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有权利让女人同意

“婊子。”这是克丽丝滕·鲁佩尼安的短篇小说《爱猫人》（“Cat Person”）的最后两个字—是男主人公说的。2017年末，这篇小说一下子蹿红。1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性接触：罗伯特，34岁；玛戈，20岁。那天晚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是两厢情愿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但这不意味着发生的事情在伦理上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使用了暴力或遭到胁迫，而是一些更加微妙的因素。

当然，关于罗伯特，整件事中他有很多地方都为人指摘。至少在我看来，他太老了，不适合和玛戈约会。为了吸引她，他还使用了骗人的小把戏：谎称养了两只猫，假装自己很有爱心。还有就是在玛戈和他分手后，他爆发出那种教科书式的厌女症。他们之间的性本身呢？无比糟糕，让人恶心，压根儿就不该发生。然而，我们很难责怪罗伯特没有意识到玛戈费尽心思要隐瞒的事情：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她不想和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她和他上床，只是为了，或至少主要是为了，不想让罗伯特尴尬。

作为读者，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当时玛戈有礼貌地拒绝，罗伯特会是什么反应（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他最后对她说的话里猜到，如果她说了实话或者干脆离开会发生什么）。既然我们认为他的反应会很恶劣，这种猜测说明他的性格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他的行为。如果参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巴里·韦斯对另一个不同但有些许关联的案件的评论，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罗伯特错就错在他没有读心术。2

韦斯评论的是在《爱猫人》引起全球关注几个星期后被曝光的一个真实案件，他认为案件中的被告人无罪。一位化名为“格蕾丝”的23岁女孩向Babe网站的记者爆料，称34岁的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曾在一个夜晚让她受到严重伤害。3但与《爱猫人》中的虚构情节不同的是，格蕾丝屡次推脱，制止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想找个托辞，但安萨里无视她的意愿。关于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想象—可能是通过胁迫发生的性侵，也可能是不道德但合法的性行为。但如果我们相信格蕾丝的话（至少，我是准备相信的），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果安萨里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格蕾丝不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他至少可以多做点什么确认一下。他很有可能知道她不愿意，至少心里是知道的。4如此看来，韦斯对安萨里案件的评论非常不妥，甚至极其虚伪，而且还令人讨厌地表现出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就性行为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义务是要主动了解你的性伙伴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想要这么做。如果真的不确定，还是小心为妙，赶紧收手。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还是会有某种可能性：那种明确而热情的同意（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这就是《爱猫人》促使我们去想象的。罗伯特的身体，他笨拙的动作，他糟糕的亲吻，还有他在性行为方面自欺欺人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让玛戈感到恶心（他自己说“好硬”，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她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付过去，甚至还因为觉得罗伯特在她年轻性感的身体上得到了极大快感，而设法让自己也获得一些性愉悦。为了达到效果，她表面上充满热情，实际上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一切，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来看，都让人感到极不舒服，但这就是现实。这让人关注到一个现象，有的性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甚至是被逼迫的，但这种逼迫却不是来自某个具体的人。这种压力来自父权社会的规章，以及人们认为男人有权获得性爱的普遍看法，这使得玛戈觉得自己丢下罗伯特会很无礼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象，换一个人会怎么做，他可以正确地对待女性对于性的自主权，可以用体贴又体面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令人尴尬的后果。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成规，玛戈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或者是不想让自己显得“骄纵任性”，她还是会有相同的表现。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男人可能受到伤害的感受看得如此重要、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女人有责任保护和照顾他们的感情？

“臭婊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开始的方式和《爱猫人》的结尾如出一辙：一个男人在推特上发了这句话给喜剧演员萨拉·西尔弗曼—没有说为什么，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西尔弗曼回应说，她认真看了这个人在推特上发的东西，知道他处于病痛之中：她看到他了，她表示同情，她相信他，诸如此类。她原谅了他，并且愿意为他的康复项目支付费用，来帮助他戒掉对处方类止痛药的依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正如很多类似新闻标题中的一个所描述的那样，确实，这是一个“大师级的慈悲之举”5。

据我所知，媒体上没有一个人道出一个明显的事实：西尔弗曼无疑是善意的，她按照普遍接受的（而且可以说是有性别歧视的）社会规范行事，但却纵容了这个男人的恶劣行径。可是，她没有因为这么做而受到批评，反而大受赞誉。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女人确实照顾到了男人受伤的感情，她们会得到回报。如果她们没有照顾到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惩罚。

凯特琳·弗拉纳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阿兹·安萨里的屈辱》，她为格蕾丝这种“愤怒的年轻女人”所拥有的“短暂力量”感到悲哀—她在该文的副标题里写道，这样的女人突然变得“非常非常危险”。6文章开头表达了格蕾丝的故事给她带来的困惑（“你了解这些词汇和句子结构，但所有这些事情都好像发生在外太空，让你看不懂。你已经太老了”）。文章紧接着令人惊讶地转向一个热点话题（“就像最近《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爱猫人》—这篇小说写的是两个主要通过短信认识的男女之间没有感情、令人失望的性关系，小说引起了众多年轻女性的强烈共鸣和兴趣” ）。弗拉纳根自己对事件的描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谁才是她最终的同情对象：她完全支持安萨里，而不是其行为的受害者，虽然弗拉纳根自己也承认，安萨里的行为是“不光彩的”。7

