标背后，必定有强有力的意义感的支撑。

韦伯著名的“扳道夫”假设认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

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p.274。

在本研究的访谈中，我邀请被访者详细讨论了树立生涯目标的过程和缘由，特别是被访者赋予目标的意义和价值。

本章即是旨在深入受访者的意义世界，去探究他们为未来的工作赋予价值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其出路获得之间的关联。

本章首先探讨了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资源，接着讨论了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在生涯定向中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本章提出了一个关于毕业出路产生机制的分类框架。

意义感的来源当名校大学生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有哪些文化资源可供他们用来建构工作的意义感？在访谈中，我与被访者详细讨论了他们做出生涯选择的缘由，以及工作之于他们的意义，以此来理解他们选定生涯目标、获得毕业出路的过程。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本部分分析共计使用了70位同学的访谈资料，是在前文所交代的62名被访者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后期增补的8名南方大学的受访者，以女生和对自己出路满意的弱势学生居多。

考虑到本部分分析采用了更严格的归纳法，需要对所有访谈材料进行以主题为区分的逐级编码，因而使用了尽可能多的访谈材料以提高归纳的可靠性。

大多数被访者对自身工作之意义的理解都是在进入成年期之后才逐步成形的。

南方大学工科学生浩凡把这种价值取向上的懵懂状态比作“一张白纸就进来了”。

当新生代青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固的价值体系和习以为常的行动逻辑，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话语、惯例、常识等就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路线的文化资源。

通过对70份访谈资料的216处编码参考点的编码归类，最终获得关于全体受访者阐释工作意义的三种轴心编码，据此归纳出名校大学生用以建构工作意义的三种主要的文化图式——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家国理想/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表达/个体趣味（见图2）。

图2 名校大学生工作意义来源的三角图式结构更重要的是，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形成了一个富有内在张力的三角结构。

也就是说，对“90后”名校大学生群体来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对工作之意义的“主流”理解，而是呈现出多个意义系统并行的状态。

家本位的传统观念：为地位保障/家庭责任而工作为取得社会地位、履行家庭责任而工作，是访谈中最常被提及的一类图式，访谈资料中的编码参考点多达101个。

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养家者”或“家庭成员”的意象，主要是强调工作之于个人和家庭的资源供应功能，将工作视为获得稳定收入以立身养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70位被访者中，有54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将获得地位保障、履行家庭责任理解为自身工作的意义。

即便是对职场了解最少的大学生，也对“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稳定高收入=过上好日子”的观念非常熟悉，这通常是家长和父辈从小到大对他们的一贯期望。

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谈论这种观念时，会自然地提及父母或家人的这类期待。

在这类话语中，对一个担负着家庭责任的成员来说，靠工作谋求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因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成立家庭和维系家庭。

或许因为“60后”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年代，在被访者的描述中，父母一代对工作的追求常常极具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真正意义来源于丰裕舒适、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工作无非是养家糊口、给家人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手段，至于自身的工作兴趣、个人理想都在其次。

虽然富有家庭和中产家庭的父母已经取得了物质上的安全保障，但在儿女工作的考量上，稳妥、安逸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仍是重要的因素。

“（父母）他们这一代人感觉就没有那个意识、或者说没有那个条件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基本就只能是把上一代的老人都照顾好，把下一代的子女都教育好了，他们会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

直到现在我爸妈还是希望我读个博士，当个大学老师……当爹妈的嘛都可以理解，都希望你没有风险，比较稳定。

”（思同，北方大学社科，河北籍，父亲为大学教授，母亲为医生）那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被访者，更是清楚父母多年来含辛茹苦供自己读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自己能通过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好工作来改善全家的处境。

这样的一份工作之于他们，不仅意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还意味着对长辈辛苦的一种报答，以及一份光耀门楣、反哺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家庭责任。

南方大学工科女生美华家在农村，父亲患有腿疾，高一时母亲又因病去世，年长她两岁的亲姐姐不得不辍学，做生意供她读书，支撑家用。

对美华来说，工作首先要让她在财务和时间上都有能力照顾家庭，以减轻姐姐的重担。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体制外的企业会比体制内的钱多，但是可能我想要相对稳定一点。

如果当公务员，就不像企业的话天天加班，都没有办法照顾家里。

我姐姐就是非常希望我进政府部门工作，而且最好是回云南，我们可以一起照顾家里。

农村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读书出来吃国家粮，很光荣，大家都这么觉得。

”（美华，南方大学工科，云南籍，父亲无业）崇高追求的学校话语：为家国理想/社会价值而工作为建设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将自己的个体价值融入对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中，是被访者反复提及的另一种意义阐释逻辑。

这种图式塑造了一个“回馈者”或“关怀者”的意象，认为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全人类获益。

因为每一个工作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悉心培养的结果，对所属的社群饱含情感，所以工作是对社群的回报和责任。

