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有表达认知的权利

2019年2月9日，《卫报》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和我的外阴：100名女性全盘托出》的文章。1这篇文章介绍了劳拉·多兹沃思拍摄的一系列私密照片，她拍这些照片是为了让人们消除对外阴的羞耻感，帮助人们了解女性的外阴。她的拍摄对象包括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女性，也包括拥有相关身体部位但性别不明的人士。文章发表不久，一名男子觉得应该对文章的标题评论一番，这位名叫“保罗·布伦博士”的人在推特上发表意见说：“正确的词应该是‘阴道’。”很快就有人纠正了他的说法，而且为数不少：“外阴”在外部解剖图上当然是正确的说法，“阴道”是通往子宫的内部器官，相对来说比较难拍摄。一些权威人士也纠正了他的说法—比如妇科医生。2就连Dictionary.com网站也站出来解释—他们在推特上写道：“哦，事实是这样的”，然后加上一个关于“外阴”定义的网址链接。3

即便如此，保罗·布伦还是没有善罢甘休。他不依不饶，坚持认为他的用法才是正确的。他写道（那篇推文已经删掉）：“我认为最近那种试图用‘外阴’代替‘阴道’的做法很矫情。”4有人指出他这是一个特别恶劣的“男人解释”（mansplaining）的例子，面对这个合情合理的指责，布伦仍然顽固不化。“这里用‘男人解释’这个词不对，”他跳出来说，“我并不是想让这个词合法化，但根据它本身的定义，它不仅仅是指男人在解释东西，即使有些听众是女人。”(1)

布伦说“男人解释”不仅仅是指男人在解释什么东西，他这么说并没有说错。他的推文确实更符合“男性说教”的深刻本质。“男性说教”的典型行为是一个男人自以为是地向一个或一群更专业的女性说话者不正确地“解释”—用一种过分自信、傲慢或盛气凌人的态度，即使是在很有权威的人指出他的错误后，他仍然不肯让步或承认错误。所以，要了解什么是“男性说教”，保罗·布伦的推文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事实上，他事后的狡辩更证明了这一点）。

可能会有争议的是，一个有点偏离这个范式的行为是否仍然算是“男性说教”。和自然语言中大多数词语表达的概念一样，“男性说教”这个词的引申义可能有点模糊，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把这里的关键问题理解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词？应该如何对其进行最有效的定义和理解？）5但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是什么样的态度导致了“男性说教”形成并长期存在？6简而言之，我的回答是应得权利：和认知有关的应得权利，涉及知识、信仰，以及对信息的占有。

特别要说的是，我相信“男性说教”通常源于那些男性说教者身上无端的应得权利感，他们在对话中自动地占据知情人的位置：成为提供信息、提出更正、做出权威解释的那个人。如果他并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他这么做就很让人反感了：其他人，即女人，恰好比他知道得更多，而且他应该预料到这个可能性，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拥有在认知上的优越性。例如，保罗·布伦博士就应该预料到，那个拍摄了一系列照片、随后又接受“我和我的外阴”的采访的女人—劳拉·多兹沃思—当然知道这个用来指称其作品主题的正确术语，更何况，那是她自己的身体。7

在前文中，我介绍了米兰达·弗里克有关认知不公的概念—具体来说是“证言不公”。这个概念指的是，由于在相关知识领域（例如，她的身体体验、疼痛、疾病等），人们对社会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例如，黑人女性）存在歧视，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作为那个领域中的知情人，她遭到了不公平的反驳或无视。我在这里介绍的“认知权利”(2)的概念显然与“证言不公”的概念密切相关，它们虽然不同，但又是互补的。“证言不公”表现为，处于弱势的说话者被不公平地忽视—通常是在她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后，而“认知权利”则表现为，一个有特权的说话者专横地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话语权。8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认知权利”是“证言不公”常见的前兆和原因。9

在其他情况下，认知权利的表现可能会导致处于弱势的说话者决定在谈话中不发表意见，虽然她原本想发表意见，而且这个意见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就会经常构成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所说的“证言窒息”（testimonial smothering），即说话者预判到，她的话不会被合理接受，反而可能使她处于“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于是选择自我沉默。10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其证言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从她这样的说话者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安全或危险的。她选择自我沉默，可能是因为像她这样的说话者如果敢说任何话，或者敢打断男人的夸夸其谈，就会陷入不安全或危险的境地。一个男性说教者几乎是不容被打断的。

