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有获得医疗的权利
特雷西·麦克米伦·科顿姆是一名社会学家和作家，在怀孕四个月时，她有些出血。当时她在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写作任务后，她打电话给丈夫，让他过来接她。她冷静地评论道：“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女性，你的身体对于职场政治来说已经是个麻烦了，如果你的身体还出血、肿胀，那更是雪上加霜。”1
麦克米伦·科顿姆去了产科，她解释说，她是“根据选择好学校或应该去哪个TJ Maxx(1)简单的文化地理学做的选择：如果是在白人的富人区，那一定是好的”。2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她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她是一位黑人女性。
虽然麦克米伦·科顿姆已经事先打电话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诊室的工作人员，她还是在那里等了很久都无人问津，以至到后来她出的血已经从等候室的椅子上滴下来。当她丈夫问护士能否让她在一个更加私密的地方等待时，护士“看到那椅子，表情十分惊恐”。等到医生终于有空过来看她时，“给出的解释是，可能就是因为她太胖了，这种出血是正常的”。3他让她回家。
那天晚上，麦克米伦·科顿姆的痛感加剧，“就在臀部肌肉后面，靠外侧的位置”。她尝试走路、做伸展动作、打电话给她妈妈，最后还是打给了护士。护士说这种疼痛是便秘造成的。4
接下来的三天，麦克米伦的疼痛还在继续。在差不多70小时的时间里，她每次睡着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到医院后，他们责备她可能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并且很不情愿地同意给她做个超声波检查，结果发现，麦克米伦·科顿姆一直处于产前阵痛之中—但她的痛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是在“错误的”位置。她写道：
超声波图像上显示有三个胎儿，而我只怀了一个孩子。另外两个是肿瘤，比胎儿还要大，绝对不是我吃的什么东西。医生转过身对我说：“你要是能熬过今晚不早产，那可就奇怪了。”说完他就走了，我被送到产科病房。后来，一个上夜班的护士说我已经产前阵痛三天了，她责备道：“你应该早点说的。”5
可麦克米伦·科顿姆受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医生不给她止痛药，因为她的痛还没有严重到可以用麻醉药的地步。她被推到分娩室后，时而有意识，时而失去意识。事实上，她实在太痛了，有一会儿她醒过来，疼得忍不住爆了粗口，当班的护士却让她注意用语文明。等到麻醉师终于来给她打她要求的无痛分娩针时，他的反应不是同情，连职业性的冷淡态度都谈不上。麦克米伦写道：“他瞪着我，说如果我不安静下来他就马上离开，我就得不到任何止痛药了。”然后：
就在我的宫缩达到高潮的时候，针头刺穿了我的脊柱，我拼命保持安静，一动也不敢动，否则他就会把我丢在那里离开。注射30秒后，头还没有碰到枕头，我就晕死过去了。6
麦克米伦·科顿姆生下了她的女儿，但孩子已经基本上没有呼吸了。医生告诉她，孩子出生的时间比医院能够医疗介入的时间早了四天。孩子没过多久就死了。麦克米伦·科顿姆抱着女儿，问护士该怎么处理孩子的尸体。护士转过身对她说：“你知道，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已经临产了。”7
根据最新的估计，美国的黑人女性因为怀孕或分娩而造成死亡的比率是白人女性的三到四倍。8黑人女性惊人的孕产妇死亡率并不能仅仅用相对的贫穷来解释。9由于麦克米伦·科顿姆和琳达·维拉罗萨(2)等作者的学术工作，这一问题终于开始在白人自由派的圈子里得到讨论。10网球巨星塞雷娜·威廉姆斯的可怕经历也起了一定作用—她在生孩子的时候，医务人员没有理会她关于自己有血栓病史的说法，至少是不太重视，让她险些丧命。11当然，这种认识的提高是有益的，而且早该如此，但这也应该扩展到孕产妇保健之外的范围。麦克米伦·科顿姆在《渴望获得医疗资格》（“Dying to Be Competent”）一文中叙述和分析了前文提及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黑人女性（无论是否怀孕）在医疗保健方面遭受了多么普遍而且严重的失约。麦克米伦·科顿姆写道：
我从医疗保健这个系统中被排除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没有资格获得医疗服务……医疗机构认为我没有资格获得医疗服务，所以他们会忽略我、无视我，直到最后我真的失去了资格。疼痛让人无法理性地思考，它会改变你对现实的所有看法……整个医疗界都否认黑人女性会感觉到疼痛，对我们的疼痛诊断不足，拒绝减轻或治疗我们的疼痛，当他们这么做时，是因为他们把我们标记成了这个系统中没有资格的一群人。12
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标记为没有资格，那么这个人的疼痛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医生，他们认为女人容易歇斯底里，因此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治疗她们的病痛。