如果说前一种图式集中代表一种看待工作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这种图式则代表了另一种极具精神价值和意义感的崇高理念。

属于该图式的同类别编码参考点多达65个，有44位被访者在谈论中提到相关的话题，其中26位明确表示自己在择业决策中激活了这一图式。

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不同，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德育宣传工作和老师的言行被传递和接受的。

有目共睹的是，在外部社会环境不断经历市场化浪潮冲击的背景下，主导我国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却并无明显的自由化趋势。

在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这类一流学府的毕业典礼上，总少不了校长这样的谆谆教导：“同学们，希望你们永远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崇高的位置，在服务祖国、人民的奋斗中绽放自我。

”在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旗帜领导下，从日常的校园媒体和精心组织的学生活动，到课堂内外与教授的互动，再到典礼上庄严的演讲，为这种文化图式的制造创造了一种稳定而鲜明的话语来源。

大学生时常浸润在这种话语环境下，自然而然能够察觉到其价值导向，甚至许多人还作为学生干部担任了宣传环节的某一部分。

正如友斌在北方大学校园里观察到的：“这种导向非常明显，就是学校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要成才，然后要为祖国作贡献，甚至要为全人类作贡献，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

什么叫为祖国作贡献？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将国家的效益最大化。

学校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喊口号，它有很多的活动做支撑。

比如说班级里要学习好几次，还有党课小组的活动，团支部有活动，然后系里、学校层面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实践活动，会让大家在实际行动中感受到。

”（友斌，北方大学工科，福建籍，父亲为国企工程师） 倘若从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出发去考虑择业，思路就会从“小我”转向更具超越性的公共领域，核心是思考个人能够对国家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价值。

显然，这种鼓励“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图式，与前一种为了致力于保障小家庭生活的图式之间存在不小的张力。

上一章提到过的梓桐就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张力。

曾经只是想着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他，从教授的治学态度中受到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感召，萌发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志向。

然而，新的意义图式的激活，与父母基于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的期待产生了明确的分歧。

“他们（父母）就是迫切地想让我回去考公务员，想让我走仕途，但是遭到了我的抵制。

学术传统总得有人去继承，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上了南方大学，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够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源，国家把资源都投在这个上，你享受着这个资源去过你的小确幸日子？我做不到。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云南籍，父母务农）消费社会的新潮理念：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 为追求有趣体验、表达自我的个性而工作，是访谈中浮现出的第三种制造工作价值感的观念图式。

这种图式中所建构起的是一个“人生体验者”的意向，致力于追求有趣又新奇的体验以满足自身想要体验更多的欲望，而工作则仅仅被视作为这些体验奠定条件的手段。

与前两种图式相比，第三种图式更加前卫，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征，也最令他们的父辈感到陌生。

该图式在访谈资料中共涉及编码参考点44个，有29位被访者在访谈中主动提及自己工作的目的至少部分在于此，其中15人将其作为定义自己工作意义的最重要方面。

在这套话语中，工作既不是仅仅为了守护家庭责任，也不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而是收窄到自我和个体领域——为了满足自己的趣味和愿望。

与前两个图式里镶嵌在社会规范中的行动者不同，为个体趣味/自我表达而工作的人只以自己的偏好和兴趣为准绳。

他们对就业去向的选择，认为工作自身的内容和价值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能否尽快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使其在财务上和时间上获得双重自由，从而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这些“做自己想做的事”，通常是极其个人化的愿望和趣味，比如收藏、旅行、创作、开店，甚至是流浪。

“我希望这份工作能给我所期待的生活，就是一切有意思的事情，我都能有足够的资本去尝试。

人活着说白了就是为了体验。

赚更多的钱，无非是为了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

因为其实说实话，有意思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

你干了这个，又会觉得那个更有意思。

”（钦凯，南方大学理科，上海籍，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国企工程师）钦凯的话表达出一种鲜明的自娱观念，认为工作的目的、甚至人生的终极价值就在于无止境地追求一种趣味，让自己体验更多有意思的事物。

必须承认，当今社会，这种对自娱的渴望，通常需要强烈地依赖商品市场才能达成。

而生长在市场化年代的“90后”，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市场和商品广告从不陌生，早已自觉形成强烈的消费者角色认同。

对钦凯来说，用钱购买趣味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差钱”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仍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是因为趣味常常迭代转换，而这需要很多钱和闲暇来支撑。

他坦率地告诉笔者：“很多奇奇怪怪的爱好是很烧钱的，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养鱼，去乡下包池子，然后去日本买鱼。

……我在养鱼上花的钱够买一辆奥迪了。

”对追求个体趣味的大学生来说，消费实现了工作的全部意义。

正如鲍曼所言：“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视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p.68消费市场不断更新迭代的商品，使他们心中永远存在下一个想体验的兴趣目标。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绘了这种由市场制造出的源源不绝的自娱愿望：“某种对烹饪、文化、科学、宗教、性欲等等的普遍好奇由此苏醒。

