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亲政以后，当然要重谢帮他夺权立功的人，外如于烈、于忠这种禁军将帅，内如赵修、茹皓之类列入《恩倖传》的左右近侍。信任身边的人，信任与自己有较久联系的人，是宣武帝的一大特点。即使是纯粹的文臣儒生，他也更看重那些跟他“有旧”的人。比如，太和末年他还是太子时，孝文帝派在东宫带他读书的“侍读”之臣中，有一个孙惠蔚。据《魏书·儒林传》，孙惠蔚二十多年“久滞小官”，直到宣武帝亲政。传文说：“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这里“即位”其实是说“亲政”。宣武帝有权提拔孙惠蔚，在他亲政之后。从此孙惠蔚飞黄腾达，荣任儒生文士无不垂涎的黄门侍郎、著作郎、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尽管“才非文史，无所撰著，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魏书》非常隆重地总结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

值得注意的是，孙惠蔚长期在宣武帝身边所“敷训”的“经典”，并不都是儒经，还包括宣武帝更倾心的佛经。传文云：“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宣武帝崇佛，身边各类人物必定也都跟风礼佛，世代业儒者亦不能免。不过孙惠蔚小名陀罗，可见出自信佛家庭，他跟宣武帝一起名义上读儒家经典，实际上讨论佛教经论，或久已如此。这样的讲经场合，在宫内的老尼慈庆很可能也会参加。对宣武帝而言，慈庆是跟母亲有关的温暖记忆的一部分，如同遥远的故乡。只是慈庆年老且已出家，宣武帝对她不好在名位上有所奖答，而对其他那些背景差不多的人，他的感念方式自然一定是官职名位。

前面概述北魏宫内奚官奴和宫女人生时，提到“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所记的内司杨氏。杨氏因刘宋淮北四州入魏而沦为奚官奴，时“年在方笄”，也就是十五六岁。在她二十七八岁时，“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官女”，成为高照容身边的宫女之一，做了王钟儿的同事，帮助高照容抚养了她的二儿一女。可能在高照容死后，杨氏转去宫内其他机构服务，“择典内宗七祏”，做的事情跟日常祭祀有关。在宣武帝即位以后，杨氏先升细谒小监，再升文绣大监，最后因“化率一宫，课艺有方，上下顺厚”，而“改授宫大内司”，升至宫女的最高职位大内司。墓志云：“宣武皇帝以杨历勤先后，宿德可矜，赐爵县君，邑号高唐。”杨氏在世时荣获封爵（高唐县君），另一位内司吴光就没能得到如此恩宠。这当然跟宣武帝的个人情感有关。当然他荣宠杨氏，不完全是报答和感激，还是一种信任、一种依赖、一种利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另一个在宣武帝少年时就进入他生活的人，是宫廷御医王显。据《魏书·术艺传》的《王显传》，王显甚至早在宣武帝出生之前，就已经和他发生了关联：

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等为后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

高照容受孕而感心悸，孝文帝晚期最信任的名医徐謇都没有看出来，只有王显神奇地诊断对了（他不仅看出是怀孕，还知道要生男）。至于高照容所做的梦（为日所逐，日化为龙而绕身），应该是王显在宣武帝立为太子或即皇帝位后层累添加的。同样的故事也进入《北史·后妃传》，说成高照容幼年所做为日光追逐的怪梦，在入平城宫之前，自然也就没有提到生病以及王显的诊断。这次诊断成功，可能使得高照容对他格外信任，以后有事还会找他。传文记他为年少的元恪看病：

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显摄疗有效，因是稍蒙眄识。

大概因为元恪的“眄识”，王显还在元恪的太子宫任职。《北史·魏诸宗室传》有《常山王遵传》，拓跋遵的曾孙元寿兴（元昞），曾担任太子中庶子：“初，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四十。”后来元寿兴被处死，他当年在太子宫与王显结下的梁子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王显是东宫官属，加上与宣武帝的历史联系，他在宣武帝即位后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在终结亲王辅政的斗争中，他立下汗马功劳。御医（侍御师）身份有利于他充当信使，沟通宫廷内外，即传文所谓“间通规策”：“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

宣武帝亲政，奖励王显为游击将军、廷尉少卿，不过“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虽有将官职，只用来领薪水、充门面，实际做的仍是侍御师的工作。王显一直向宣武帝“乞临本州”，希望担任家乡州的州刺史。王显是阳平郡乐平县人，阳平郡属于相州，相州是北魏第一大州，州治邺城是河北最繁荣的城市，王显所求的就是相州刺史。那时担任本州刺史是非常荣耀的事，更何况他可以借机大大加强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宣武帝虽应许了他，却舍不得他离开，“积年未授”。而王显自己早在外间放出消息，“声问传于远近”，所以他只好跟人解释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皇上已经决定了的。不久，果然“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王显高高兴兴地上任。可到相州没几天，宣武帝派人命他飞马还京，因为皇上身体又出了问题，需要他“掌药”。直到皇上好些了，才放他回邺城。后来王显回洛阳，官太府卿、御史中尉，但侍御师的身份一直没变，仍然负责皇帝（后来还加上皇子）的医疗。皇帝的医生固然必须医术高，但最重要的还是得让皇帝信任。以宣武帝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既然认准了王显可靠，就很难离得开他了。

