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肇一死，执政诸臣看得很清楚，高氏势力中仍有潜在威胁的只剩下皇太后高英。按照制度与传统，在皇帝幼小、出现皇权停摆时，皇太后是唯一有制度性权力填补这一真空的。辅政者如果不能除掉皇太后（如孝文帝死后六辅之对付大冯），那么往往只好容忍她挟持幼君、以皇帝名义执政，从而分享或制衡辅政大臣的权力。对于延昌四年（515）春的辅政诸臣来说，他们最大的幸运是充华胡嫔的存在。在道武帝之后的北魏历史上，皇帝即位后生母仍然健在，这并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文成帝即位时。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辅政诸臣的目标是抵制皇太后（文成帝即位时不存在这种情况）。把皇帝生母拉进这个角斗场，至少可以部分地打破皇太后主张自己制度性权力的可能。这一点，在宣武帝病死的那个夜晚，崔光和于忠就已经想到了。所以，他们为了哄骗高肇乖乖入城，就在高肇抵达洛阳西郊那天，尊高英为皇太后。
高肇死后，辅政诸臣立即整顿高层人事，重分蛋糕。据《魏书·肃宗纪》，二月癸未（515年3月10日），就是高肇死后第三天，按照资历拜命新的三公：高阳王元雍以太傅领太尉，班位最高，其次是清河王元怿任高肇腾出来的司徒，广平王元怀任元怿腾出来的司空。当然，接下来其他职务都有一番大调整。半个月后，大概权力分配和政治斗争战利品的分配告一段落，己亥（515年3月26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也许出于早已协商好的安排，胡氏尊为皇太妃五天后，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彻底被排斥到权力场以外。高英出家为尼，法号慈义，墓志和《北史》都说她出家之地在瑶光寺。这里说“徙御金墉”，是指出家后她被移出北宫，先到了金墉城。出于安全考虑，执政者会先控制她一段时间，不知这段时间有多长，总之她后来进了瑶光寺。
铲除高氏之初，辅政大臣名义上以高阳王元雍为首，形式上是元雍与于忠二人分司内外的共治，其实是于忠大权独揽。元雍能力有限，自孝文帝至宣武帝都看不上他。《魏书·献文六王传》之《高阳王雍传》说他“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真正掌权的是于忠。《魏书·于忠传》：“忠既居门下（侍中），又总禁卫（领军），遂秉朝政，权倾一时。”手上握有禁军，同时又掌握了百官表奏的最终处理权和皇帝诏敕的颁发权，自然“权倾一时”。
《高阳王雍传》载元雍上表回忆于忠擅权时期，“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意思是诏书都由门下省发出，而于忠作为门下省第一号人物，实际上成了诏书的来源。他还说于忠以禁军统帅职务，阻断了小皇帝与辅政诸臣的联系，身为朝宰的元雍却见不到皇帝，“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谒简绝”。正是因此，于忠掌握了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权，用元雍的话说，就是“令仆卿相，任情进黜，迁官授职，多不经旬，斥退贤良，专纳心腹，威振百僚，势倾朝野”。
这样就引发了元雍所代表的外朝与于忠所控制的内朝之间的斗争。
于忠虽然握有实权，但班位还不算高。他对元雍说，宣武帝生前同意过给他“优转”，就是提高级别。《魏书·于忠传》：“（元）雍惮忠威权，便顺其意，加忠车骑大将军。”于忠过去只是二品上，现在提高到一品下，而且在一品下的官职中车骑大将军的位次排在仪同三司之前，可谓大大优转。满足这一点之后，于忠又表示自己在宣武帝去世后，“有安社稷之功”，明示暗示希望在爵位方面有点奖励，其实就是希望封公。封公的事要由三公提出来，当时的三公元雍、元怿和元怀不好驳他的面子（“难违其意”），“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于忠不太好意思一个人得这么大的好处（“难于独受”），又让人提出“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
《魏书·郭祚传》：“领军于忠恃宠骄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郭）祚心恶之，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令出忠为州。”郭祚是尚书左仆射，曾做过太子少师，算是孝明帝的“师傅”，属于资历和名望都非常高的重臣。他认为应该警惕权力膨胀的于忠，于是派自己的儿子郭景尚去见元雍，建议把于忠调离洛阳，外出担任州刺史，这就意味着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两个关键职务。同有此心的还有度支尚书裴植和都水使者韦儁，当然他们也代表一个不小的势力。元雍可能被他们说服了，但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却被耳目广布的于忠抢先下了手。《魏书·于忠传》：
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郭祚有师傅旧恩，裴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已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