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其经典而又振奋人心的文章《男人总爱诲人不倦》（“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讲述了一件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事。（索尔尼特自己并没有创造 “男性说教”这个词，她只是表达了对这种现象的某种矛盾心理，但她的文章为这个词的诞生，以及后来的很多讨论提供了启示。） 有一次，索尔尼特和一位女性朋友去参加一个晚宴，晚宴后，那位年长而“尊贵”的男主人劝她留下来谈谈她的写作。他和蔼地对她说：“我听说你写了两本书。”听到这句话，她壮着胆子回答说：“实际上，是写了好几本。”“你写的是什么内容？”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问她。索尔尼特后来说，他的语气“就像是在鼓励朋友家的七岁小女孩描述自己怎么练习吹笛子一样”。不过，她还是觉得应该回答，于是开始描述自己当时刚出版的一本书，写的是英裔美籍摄影师、电影先驱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故事。但她并没有机会好好说话。索尔尼特回忆说：

在我提到迈布里奇的名字后，他很快就打断了我的话。“你听说过今年刚出的一本关于迈布里奇的重要作品吗？”我已经陷入他指派给我的小女孩角色中无法自拔，我很愿意接受这种可能性：有另一本相同题材的书与我的书同步出版，而我却没注意到。他已经开始谈那本非常重要的书了—他的眼睛凝视着某个模糊而遥远的地方，陶醉于他自己的权威之中，他脸上那副自鸣得意的表情我实在是太熟悉了。11

索尔尼特的女性朋友很快意识到，他说的那本非常重要的书其实就是索尔尼特写的。有那么三四次，她想要说话，但那位说教者没让她插嘴。等到他最后终于听到这个信息时，他的脸沉了下来，脸色变得铁青。索尔尼特写道：

我确实是那本非常重要的书的作者。他其实并没有读过那本书，只是在几个月前的《纽约时报书评》上看到过评论，现在知道这一点，一下子把他原先已经归整好的世界打乱了，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也就闭嘴了那么一会儿，很快他又开始了高谈阔论。

索尔尼特在这里让我们深刻了解了“男性说教”的性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对话中，两位说话者都被分配了难以挣脱的角色。索尔尼特的宴会主人当然是权威，而她自己是那个天真幼稚的人—“用某种表达受孕的淫秽隐喻来说，我是用来装［他的］智慧和知识的空器皿”，她这样写道。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在起作用，要想改变他们之间对话的进程非常困难。即使是索尔尼特的女性朋友想要干预，这种干预能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没有她这个积极干预的局外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更正这个错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索尔尼特是否有勇气告诉他，这本书其实是她写的—她自己也指出，作为一名优秀的多产作家（更不要说还是一名白人女性），相比较而言，她本应该更有鼓起勇气的可能。但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并非易事，包括我自己。还有至少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还要看索尔尼特是否愿意打破社交常规，冒着被人认为不懂礼貌的危险来维护自己。当然，就算她这么做了，也是合情合理的—她完全有这么做的权利。但他们的交流建立在男主人具有认知权利这个前提之上，现在这种认知权利发生了偏差，在最终知道自己的错误后，男主人的脸色变得“铁青”。她陷入冒犯、羞辱他的危险之中。不过，他只是暂时闭了嘴：在那个他不熟悉的领域被毫不客气地剥夺了认知优越性后，他很快开始解释其他问题。

这些事件有力地提醒女性：“真理不是［我们的］财产，现在不是，从来都不是。”他们让我们要听话。当然，索尔尼特也坦率地承认，女性也可能会很傲慢，有时也会向更专业的人错误地做出“解释”。但这里的重点是，男性说教是系统性的，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系统的一部分。索尔尼特恰如其分地将这个系统描述为男性的“傲慢群岛”—我还要补充一下，这就是认知权利。