在《哭着喊痛的女孩》（“The Girl Who Cried Pain”）一文中，医疗研究者黛安娜·E.霍夫曼和安妮塔·J.塔齐安深入探讨了有关疼痛体验和治疗上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文献，这篇论文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被广为引用。针对几个会产生疼痛的过程—包括腹部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和阑尾切除术，她们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止痛药物治疗（有时候是出于体重的考量，这是正确的）。在阑尾切除术中，女性往往会被注射镇静剂而不是止痛剂。在一项研究中，某个疼痛门诊给女病人开了“比男病人更多的弱安定剂、抗抑郁剂和非阿片类止痛剂。男病人则比女病人得到更多阿片类药物”13。这种倾向不只是限于成年病人。对于手术后自诉有疼痛感的男孩和女孩，医生会给男孩开可待因，而给女孩开醋氨酚（美国市场上的一种温和型非处方止痛药，类似于泰诺）。14
上面的治疗手段忽视了霍夫曼和塔齐安详细讨论过的一个事实：一些证据表明，在受到相同有害刺激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比男性略微多地感受到疼痛（有一个标准的测试是把手浸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因此照理应该得到更加积极的疼痛治疗。还有很多非常痛苦的自身免疫疾病和妇科疾病，分别来看，这两类情况的患者中多数或绝大多数人都是女性（针对妇科疾病，还有一些跨性别的病人和非二元性别的病人）。所以，正如霍夫曼和塔齐安所写的：
既然女性会更频繁地体验疼痛，对疼痛更加敏感……正确的做法是让她们得到至少和男人一样彻底的治疗，她们关于疼痛的描述应该得到认真对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在述说疼痛、寻求帮助时，得不到和男性相同的重视，她们的病痛不太可能得到充分的治疗。15
不仅如此，这两位研究者提到，在医学文献中，女性常常被描写为“歇斯底里、情绪化”，这使得医生更多地把她们的疾病诊断为由心理原因引发，认为她们容易情绪波动。因此，有慢性疼痛的女性患者与相同情况下的男性患者相比，更可能被诊断为“表演型障碍”（histrionic disorder，特点是“过度”情绪化，渴望得到关注）。16
霍夫曼和塔齐安的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也许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改善。可是，2018年，安科·萨姆洛维茨及其合著者对近年来相关研究（发表于2001年至2015年间）所做的调查让这个美好愿望破灭了，她们发现：
与男性相比，女性得到的缓解疼痛的有效治疗及阿片类止痛药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抗抑郁药和转到精神科的建议……女性关于疼痛的描述更加不受重视，她们的疼痛被归结于精神原因，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她们得到的治疗没有男性得到的治疗那么充分。17
所以，两位作者总结说：“研究回顾显示了［医疗］过程中及开处方药时的性别歧视。这些研究中的男女患者得到的不同治疗方法，并不能以不同的医疗需要来解释。”18
萨姆洛维茨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医生不愿意相信女患者描述的没有明显生理标记病症的疼痛，例如纤维肌痛（多见于女性）。19总的来说，涉及这些病症时，“女性关于就医经历的叙述表明……在就医过程中，要让医生重视、相信和理解自己的病痛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20一般来说，“有疼痛症状的女性会被视为歇斯底里、情绪化、爱抱怨，她们并不想改善身体状况，只是装病，想象并捏造疼痛症状。其他研究显示，有慢性疼痛症状的女性……她们的疼痛被诊断为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相比之下，“男性被描述为有忍耐力，他们能忍痛，否认有疼痛感……不仅如此，男性还被描写成善于自律、能控制情绪、不愿求医问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病痛”。2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受到相同有害刺激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女性可能比男性感觉到更多的疼痛感。但这并不涉及男性是否比女性更加坚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只是更能“忍受”同等程度的疼痛。如果有充分的证据，那么医疗服务提供者就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男人说自己很痛，那么他一定是真的很痛—或者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痛，远远超过他自己所描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