……一种被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

”p.72-73在对市场上各种各样“有趣”事物的追求中，工作、财富、甚至闲暇的首要意义，就是能让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双重“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自由。

经纬通过工作想达成的愿望是年轻时就完成环球旅行，晓刚想去外太空，庆溪想当一名作家，天宇的目标是成为专长诸多的“斜杠青年”，宇鑫的愿望是去从事人类学研究，梦瑶想去不同国家体验生活，思同则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去流浪，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虽然他们的终极目标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择业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想首先通过高薪工作实现“财务自由”，再用钱去置换闲暇。

晓刚在访谈中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思路：“第一件事就是财务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就不用再攒钱了，就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晓刚，南方大学社科，浙江籍，父母为小业主）不过，至于究竟多少钱算得上财务自由，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如何兼顾等问题，又引起了他们或多或少的纠结。

从被访者的相关论述中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观念图式（在最典型的情况下）各自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组织所构建的话语体系。

名校的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三个话语制造者——家庭、大学和市场——平行地生产出三种不同的意义阐释逻辑，为名校大学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提供了竞争性的图式资源。

这或许彰显了“90后”文化工具箱的某种时代特征：一方面在温和渐进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完整地掌握前辈群体的传统家国观念，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同时习得新潮的自我概念和个体意识。

选择与被选择由此观之，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

曾担任过北方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浩凡告诉我：“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

”（浩凡，北方大学社科，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

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p.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

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体系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凭借某种价值评估依据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

正如梓桐所言：“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那么，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的？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

“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任何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结果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

根据访谈对受访者意义世界达成的整体性理解，我对每位被访者援引和认同各个图式的程度进行1—5范围内的赋分，从而在由上述三种图式组成的“意义地图”上标记出所有被访者的位置。

根据受访者调用每个观念图式的程度得分，图3标识出所有受访者在该意义角力场上的大致位置。

每个以B或S开头的个案编号代表一个受访者（B代表来自北方大学，S代表来自南方大学），其距离图中每个图式圈圆心的长度越短，表明对该图式激活程度越高。

图3 每位被访者在三种观念图式之间所处位置图示在“方向导引”情形下，被激活的文化图式会直接左右择业决策，其决策结果往往与该图式有意义上的高度关联。

由图2可知，在考虑工作意义问题时，单独援引一种观念图式的情况较为少见。

例如，杏芳(S41)、美华(S42)和飞帆(S27)就几乎只调用了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

因为没有其他图式的干扰，他们在择业中少有纠结，直截了当地选择自己看来最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或照顾家庭的选项。

杏芳选择先推免直研，研究生毕业后再去薪水丰厚的外资企业工作，以尽快减轻父母养育妹妹的经济负担；美华和飞帆则选择了回家乡当公务员，理由是离家近、能更好地顾及亲情。

三人以履行家庭责任为第一要务，各自选择了能达成此用意的毕业出路。

不过，在图3中，大多数受访者处于靠近主轴A、B、C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多数被访者同时激活了该主轴两端的两个图式，并对第三种图式保持着有意无意的疏离。

这意味着他们将面对主轴两端的图式之间的张力。

有趣的是，被访者往往能够使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来维持意义和行动的连贯性。

例如，他们会在决策中尽可能兼顾同时激活的两种图式，然后想办法去化解二者之间产生的张力。

A轴上的益民(S35)和高翔(S36)都一方面希望去西部和基层贡献力量，但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回馈家庭，他们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回家乡省份做选调生，“毕竟离父母比较近，待遇也不错，然后未来等各方面有一些积累了，希望有机会去中西部地区吧”（益民，南方大学社科，江苏籍，父母务工务农）。

B轴上的梦瑶(S37)的梦想是去体验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帮父母还房贷。

于是，她的择业决策成了次序分明的几步：先求职取得稳定收入，积累了资本再创业捞金，实现财务自由后再去环球体验。

她最终选择入职沪上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希望入职五年后年薪可以达到50万，即使工作辛苦也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资本的积累就很少，我又要花更多时间工作，这样对我来说是无意义的”（梦瑶，南方大学社科，安徽籍，父母为个体户）。

C轴上的田野(S3)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眼中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投身于公共服务，然而考虑到他也梦想“35岁之前遍览世界各大洲”，他又很清楚公益事业不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这个社会但凡能养得起我的工作都很无聊，我跟你说实话。

我认识有一批人进NGO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比较有意义，他们是真的在改变一些东西，但他们收入非常低，养不活我。

”因为旅行需要闲暇，他不愿意接受一份忙碌而高薪的工作。

最终，他拒绝两家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签约某大型央企，原因是央企“不用拼命加班，假期多”。

