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得以付梓，背后凝结着许多人的爱心与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访谈的同学。

要接受一个长达3小时、没有报酬的访谈，还要和盘托出自己的故事，需要付出非凡的慷慨和勇气，而我能回馈的唯有忠实的倾听和无尽的感激。

没有他们真诚的分享，本研究就无从下手。

他们为本研究付出的时间和耐心，特别是那份倾心诉说的勇敢和对我和盘托出的信任，在最想放弃的时刻给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信念。

正是他们的故事写就了本书，希望我的努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熊庆年老师。

他是一位绝佳的教练。

他很少讲大道理，却常常于细微处给我最适当的提醒。

他敏锐的思想、宽阔的视野、坚韧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使我获益良多，他“接地气”的研究风格将在我日后的研究中传承。

他对本研究给予的无私指导，对出版本书的慷慨资助，使本书得以面世。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教授与张丽芳教授。

杰瑞对本研究一以贯之的支持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他谦逊又幽默的绅士风格总是吸引我与他讨论问题，而我也总能从他天马行空的思想中获得启发。

张老师更像一位宽厚仁慈却一丝不苟的母亲，给我足够多的自由去安排读博期间的学习生活，却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我建议。

如果没有他们俩的支持和信任，本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杜鹃老师。

她在我因个人原因写作陷入停滞、不能按时交稿时给予了我谅解和宽容，她甚至试图纾解我的愧疚感。

她对此书的出版付出的耐心和责任心令我感佩。

没有她宽宏大量的包容和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本书的出版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感谢对本研究作出过指导和批评的师长们。

本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大部分来源于复旦社会学系周怡老师的教导。

无论我在哪里求学，她都如我在系里读书时一般关心、勉励我。

她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令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感谢复旦高教所的牛新春老师，她的学术信念点燃了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殷勤的行动与谦卑的姿态，和她的多番合作也使我得以从不同角度去检视本研究的结论。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李煜老师，本书的许多参考文献都得益于他的课程，部分思路亦得益于与他的交谈，他幽默风趣又真性情的为学风格使我体会到何为平易近人、如沐春风。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徐珂老师，是他将我领进社会学理论的殿堂，又为我打开了深入发展研究兴趣的大门。

还要感谢曾与我在不同场合讨论过本研究的师长，包括（排名不分先后）：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罗梁波老师，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老师、田凌晖老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安宁老师、田丰老师，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的谢爱磊老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肖文明老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吴肃然老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余秀兰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老师，复旦大学化学系研工组长杨慧丽老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副书记郁颖佳老师，以及兰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刘宏涛老师，本书的写作都从他们的评论中受到启发或鼓舞。

当然，我本人对书中的谬误与缺点负全部责任。

感谢高教所办公室的王丽老师，她对我的勉励常常让我重拾信心。

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谭康荣老师和师母张苙云女士，在我赴港读书期间，与他们的聚会和交流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本书的写作陷入停滞的阶段，他们的鼓励和祝福让我一次又一次鼓起了重拾笔杆的勇气。

感谢为本研究贡献过奇思妙想、给予我最多支持的同窗伙伴们。

书中两类玩家的比喻直接来源于夏彧学姐的聪明智慧，本书自始至终都得益于和她的许多讨论；本书的进展也得益于吴菲学姐和刘子曦学姐的勉励与评论；复旦社会学系的学妹张天格、余雪微和田仁优对本书部分个案的选取提供了帮助；与查自力师兄和李威师兄的勉励与讨论也常常使我获得启发；与郭巍蓉、唐俊超的无数餐桌讨论更是贯穿了本研究从构思到写作的几乎整个过程；与陈滢、袁斌骅废寝忘食的熬夜讨论常常给我非常重要的启发；黄克柔、黄世婷、汪卫平和朱成顺在硕士论文的写作期间不仅是我名副其实的“伙伴”，还是我形成结论之际的“辅导员顾问”和“自分析案例”；吕倩文曾在我写作期间专程赶来慰劳，也曾根据切身感受对本书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钱米青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使得我可以方便快捷地检索文献；吴秋翔曾邀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沙龙分享本书的初步思路，使我获益良多；另外，感谢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同窗好友，包括苏余芬、祝婕、胡立如、叶薇，马莹学姐，覃云云学姐，戴婉真学姐，李桃学姐，傅明忱学姐与苏超学妹，还有Ewan Wright和Samson John Mgaiwa，来自他们的评论与勉励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祁银杉学妹多年来对本研究的强烈兴趣，感谢她义务对本书第一版的一些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此外，还要感谢一位陌生网友“阳光流转”，在我陷入产后倦怠、迟迟不能进入写作状态之时，她向我发来讯息表达了对本研究的关注，帮助我重新燃起了完成本书的信念。

