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性有权利得到性爱

蕾·弗洛赖克是明尼苏达州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一直在与咽喉癌抗争。截至2013年，她已经做了15次手术。她经常处于疼痛之中。但那天，她感觉胳膊疼。“我前一天铲过雪，所以心想：哎呀，我这是怎么啦？”她的声音有点刺耳。1

她让与自己关系时断时续的男朋友兰迪·瓦内特买了一些香烟和六箱Twisted Tea（一种温和的含酒精茶饮）。他帮她买来，把发票给她—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蕾的手臂上吊着用洗碗布临时做的绷带。蕾当场把钱付给他，并且答应做午饭给他吃，以示感谢。但兰迪不想吃饭，他想要和她上床。蕾不愿意，对他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不想……”兰迪回答说：“哦，没关系的，宝贝，上次你吃了药昏睡后我干了你两次。”

蕾花了好几分钟才明白自己听到的是什么。“你不可以这么做，”过了好久她才反应过来，“那是强奸。”

没错，那确确实实就是强奸。2兰迪说的那个晚上，他们先是有过你情我愿的性行为。之后，为了止痛，蕾吃了止痛片，喝了两瓶含酒精的茶饮，然后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在她睡着没有意识的时候，兰迪两次单方面实施了性行为—强奸了她。

蕾后来说，她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整件事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他对我失去意识的身体做了什么”。3

在左思右想了三个星期之后，蕾联系了一个丈夫在执法部门工作的朋友，那位朋友给警长打了电话。在警官来到家里之后，蕾提议偷偷录下兰迪的坦白。警官说不可以这么做，说这是在设圈套—其实并没有这种说法。蕾还是这么做了，她在沃尔玛超市买了摄像机，把泰迪熊的肚子剪开，把摄像机藏在里面。她偷偷地录了两段对话，在对话中，兰迪承认了他做的事。第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蕾：你知道我昏迷了，你那天在厨房里是这么说的。“宝贝，那天你昏过去之后，我干了你两次。”

兰迪：没有，我没说“昏过去”。

蕾：那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说的？我觉得你是没说“昏过去”，而是“昏睡”。

兰迪：我不知道，不是“昏……”，是的，对，我们在睡觉。

蕾：“昏睡”。

兰迪：睡觉。你在睡觉，你在睡觉的时候我要了你。

蕾：“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干了你。”你是这么说的。

兰迪：对。

蕾：对。

兰迪：对，我是这么说的。

蕾不知道第一次录音有没有成功，所以第二天又约兰迪过来。他们一边吃比萨一边聊天：

蕾：兰迪，我睡着的时候你对我干那事，我肯定很丑，老天啊。

兰迪：你睡着的样子很美。别提了，不要再提这事了。你很美。

蕾拿着录音去了警察局。那天她的喉咙很不舒服，所以只能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话，有的时候几乎听不清楚。但有一点她很清楚：兰迪在她服药之后，违背她的意愿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一个名叫迪安·谢尔夫的警探问她：“这就是你要报的案吗？”蕾回答说：“没错。”］ 但谢尔夫警探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她：

什么事情都有当事双方，不管你怎么说，像这样的案子十有八九都是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

一周后，谢尔夫把兰迪叫到警察局去，他们的对话非常友好。

谢尔夫：我昨天就告诉过你，我只是想和你说一下她说了什么，然后了解一下你这边是怎么说的。我并不想把你关起来或者做别的什么。你……不管你今天跟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有事，明白吗？没人指控你，你没有被捕或别的什么。只是……

兰迪：这真是件让人伤心的事。

谢尔夫：哦，我知道。谁也不想处理这种事，但我们必须处理。

兰迪：谢谢你。

谢尔夫：她报了案，而且……她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控诉，说在她服药之后昏迷时你们之间有性接触，这是她的话。

兰迪告诉谢尔夫的情况基本上和他告诉蕾的一样：他在蕾失去意识时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他回忆说：“她当时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兰迪否认这是强奸，还说当时发生的事很浪漫。他后来补充：“这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以后还会持续让我痛苦。”他这么说是在拐弯抹角地希望得到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

我所理解的同情男性施害者是指在性侵、性骚扰和其他厌女行为中，相比于和他地位相当或处于弱势的女性被攻击对象或受害者而言，男性施害者得到了过多或不恰当的同情。鉴于厌女症经常会涉及因为一个女人的“坏”行为而惩罚或责怪她，而这种“坏”行为是以父权规范和期望为标准的，你就能很好理解同情男性施害者其实是厌女症的另一种形式，是它的翻版，两者总是相伴相随的（尽管这非常不公平）。厌女症贬低女性，而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则保护了这些贬低女性的人，把他们美化成“好人”。