前面说过，于忠跟宣武帝说“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帝也承认他文化不高。那么，他怎么能熟练地应付朝堂上这些需要一点复杂技术的政治斗争？《北史·魏诸宗室传》之《常山王遵传》记拓跋遵的后人元昭在宣武帝死时，以黄门郎在禁中值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后“曲事”于忠，“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所指导也”。于忠的另一个军师是名臣李崇的长子李世哲。《魏书·李崇传》说李世哲在高肇、刘腾当权时跟他们“亲善”，因善于钻营，世号“李锥”。《魏书·于忠传》说于忠当权，李世哲找关系靠近他，“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原来于忠有元昭、李世哲这样的人在背后出谋划策。既然元昭以及其他谋士能指导于忠“枉陷忠良”，自然也会指导他谨慎面对“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的局面。
一方面杀害形象好名望高的郭祚、裴植等人，另一方面还把宗室中“属尊望重”排名第一的高阳王元雍赶出朝廷，朝中已无人可以制衡于忠，这也意味着他突然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魏书·于忠传》：“于氏自曾祖四世贵盛，一皇后，四赠三公，领军、尚书令，三开国公。”这种荣耀到于忠达到巅峰，但巅峰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出于元昭等人的策划，于忠明白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稍稍闪避朝野的怒视和狐疑，而皇太妃胡氏再一次成为他的方便工具。
据《魏书·肃宗纪》，于忠发出诏书诛杀郭祚、裴植等，逼迫元雍解除官职“以王还第”，发生在延昌四年八月乙亥（515年8月29日）。第二天，即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于忠就采取行动，“尊皇太妃为皇太后”。之前，杀高肇的权臣于忠、元雍、崔光等，为自身长远安全而逼迫高英出家。现在于忠排挤了辅政朝宰元雍，杀害尚书省高级官员多人，当必须向朝野表明自己全无危及皇权的野心时，又不得不抬出胡氏来填补高英的位置。他相信，以他在宣武帝死后从高英手下救过胡氏的大功，胡氏对他只有感激，全无威胁。
然而，也许他始料未及的是，胡太后远比高太后更有性格、更有能力。《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经历了内宫十余年的艰难磨砺，她已从一个天真少女成长为颇有见识的成熟女性。高英出家，虽然获利最大的是胡氏，但这并不是她主动操作的。她那时初得解放，连亲生儿子都还没见到，自然没有能力排挤高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固然是她的一大梦想（或者是她过去都不敢梦想的），可是同样，这也不是她自己可以争取的，而是于忠和元雍争权、朝中政局发展的结果。如果于忠和元雍（及二人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不生嫌隙，或至少维持某种平衡，那么胡氏可能会一直枯坐别宫，短时间内连儿子都见不到。从少年入宫到现在，她一直是被动的，逆来顺受，任凭命运摆布。不过，从被尊为皇太后开始，她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因为她知道如何利用制度赋予的自由空间，来为自己争利益。
胡太后要争的第一个利益，是和自己的儿子团聚。据《肃宗纪》，胡氏被尊为皇太后在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十二天之后的八月戊子（515年9月11日），“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宣光殿是后妃所住的北宫的正殿，孝明帝从中宫的显阳殿经永巷门来到北宫，在宣光殿见到自己的母亲，对孝明帝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从五年半以前分娩成功，母子立即被分离，那时胡氏可能都没有机会，或没有力气认真看一眼孩子。重聚之时，按照那时的算法，孝明帝已经六岁半，可以说是七岁了。虽然史书不载，可以想象二人必是涕泪涟涟。
胡太后既然与儿子相聚，自然不会放他离开，从此母子要同吃同住了。这样，于忠与皇帝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新屏障。尽管于忠作为侍中仍然出纳王言，但王言的具体内容却不再完全由他说了算，而要经过胡太后这一关。同日发布诏书，大赦天下，以庆贺皇帝与皇太后重聚。第二天（9月12日），颁布诏书，调整元雍去职之后的三公，元怿代替元雍以太傅领太尉，元怀以太保领司徒，元澄从尚书令升为司空。再过一天（9月13日），于忠得到元澄腾出的尚书令。据《魏书·于忠传》，于忠这一次新得到的职务是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同时“侍中、领军如故”。尚书令已是朝官之最，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也许在于忠看来这还只是正常升迁，而得到崇训卫尉一职就很不寻常了。胡太后在北宫住在崇训宫，她肯给于忠加崇训卫尉，是显示把自己的安全防卫完全交到他手里，显示了极大的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