感谢曾给我机会分享本研究发现的会议平台，包括中国社会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文化社会学论坛，2017年首届全国实证教育研究论坛，“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七届社会理论工作坊(2018)”，2018年北京大学“高校学生发展与就业”博士生论坛，以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研究会议(PRC)。

在这些会议上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为我提供了打磨本书内容的动力和方向。

还要感谢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的资助，使我得以无忧往返大陆参加会议、收集数据。

我还要感谢《青年研究》的匿名评审和编辑老师们曾对第五章部分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责任编辑折曦老师细致的编辑工作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感谢我的家人。

他们对我恒久不变的爱，让我无惧风浪。

我的母亲刘希芹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在我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她还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

我的父亲郑雄在我11岁时不幸意外离世，但他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宠爱让我时常备感温暖。

我的继父吴天贵在我过去十年的求学历程中，也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支持与帮助。

给予了我启蒙教育的外公刘濂，在我写作书稿过程中不幸中风去世，但他从幼时给予我的信任和鼓励都化作了我写作本书的信心和动力。

还要感谢我的先生李晓亮，他陪伴我走过了这段酝酿书稿的同时还要孕育孩子的艰难道路。

作为同行，他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订正，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感谢我们的儿子近溪，他让我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亲身领略了生命的至美和身为母亲无以言表的幸福。

感谢这段曲折的研究旅程，使我看到自己的骄傲与软弱。

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最后，感谢本书的读者们，愿意去了解和批评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不成熟的思考，并贡献自己的见地。

我 想 起 一 句 歌 词 ： “I am strong,when I am on yourshoulder;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导论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66,p.71-72 大约自科举取士以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已成为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常识，勾勒出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社会理想，也奠定了历代学子的自我期许。

古有《劝学诗》云：“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今有高悬在高中教室的励志标语：“辛苦三年，幸福一生”。

教育成就与前途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驱动着千家万户对子女教育的慷慨投入，也成为了寒门学子刻苦学习的不竭动力。

近代化之后，教育更是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基石。

在几乎所有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模型里，都将教育视作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首要机制。

换言之，教育在现代社会承担了授予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梯子”。

而在众多门类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已成为那架最值得向往的梯子：一纸大学文凭，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通过考上大学来换取丰足人生的希冀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

大学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

高达45%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上大学对普罗大众来说已不再是黄粱一梦，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现第一代大学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大学文凭的经济回报大幅提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也愈发自由和多元化；“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正在支持多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2008年以来，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日臻完善。

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事实，似乎足以令人确信：任何一个学生，不论其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只要靠勤奋学习考上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她便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限制、迈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光明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业已深刻地内化了这一预设。

不论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公平入学机会的大力倡导，还是中产阶级父母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的择校机会，抑或是地方县市高中生分秒必争的课业安排表，以及无数公益机构想要托起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还有每逢高考必然刮起的为考生加油的舆论热潮……一桩桩社会事实堆叠映衬，制造出了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幻象——正如许多老师和家长告诉学生的那样——“考上大学之后就‘解放’了”。

这一预设同样影影绰绰地显现在学术研究界。

自从教育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其主流关切稳定地集中在社会分层、入学机会和职业地位获得上，对于教育过程则关注甚少，使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其结果的关联机制长久以来处于“黑箱”状态。

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现实生活体验被化约成一个个结果变量，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被忽略了，大学生的际遇也似乎被想当然地假定为某种同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