对于宣武朝朝政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变化，也和宣武帝的这种心理特质有关，那就是外戚高肇的崛起。

据《魏书·世宗纪》，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宣武帝即位于鲁阳，那时一切草率，“委政宰辅”。回洛阳后，开始按照故事和礼典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六月“戊辰（499年7月17日），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之前那些死于子贵母死之制的皇帝生母，都在所生皇子即位后立即追崇位号，如文成帝的母亲郁久闾氏追尊为恭皇后，献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为元皇后，孝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思皇后。所以元禧等辅政大臣追尊高照容为文昭皇后，是遵循故事和旧制。之所以追尊为文昭皇后，是因为早在立元恪为皇太子时，孝文帝就给她追加了昭仪之号，谥为文昭贵人。现在直接从文昭贵人升级为文昭皇后。

不过和过去情况不同的是，以前追尊皇帝生母为大行皇帝的皇后时，后宫都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女性，文成帝时是常太后，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是冯太后。宣武帝即位时，孝文帝的皇后一废一死，宣武帝自己尚无正妻，可以说北魏第一次出现了宫中无主的局面。无主时期的后宫，可能培育了多种势力竞争的基础，后来宫中的复杂形势即由此酝酿而来。

《资治通鉴》萧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六月戊辰，于叙“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之后，接着是：

追赐后父飏爵勃海公，谥曰敬，以其嫡孙猛袭爵；封后兄肇为平原公，肇弟显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识诸舅，始赐衣帻引见，皆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

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编排，辅政诸王在追尊高照容之后，立即封高照容的父兄为公爵：追封她已死的父亲高飏为勃海公，并且由高飏的嫡孙高猛袭爵；高照容兄弟中在世的两个，高肇封为平原公，高显封为澄城公。高肇、高显和高猛，三人同日封公，封公之日得宣武帝接见。三人以平民身份入宫，封公后由宫里赐了与爵位匹配的服装，换装后才与宣武帝相见。三人骤遇如此宏大阵仗，“皆惶惧失措”（《北史·外戚传》说“皆甚惶惧，举动失仪”），当然，亦从此“富贵赫奕”。依《通鉴》，这些加给宣武帝舅氏的尊荣都是元禧、元详掌权时安排的。其实，也许《通鉴》只是顺带叙及高肇等，并非有意为高肇等封公排定时间。

北魏政治史上高肇的出场，他和弟弟高显、侄儿高猛同日封公，并与宣武帝相见认亲，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元禧被杀之前。《北史·外戚传》记“宣武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时在“景明初”。不过“景明初”并不是景明元年（500）。诸高被封，文书程序应该是先经臣下上奏，后由皇帝“诏可”。据《北史·外戚传》，领衔奏请给诸高封爵的，是“录尚书事、北海王详”。元详任录尚书事，在宣武帝亲政后。《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览政，迁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六辅时期的元详是司空，宣武览政后暂时解除了他的三公职位。知诸高获封，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北史·外戚传》记高肇等封爵之后，“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可见，宣武帝与舅舅高肇、高显见面，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以后，五月壬戌（6月30日）之前。高氏应该不在南迁之列，仍居平城。宣武帝亲政后派人去平城接他们南来，一来一去总要个把月，见面可能在二三月间。

高照容的父亲高飏共有五男三女，都生在高句丽，最大的女儿据其墓志知生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那么太和初全家迁于平城时，她早已成年，可能已经出嫁。据她的墓志，其夫是韩贿。高飏举家“入国”时，同行者有“乡人韩内”，这个韩贿可能与韩内是一家的。高飏夫妻以及他们比较大的几个儿子，高琨、高偃、高寿，在宣武帝亲政以前都已去世，都葬在平城（唯一不清楚葬地的是高寿，高寿不与于封赠及改葬，既可能因为庶出，也可能因为死在“入国”之前）。宣武帝寻亲时，舅舅中只剩了高肇和高显兄弟二人，于是封已去世的外祖父及在世的两个舅舅为开国公，外祖父高飏的公爵由其长子高琨继袭，高琨已死，则由高琨长子（所谓高飏嫡孙）高猛继袭。据高猛墓志，高猛生于太和七年（483），与宣武帝年岁相当，袭封勃海郡开国公时已十八九岁。

宣武帝给外祖父追赠勃海公，显然是要把自己的外家攀附上著名的勃海高氏，因此后来高肇还长期担任冀州大中正。迁都前后的一些年，正是有权势者更改籍贯、重塑郡望的大好时机。以《魏书·恩倖传》为例：王叡“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茹皓“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赵邕“以赵出南阳，徙属荆”，先后任南阳中正、荆州大中正；侯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也担任过燕州大中正。要成功打造郡望，把自己一家与某地古老的名族混同起来，只迁移籍贯是不够的，还要把家搬过去，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同时还应把葬在外地的父祖先人迁回“故乡”。比如王叡一家本来都葬在平城，“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赵邕的祖父本来葬在平城，赵邕改籍南阳后“丧自平城还葬南阳”。这类新贵有钱有势，通常还会担任“故乡”的太守乃至刺史，占田占地，兴建家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把自己由外来者转化为本地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