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会导致对厌女症受害者和被攻击对象进行指责或者压根儿忽略她们的存在。如果大家把同情的重点放在施害者身上，她就会因为让人们注意到他的恶行而遭受怀疑和敌意。4她的证词也许因此不会被合理地接受，相反，那些同情男性施害者的人会为他找出没完没了的借口。

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相关案件：19岁的布罗克·特纳性侵了22岁的香奈儿·米勒(1)。参加完斯坦福大学兄弟会派对后，在米勒喝醉酒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特纳对她进行了性侵。5虽然特纳在垃圾桶后面侵犯米勒时被当场抓住（两个瑞典研究生对他实施了公民逮捕(2)），很多人仍对特纳是强奸犯的可能性表示怀疑。6他的一个朋友认为，特纳的罪行“和绑架并强奸走到停车场取车的女性性质完全不同”。她在一份证明他品行端正的声明中写道：“那才是强奸犯，我确信特纳不是这样的人。”她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在“野营般的大学环境”里，“事情失控了”。她要求法官不要根据“一个除了自己喝了多少酒其他什么都不记得的女孩的证词”来判刑。很多人仍然用米勒那天喝了多少酒来作为判断这个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指责受害者行为。7

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指责受害者，却通过将米勒从这个事件中抹去姓名来表达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消除女性受害者”(3)的行为。很多新闻报道提到特纳高超的游泳技术，提到他因此失去的大好前程—但从不提米勒的前程。米勒这样描述特纳的很多支持者：

就算在判罪之后，他们还是相信他可以不受惩罚。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他，拒绝承认这是性侵，只是称之为“糟糕的错误”“不幸的事情”。他们还说：“布罗克并不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有什么特权……作为一个女人，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他的威胁。”在他母亲长达三页半纸单倍行距的声明中，没有一次提到我。抹去一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压迫手段，是拒绝面对事实。8

与此同时，特纳的父亲悲叹自己的儿子没了胃口，连烤肉架上刚烤好的肋骨牛排也引不起他的兴趣。特纳失去了“无忧无虑”“开朗随和”的天性，这让他父亲认为这件事非常不公平，而不是他儿子罪有应得。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案件的法官阿伦·佩尔斯基竟然愿意相信特纳家人和朋友有关他是个“好人”的说辞。关于之前提到的那位特纳的女性朋友说的话，佩尔斯基说，“我觉得这很可信，这可以证明，在这件事情发生当晚之前，他的性格是很积极阳光的”。同样，特纳的父亲把他儿子的罪行描述成只是“他二十多年生活中20分钟的行为”。

但我们知道，那些实施性侵行为的人往往是惯犯，所以假定特纳在其他时候品行端正可能是太乐观了。例如，在他的案件审理之后，又有人曝光说他曾经眼神挑逗地瞥着斯坦福大学游泳队的女生，对她们进行不得体的评论。9有两个年轻女性向警察报告，在斯坦福同一个兄弟会的另一次派对上，特纳对她们“动手动脚”，和她们跳舞时样子“令人害怕”—这发生在他侵犯米勒的前一周（但她们是在特纳侵犯米勒六个月后才报的案）。正如米勒指出的，这些事“完全消失在那些爱他的人及媒体所展现的形象之外”。《华盛顿邮报》甚至说他“品行无可挑剔”，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10

在人们表达了对他的同情，以及试图抹去她的存在之后，特纳仅被判处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并且实际上只服了三个月刑（加上三年的缓刑）。佩尔斯基担心，如果刑期更长，会对特纳的未来产生 “严重影响”。11 可是，那个他伤害过的女孩，以及他今后可能伤害的女人们怎么办？

“警察说：马里兰州少年校园枪手显然是因为相思成疾。”这是美联社的新闻标题。报道描述了17岁男孩奥斯汀·罗林斯枪击了他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是他的前女友杰琳·威利。一天后，女孩被宣布脑死亡，并且停止使用机器维持生命，这就使罗林斯成为杀人凶手。有人抗议这个新闻标题带有同情色彩的措辞，但类似标题很快蔓延开来，被很多重要新闻机构使用，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微软公司门户网站和《时代周刊》。12

《洛杉矶时报》上的新闻标题这样写道：“得克萨斯州校园枪手杀死一女孩，该女孩母亲称，女孩曾拒绝其求爱并在班上让其难堪。”13 17岁男孩迪米特里奥斯·帕戈西茨后来坦白，他开枪杀死了10个人—包括莎娜·费希尔，一个拒绝过他的女孩。据女孩的母亲萨迪·罗德里格斯说，莎娜“和这个男孩的问题有四个月了”，“他一直在追求她，而她一直拒绝”。14据说，帕戈西茨不断施压，莎娜实在忍无可忍，就当着班级同学的面拒绝了他，还说了些令他难堪的话。一周后，他开枪杀了她，连同其他七个同学和两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