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他柏林的公寓里喝茶时，收到了从“一战”战壕里寄来的一个信封。

它穿越了一个燃烧的大陆，脏兮兮，皱巴巴，沾满了泥土。一个角已经完全被扯坏了，寄件人的名字也被血迹所覆盖。爱因斯坦戴上手套，把它拿了起来，用刀把它划开。里面是一封信，而信中包裹着的是一位天才最后的火花：卡尔·史瓦西，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德军中尉。

“如您所见，战争对我足够仁慈。虽有炮火凶猛，我仍可以从一切中逃离出来，在您思想的土地上进行这次短暂的漫步。”信是这样结束的，而爱因斯坦在读它的时候，表情完全是呆滞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位德国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竟在俄国前线指挥着一支炮兵部队，或是，他的这位朋友向他隐晦地预报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是因为在信的背面，寄信人用极小的字迹——为了解读它们，爱因斯坦被迫用上了放大镜——把广义相对论的第一个精确解给写了下来。

他一遍遍地读着那封信。相对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一个月前吗？还是一个月都不到？史瓦西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解开了这么复杂的方程吧，因为连他自己——这是他发明的啊——都只找到了一些近似解。可史瓦西的这个解是精确的：它完美地描述了一颗恒星的质量是如何使它周围的空间和时间变形的。

虽说解就在他手里，可爱因斯坦仍然不敢信。他也知道，要提升科学界对他理论的兴趣，这些解是至关重要的；直到那一刻，人们都对它没什么热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此前，爱因斯坦已经接受那种可能性了：或许没有人能就这些方程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至少在他有生之年不行。而史瓦西竟然在迫击炮的轰炸和毒云中做到了这一点，这真是个奇迹。“我从没想到，有人可以这么轻易地找到这个问题的解！”一平复下来，他就回复了史瓦西。他说他一定会尽快把这篇东西提交给学界，诚不知，他已是在给一个死人写信。

史瓦西求得这个解，所用的技巧非常简单：他分析了一颗无自转无电荷、呈完美球形的理想化的恒星，然后用爱因斯坦方程来计算这团质量会如何改变空间的形状，就好比一颗炮弹，把它放到床上的时候，床垫就会弯曲。

他的测算无比精确。时至今日，我们在描述恒星的运动、行星的轨迹，以及光在经过一个具有强大引力影响的物体所发生的弯曲时，仍然会使用它。

然而，在史瓦西的解里，却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

对于一颗普通的恒星来说，他的解是可行的，周围空间会发生轻微的弯曲，正如爱因斯坦的预测。而那颗恒星则会悬在这片凹陷的中心，就像窝在吊床里的两个孩子。可是，当太大的质量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比如一颗巨大的恒星耗尽了燃料，在它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开始坍缩。根据史瓦西的计算，在那样的情况下，空间和时间不是弯曲的，而是被撕碎了。那颗星会变得越来越紧实，密度也将不断增加。其引力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让空间无限弯曲，朝自己收拢了，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跟宇宙其他部分永远隔绝。

它被称作史瓦西奇点。

一开始，就连史瓦西本人都排除了这个结果，视其为数学上的反常。毕竟物理学中充满了各种无限，但都仅仅是纸上的数字，是抽象的，不代表现实世界的任何客体，或只是标志着计算中的一个错误。他算出的奇点无疑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个错误，一个怪东西，一个形而上的谵妄。

因为不然的话，那种情形将不堪设想：在他的理想化的恒星周围一定距离的地方，爱因斯坦的数学疯了：时间停止了，空间像蛇一样盘着。而在垂死的恒星中心，其全部质量都集中到了密度无限大的一点上。对史瓦西来说，宇宙中竟然存在这样的东西，这是无法想象的。它不仅违背了常识，质疑了广义相对论的有效性，还威胁到了物理学的根基：在奇点上，连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概念本身都失去了意义。卡尔想为他发现的这个谜团找到一个逻辑的出口，也许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自己的小聪明。因为没有哪颗恒星会是个完美的球形，完全不动，还不带任何电荷：这种反常现象都是萌生于他强加给世界的、不可能在现实中复制的理想化条件。所以，他的奇点，他告诉自己，虽然可怕，却只是个想象中的怪物。