他认真地对笔者说：“等我玩够了，等我很棒的时候，我肯定会反过来去回馈社会的，这是一定的。

我不需要奢华到在上海买两栋别墅，然后雇5个保姆天天给我打扫，我不需要这样的生活”（田野，南方大学社科，山东籍，父母为大学教授）。

另一种化解张力的策略则是试图通过意义的再解释去模糊二者的界限。

例如，梓桐(S15)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选择了学术职业，而家人却希望他当官出人头地，于是他坚持选择了学术道路，却拿家人使用的图式去解释做学术的好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问题的乐趣，不过我跟我父母讲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我就说我以后大不了回老家当个大学老师，不愁没有饭吃。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云南籍，父母务农）而在“结果合理化”的情形下，大学生未能主动调动起任何图式去选择择业方向，他们是多种可能性之间的游离者。

例如牛铭(B14)、冰倩(S22)和禹海(B17)，他们在多种可能的选项之间举棋不定，最终往往出于偶然性或易得性接受一个权宜的结果，然后再调用特定的图式去给自己一个理由，去“合理化”这一结果。

冰倩直到临近毕业也仍在纠结自己究竟想走哪条路，似乎每个选择都有一个相对的图式与其对抗：“我也想去国外看看，像其他同学那样，可是家里的经济不支持。

我想找工作给家里挣钱，然后指导老师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这样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我就真的懵了！我也考虑过做学术，这是我的兴趣，但又怕我的实力撑不起自己的兴趣。

”考研失败后，她硬着头皮选择了二战，她以培养学术兴趣为理由宽慰自己：“研究生阶段至少能跟老师好好做做研究，找到一个自己的研究兴趣。

”牛铭的处境与冰倩差不多，只不过他成功地抓住了成绩这根“救命稻草”，走上了推免直升博士的道路。

他坦言自己其实是“稀里糊涂就直博了”，对自己所学的经济学方向他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当他谈起工作的意义时，很自然地援引了盛行于北方大学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提到自己做学术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为社会做贡献”。

通过事后激活相应的图式，冰倩和牛铭为他们的权宜之策维持了些许价值感。

显然，两种情形中，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在前一种“方向导引”情形中，意义感如灯塔般驱动和指引了对出路的选择；而在后一种“结果合理化”情形中，意义感则仅仅起到对已经形成的出路结果进行事后解释的作用。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行动者对文化图式的运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不同成长背景出身的受访者似乎倾向于在择业中调用不同的图式，即各图式在不同亚群体的“工具箱”里的地位不同。

由图3可见，受访者呈现出明显的代内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个案点在图中三个主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

为了进一步探索主轴之间的代内分化，我以被访者在三个图式上的得分相对大小，判别出每位被访者的主轴位置，并在表5中标识出每个主轴位置上的亚群体人数。

表5 受访者亚群体在不同主轴位置上的分布情况由表5可知，来自内陆地区、农民/劳工家庭出身、选择了体制内就业的受访者多集中在主轴A，而来自沿海地区、富有/中产家庭出身、择业体制外就业者则多分布在主轴B。

接近主轴C的占少数，但仍以沿海地区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居多。

本研究无意于论证家庭背景决定着个体运用文化的方式，不过特定的社会环境的确可能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接触到并激活某些特定的图式，从而影响他们对文化工具的使用。

诚然，上述浅显的观察还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或许反映了当代名校大学生文化工具箱分化的某些特征：主轴A两端一者代表着“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一者代表着“国”为先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图式，都将个体的意义纳入某一社会角色中；而主轴B和主轴C则均与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的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相联系，这说明作为“90后”新生代的大学生虽普遍熟识从父辈承袭而来的文化工具，但其中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优势群体，似乎能够更加自然和熟练地运用个体本位的文化图式去建构自己工作的意义。

他们的文化工具箱所制造出的矛盾，不再是“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自我趣味”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

换句话说，不同家境和地区的大学生所面对的意义感的纠结点可能存在分化。

优势的分化 上文已清晰表明，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就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诚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的算计，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可以说，行动者所构建的价值信念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前置环节，因为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目的-手段行动决定了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价值信念指引了目标的树立。

所以，本章力图抓住这个价值认知环节在被访者的生涯定向过程中浮现出的某种规律，以更加透彻地理解大学生毕业出路的产生机制。

如果说前文对于“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区分建立了家庭背景和工具理性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则试图将价值理性的作用也纳入在解释框架里，即学生内化了什么样的价值信念，这些文化图式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清晰的行动目的。

通过对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的综合，本研究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一个2×2的四分类模型，用以解释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四种机制：如图4所示，四个类别分布在由两个轴组成的象限里。

大体上，纵轴代表工具理性驱使之下利用手段达成目标的目的-手段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