［晚饭］ 后几分钟，［格蕾丝］坐在厨房的备餐台上，显然是情愿的，［安萨里］为她口交（读到这里，年纪大一点的读者一定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是昔日“一夜情”里不可能发生的第一步），但根据她的说法，他接下来开始向她施压，要以各种不光彩的方式与她发生性关系。那天夜里的事让她情绪崩溃，最后，她对他说，“你们都他妈的一个德行”，然后哭着离开了。我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这种事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是什么让她相信这一次会不一样呢？

弗拉纳根除了对受害者进行老掉牙的指责外，还对她的话胡乱发挥。在格蕾丝的故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如弗拉纳根猜测的那样已经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那句话只是泛泛地表达了格蕾丝对男性认为自己有权得到性爱的各种行为感到失望。

接下来，弗拉纳根建议女性应该采取上一代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的行动：斥责她这个著名的约会对象“放肆”，扇他一巴掌，然后扬长而去。过去，我们的文化还会为女性提供可以接受的“托辞”来摆脱让她不舒服的性接触，尽管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她的贞洁，而不是为了保护她的自主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连这种以错误的理由采取正确行动的做法也不再鼓励。格蕾丝也许和小说中的玛戈有相同的担心：怕因为挫伤了男人的性自尊而被看成是一个无礼的人，甚至是“婊子”。弗拉纳根有一点没说错，缺乏证据证明格蕾丝“手脚僵住，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虽然，如果她真的有这些感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她找不到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方法抽身而去。她肯定知道，如果那么做，她就是犯了大忌，这正是弗拉纳根如此生气的原因，她最终还是犯了大忌，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羞辱”安萨里，给他带来痛苦，攻击他的“好男人”形象。她本应该大步走出安萨里的房间，走入一个认为女人既无能又不负责任的世界，女人之所以获此恶名是因为她让人们注意到男性约会对象真正的既无能又不负责任的行为。她将成为那个被指责的人，而他则很快会被原谅。弗拉纳根这样指责格蕾丝：

她和帮她撰稿的人共同创作了一个3000字的色情报复故事。文中毫无同情心的细节描写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叙述，而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安萨里。这两个女人也许已经一起毁掉了安萨里的事业，这种毁掉事业的做法现在已经成为惩罚所有男人不端性行为的通用手法，无论他们的行为是怪诞的，还是令人失望的。

仅仅就在弗拉纳根发表以上这些可怕的文字六个月之后，网飞（Netflix）的原创内容主管辛迪·霍兰在谈到安萨里的电视剧时说，“我们当然很愿意和安萨里再拍一季《无为大师》(1)”。8随后，该流媒体平台还制作了安萨里的另一部脱口秀特别节目。当然，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是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会有更多同情男性施害者的人为他辩护(2)，并且，他将拥有一条更可靠的公共救赎之路。或者，就像前文提到的针对爱德·维斯特维克的强奸指控一样，指控甚至可能对他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他的金童名声基本上毫发未损。

回到无礼这个问题：只是为了避免这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社会后果，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采取那样偏激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做是完全违背她本人意愿的）？但是我们从社会和道德心理学中知道，事实上，人们往往确实会竭尽全力去避免扰乱某种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他们的行为受到文化脚本的约束—特别是由某种权威人物规定或建议的文化脚本。

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可以对上述观点作出最淋漓尽致的揭示。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者在实验者的指导下对一个看上去很无辜的人进行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电击9（这个人其实是实验者的合作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不明真相的参与者见到他，和他握手，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很可爱。这是一个被称为“体罚对于记忆的效用”的实验，实验者让参与者试着体验了45伏电击是什么感觉，这样他们就会大致有个概念，知道如果受试者对他们的提示给出了错误答案会得到什么惩罚。尽管参与者都意识到他们会给这个“学习者”造成什么痛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继续全程听从实验者的指令，对他们无助的假受害者（他一直答错）进行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电击。他们把电压升级到450伏，按下上面写有“小心：非常危险”，以及干脆只标有“×××”的按钮。尽管他们听见受试者在呻吟、喊叫、痛苦地尖叫，求他们停止，听见他在敲打墙壁，最后只剩下诡异的沉默，他们仍然没有停下来。更糟的是，那个受试者曾抱怨说自己有心脏病。

这个实验的结果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值得反思的是，绝大部分参与者显然对自己完成的任务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按照米尔格拉姆的说法，即使是在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并不赞成自己正在做的事”。10他们绝非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也没有以机械死板的“奉命行事”的心态操作设备，大多数人都抗议过，试图摆脱当时的困境。在最近一项涉及117名实验参与者的音频分析中，98%的人在实验的某个时间点说过“我不想”或“我不能”之类的话。11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实验者的提示下被说服了，继续实验。那些完成任务的人一边实验，一边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压力：浑身出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忍不住地哭泣；有一个人还像念经一样自言自语。

这个念经一样自言自语的人说的话很耐人寻味：“我得继续下去；我得继续下去。”12这证明了米尔格拉姆在《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详细论证的观点：参与者受制于一种虚假但强烈的道德义务感去遵守实验者的命令。13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当时失去了道德良知，而是很容易被灌输一种错误但高于一切而且与自己原先的想法相冲突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去服从一个以实验者形象出现的临时权威人物（在这个实验中，是一个穿着白大褂、自称是耶鲁大学科学家的人）。14实验参与者从未见过这个人，他以后也不会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任何可预见的角色。他们做这些事只得到了4美元的报酬（加上50美分的车费）。然而，大多数参与者还是把遵从他的意愿看作他应得的权利。当参与者提出异议并试图叫停实验时，实验者会按以下顺序发出提示语：

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