然而，他又无法将它抛诸脑后。哪怕浸没在混乱的战争之中，奇点仍像一摊秽物，在他脑海中蔓延着，叠加在条条战壕织成的地狱之上；它出现在了战友们的弹伤里，倒在泥泞中的死马眼里，防毒面具玻璃的反射中。他的想象已经被他发现的那个东西给紧紧拽住了：他惊惶地意识到，但凡他的奇点存在，就会一直持续到宇宙的尽头。那些理想化条件把它变成了一个永恒之物，不增大也不缩小，而是永远保持原状。与其他所有事物都不一样的是，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且是双重不可逃脱的：在他创造的怪异的空间几何学中，奇点将同时位于时间的两端，不管你逃往的是最远的过去或未来，它永远都会在那里。在他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是从俄国寄出的，就在同一天，他跟爱因斯坦分享了他的发现——卡尔抱怨说，好像有种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生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怎么去定义，可它有种遏制不住的力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了漆黑的。这是一种没有形状也没有维度的虚空，一个看不见的暗影，我却切身感受到了它。”

不久之后，那种不适感就侵占了他的身体。

他的病始于嘴角的两个水泡。一个月后，它们覆盖了他的手、脚、喉咙、嘴唇、脖颈和生殖器。又过了一个月，他死了。

军医对他的诊断是天疱疮：身体认不出自己的细胞了，开始猛攻它们。阿什肯纳兹的犹太人对这种病尤其易感，而负责治疗他的医生说，这或许是他几个月前暴露在了一次毒气攻击之下所致。卡尔在日记里提到过这个：“月亮飞快划过天空，就好像时间加速了。我的士兵都预备好了武器，正等待攻击的号令，可这怪异的天象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不祥之兆，我都能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慌。”卡尔尝试跟他们解释，月亮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这只是一种视错觉，有一层稀薄的云飘过了这颗卫星表面，让它显得更大更快了而已。可是，尽管他讲得如此温柔，像在跟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也仍然没有能够说服他们。就连他自己也摆脱不了那个想法：自从战争开始，一切都变快了，像从山上滑下来一样。而天一放晴，他就看到两名骑兵正朝此地疾驰过来，身后是一团像海浪一样扑向他们的浓雾。那雾气高如崖壁，弥盖了整个地平线，从远处看，似乎一动不动，但很快就把其中一匹马的蹄子卷了进去，一人一马顷刻倒地。警报响彻了战壕。卡尔不得不帮着两名年轻士兵系上面罩的胶皮带，两人都被吓瘫了，而他刚系好自己的，毒气的雾云就降临在了他们的头顶。

战争开始时，史瓦西超过四十岁了，是德国最富盛名的天文台的台长；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免除他的兵役，但卡尔是个有荣誉感的人，他热爱他的国家，而且，就跟德国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样，他也急于证明自己爱国，于是他自愿入伍了，对朋友的规劝和妻子的警告充耳不闻。

在尚未认识到战斗的现实、亲身体验到现代战争的恐怖时，史瓦西仅仅觉得，战友情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营队首次分组演练时，也没人叫他，他就自己开发出了一套让坦克的瞄准装置更加完善的机制。他利用空闲时间把它给做好了，跟当年他组装自己的第一台望远镜时一样，满怀着热情，就仿佛那几个月的训练，那些操练和演习，又帮他拾回了童年时代那颗按捺不住的好奇心。

他从小对光痴迷。七岁时，他就把他爸的眼镜卸了，把镜片塞到了一张卷起来的报纸里，给他弟弟看土星环。他整晚整晚地不睡，哪怕天上完全是阴的。他爸见他一直盯着漆黑的天空，就很担心，问他在找什么。而卡尔回答道：有颗星，就藏在云的后边，只有他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