如果真理不属于我们，那么权威也不属于我们。听从女人的意见就不重要了，除非是作为某种手段—仅仅是一种表演，目的是安抚，或者也许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美德。当然，对那些在多个层面遭受多重压迫的女性来说，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有时候是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六个女孩》，写到她数了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和《纽约》杂志评论员乔纳森·蔡特当时在推特上各自关注的黑人女性人数，结果发现，他们每人关注了六个。只有六个，分别是总数322和370中的六个。麦克米伦·科顿姆写道：

一个聪明的专业人士竟然可以不需要读黑人女性的书，不需要采访黑人女性，不需要关注黑人女性，不需要想到黑人女性的存在。12

黑人女性不仅仅是没有得到重视，说到底，很多拥有过多认知特权的男性压根儿就没有注意过她们。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无所顾忌地维持这种认知的应得权利感；有些人则心存戒备地捍卫着这种权利感—有时候甚至表现出令人毛骨悚然、专横暴力的行为。其中，认知权利最阴暗的表现之一便是“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的表达取自1938年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戏剧《天使街》（Angel Street），后来以《煤气灯》（Gas Light）为名搬上舞台。13这个舞台剧先后被改编成两部同名电影—一部英国版，一部美国版，两部电影都比原来的舞台剧更有名。但在我看来，原剧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丰富，所以构成我这里讨论的基础。

在舞台剧《煤气灯》中，杰克·曼宁厄姆似乎一心想要把他的妻子贝拉逼疯。他这么做的初始动机直到剧中第二幕才被明显揭示出来，但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目了然的，给该剧增添了一种压抑、恐惧、令人窒息的气氛。第一幕生动地描写了家庭生活中的恐怖氛围。曼宁厄姆先生经常会让妻子措手不及，打击她的自信心—在仆人面前羞辱她，不停地纠正她的错误，甚至指责她不该因为他说的话而感到焦虑，认为她的焦虑纯属莫名其妙，毫无根据。（曼宁厄姆先生：“贝拉，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我并不是要责备你。”曼宁厄姆夫人：［紧张地……］“不不不，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是要责备我。”14不一会儿，他又继续责备—事实上是呵斥她。）

在长期极为残酷的一系列操纵行为中，曼宁厄姆先生经常藏匿家中的东西，然后责怪她弄丢了，通过这种做法，他让他的妻子相信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理性能力。他不仅仅是让她为所发生事情的后果承担责任，还让她承担道德上的重担：他把她描绘成一个招惹是非、充满恶意的人，而且还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他还痛心疾首地指责她故意伤害他们的宠物狗，把她描绘成一个残忍无情、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一大堆的指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贝拉·曼宁厄姆多次试图向她的丈夫指出，如果她真是糊里糊涂的，有妄想症，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应该善待她，努力帮助她，而不是朝她发火。15但曼宁厄姆先生忽视了这一点，他也忽视了妻子为了得到他的善待而做的努力。她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家里完全受制于丈夫。在家庭之外，她一无是处，因为她的丈夫刻意把她与她的亲朋好友隔离开来。16因此，她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他—即便如此，也无法平息他的火爆脾气。

曼宁厄姆先生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剥夺了贝拉自己陈述最基本的事实的权利感—他的这种可识别的虐待模式具有毁灭性，后来被称为“煤气灯效应”。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虐待模式？原因在下文中很快就会谈到。在第一幕结束时，剧情可能略微让人失望，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出现了，一个侦探来看望她，最后告诉了她一个可以让她重获自由的真相，但非常可怕：她的丈夫其实是歹毒的悉尼·鲍尔，为了盗窃红宝石，杀了原来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爱丽丝·巴洛。15年前，他割断了爱丽丝的喉咙，让她永远不能说话。后来，他说服贝拉用她继承的钱买下这栋房子。侦探拉夫告诉贝拉这个真相时说，他怀疑鲍尔可能一直没有找到红宝石。也许鲍尔还在房子的顶楼寻找那些红宝石？那个顶楼一直门锁紧闭，她和仆人都进不去。贝拉意识到，他也许真的还在找那些红宝石：

曼宁厄姆太太：这听上去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上面走路—［朝上看］就在那里—晚上，我丈夫出门的时候—我在卧室里听到声音，但我太害怕了，不敢上去—

拉夫：你告诉过你丈夫这些吗？

曼宁厄姆太太：没有，我不敢说。他会发火。他说我在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