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地以一整套有教养阶级传递的知识、本领、表达模式为前提。

……它导致了这种特权者游戏面前根本性的不平等。

然而，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人们反复批评传统教育的内容失落了其真实性，他们忘了加上一句，不同阶层的大学生所体验到的不真实感十分不同。

——布迪厄与帕斯隆(J.-C.Passeron)，1979,pp.21-22大学不仅是象牙塔，更是竞技场。

尽管高等教育阶段（特别是精英大学）中的不平等往往被进步主义的舆论所掩盖，难以为旁人所觉察，但实际上每个身处其中的成员都不能否认，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稍微一瞥有关大学的社会新闻就会发现，无论是大学自身，还是教师，抑或学生，每一方都在向着对各自有意义的有价资源进行激烈地角逐。

在此意义上，大学正如同布迪厄笔下的“游戏场”(field)p.67——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对此游戏抱有不同感觉的“参赛者”置身其中，并投下各类资本作为赌注以试图取胜。

正如本章开篇的引文所示，布迪厄将学校教育视作一个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游戏，并断言这一游戏具有根本上的不平等性。

这一立场或许不易为人所接受，却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在中国，精英大学这一场域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如果顺着布迪厄的思路，将名校看作一个迷宫或者丛林探险的游戏现场，这个现场的基本布局和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呢？学生应当如何做才能在当中获得优势？对此，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研究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文献基础，为我们洞悉当代大学生在精英大学中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提供了启发。

在本章中，我将利用已有的文献，剖析在当下我国大学生在一流大学的出路竞争中所面临着的现实情势，以展现该游戏现场中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它对“参赛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仔细地揣摩那些从未被官方文件清楚地言说、却鲜明地体现在现实当中的“游戏规则”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倘若大学生缺少关于大学和就业市场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毕业出路没有做到独立规划、提前部署、有序准备，到了毕业之际，即便持有名校文凭，其价值也很可能会在兑换职业地位的环节中大打折扣。

游戏规则被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裹挟着的中国一流大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力量之间的拉锯，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和矛盾性的毕业生现实处境。

市场化改革、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学办学模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这些宏观的历史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个体越发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自由竞争，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越来越多，个体需要为自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出于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和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宗旨，高校并不以最大化学生的就业市场竞争力为首要目标。

这种矛盾性为学生造就了一种氛围宽松、价值多元的培养环境，为学生的发展道路制造了多种可能，却也对学生独立自主地安排大学生活方面的文化技能和见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扩招背景下的大学生求职市场今天的毕业生面临的首要现实是，他们必须自己寻找工作单位或深造学校。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统”和“包”为特征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被认为不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

1986年，原国家教委编订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p.2849 提出，“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并明确提出“逐步把竞争机制正确地引入高等教育”。

1989年3月，该制度正式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在全国范围逐步实施，由此拉开了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序幕。

1994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建立入学收费制度，引导学生毕业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改变上学国家包、分配国家包的“两包”做法。

同年，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试点，并在1997年在全国高校实施并轨招生，即统一收费、不再区分公费生与自费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

紧接着是势如破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

1999年，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启动了高等教育大扩招，决定大幅度提高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

此后十年间，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左右的规模递增。

2009—2019年期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基本上年均递增80万人。

经过20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8万人，升至2018年的753.3万人，相当于1999年的8.8倍。

据估算，2011—20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累计总规模达到一亿人，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为7000万人。

201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根据特罗的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也意味着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面对与日俱增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自20世纪末提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口号，2012年提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详见，更将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市场竞争机制推进了一步。

就业市场化改革将大学生“推入”就业市场，而高校扩招政策则将更多的大学生“拉进”学校，两项政策自然导致了市场上竞争强度的激增，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膨胀。

虽然高校扩招使得千百万普通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标志着国家在实现教育机会公平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处境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当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学文凭时，市场对教育水平的要求随即水涨船高，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用来交换职业地位的通货，其交换价值 在 市 场 上 发 生 了 萎 缩 。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柯 林 斯 (Randall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凭的通货膨胀”。

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

今天，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只是争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

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其次，正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预测的，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

大学生考研人数连年攀升的事实有目共睹，即便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多数首选升造而非工作，而研究生才是重点高校中求职的主力军。

所有上述现象都提示我们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

虽然名校文凭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文凭通胀的冲击。

扩招的另一后果是，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

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

“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在布朗的语境中有着双重意涵：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

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具备更强的相对优势，即便是绝对就业能力足够的求职者也会陷入劣势。

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

于是，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 of experience)。

要完成这些极具技术性的操作，需要额外对旅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地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全球竞争中的大学生出国潮在不断升温的就业市场竞争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出国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的出国留学政策也渐趋自由化。

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逐步放开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限制。

2003年，我国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费用征收和审批手续，并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自费留学生。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松绑，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连年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