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现各种问题时屏蔽女性的声音是十分讽刺的，因为旧的偏见正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冲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影响。关于冲突对女性影响（死亡率、发病率、被迫离开家园）的数据极为有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更是少之又少。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女性尤其受武装冲突影响。[1]在现代战争中，最有可能被杀害的是平民，而不是战斗人员。[2]虽然男人和女人面临同样的创伤、流离、伤害和死亡，但女性还会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

冲突爆发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事件随之增加。事实上，它比冲突带来的性暴力更为普遍。[3]具体来说，为期3个月的波斯尼亚冲突中估计有6万名女性被强奸，卢旺达百日种族灭绝中有多达25万名女性被强奸。联合国机构估计，塞拉利昂内战期间（1991至2002年）有超过6万名女性被强奸；利比里亚内战期间（1989至2003年）的相关数字超过4万人；自1998年以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少有20万人被强奸。[4]由于数据缺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女性往往找不到地方报告），所有这些冲突中的真实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

在战争之后的社会秩序崩溃中，女性受到的影响也比男性更严重。在所谓的“冲突后”环境中，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非常高，“因为原本习惯使用武力的战斗人员回到家庭中，面临性别角色的转变或失业的挫折”。[5]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之前，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在种族灭绝期间和之后，难民营中的平均结婚年龄为15岁。[6]

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死于战争的间接影响。世界半数以上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或脆弱国家，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10个国家都是冲突国家或冲突后国家。在那里，孕产妇的平均死亡率比别的地方高2.5倍，部分原因是冲突后和救灾行动往往忘记考虑女性的具体医疗保健需求。

20多年来，危机情况下生殖健康机构间工作组一直呼吁向战区或灾区的妇女提供助产包、避孕药具、产科护理和咨询。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过去20年里只有偶尔提供的援助。”[7]一份报告发现，孕妇得不到产科护理，“可能会流产或在极其不卫生的情况下分娩”。

这在灾后地区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在2013年菲律宾台风造成400万人无家可归之后，每天据估计有1000名妇女分娩，其中近150人面临生命危险。[8]分娩设施和设备已被台风摧毁，妇女的生命垂在旦夕。[9]但当联合国人口基金要求捐助国提供资金，以用于购买卫生用品包、聘请临时产科病房的工作人员以及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咨询服务时，得到的反应非常“冷淡”，结果只筹集到所需资金的10%。[10]

冲突后和灾后地区也特别容易受传染病流行影响——当流行病来袭时，女性的死亡人数高于男性。[11]以塞拉利昂为例，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时，该国受打击最严重，孕产妇的死亡率居世界首位：每10万次生产就造成1360名母亲死亡（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平均数是每10万次生产造成14名母亲死亡[12]），每17位母亲中就有1位终生伴随着和分娩有关的死亡风险。[13]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每月至少有240名孕妇死亡。[14]

再加上埃博拉病毒，女性突然要面临两种死亡的恐惧：分娩和埃博拉病毒。事实上，情况比这更糟，因为孕妇需要频繁接触卫生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所以她们感染埃博拉的风险更高：[15]《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3次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暴发中，有2次“涉及在产科环境中传播病毒”。[16]埃博拉病毒导致医护人员（主要是女性）大量死亡，这使得女性患病风险更高：《柳叶刀》估计，在受该病毒影响的3个国家里，每年都有4022名女性因缺医少药而死亡。[17]

不愿意将性别因素纳入救灾工作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坚持认为既然传染病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那么最好把重点放在控制和治疗上，“等疫情结束后，再让其他人去解决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18]在这一点上，学者们也有责任：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发表在1.5万多份同行评议出版物上的2900万篇论文，发现其中只有不到1%探讨了疫情暴发的性别影响。[19]但是，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解释说，认为性别无关紧要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立场，它可能会阻碍预防和遏制疾病的努力，也会使人们无法全面了解有关疾病传播机制的重要见解。[20]

在2009年H1N1（猪流感病毒）暴发期间，由于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政府官员倾向于与男性打交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农场的主人，但事实上通常主要是妇女在后院的农场上照顾牲畜”。[21]在2014年塞拉利昂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最初的隔离计划确保妇女获得食品供应，但没有考虑水或燃料”。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收集燃料和水是妇女的活儿（当然，燃料和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在计划调整之前，“妇女得继续离开家去收集柴火，而这增加了传播感染的风险”。[22]

在大流行病中，妇女的照护责任也给她们带来了更致命的后果。家里照顾病人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也占了“医院中传统助产士、护士、清洁工和洗衣工的大多数，而这些工作有暴露于病毒的风险”，尤其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工人“得不到与医生同样的支持和保护，而医生主要是男性”。[23]葬礼上整理遗体的通常也是妇女，而传统的葬礼仪式导致许多人被感染。[24]在利比里亚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据估计，死于该疾病的人口75%是女性；[25]在塞拉利昂这个疫情的“震中”，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死于该病的人里有60%是女性。[26]

2016年的一篇论文[27]还发现，在最近的埃博拉和寨卡疫情中，国际卫生建议没有“考虑到妇女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的能力有限”。[28]在两场疫情中，所有咨询意见都是以这样一种（不准确的）见解为前提，即妇女拥有经济、社会或管理权力，“行使国际建议中所包含的自主权”。其结果是，国际卫生建议“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在灾后救援方面，我们需要尽快解决性别数据缺口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危机四伏。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现在的危险程度是40年前的近5倍：2000年至2010年间，洪水、风暴、干旱和热浪造成了3496起自然灾害，而上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为743起。[29]除了有分析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是造成冲突[30]和大流行病暴发[31]的一个因素外，气候变化本身也在导致死亡。《柳叶刀行星健康》杂志2017年的一份报告预测，2071年至2100年间，欧洲每年将有15.2万人死于与天气有关的灾难。[32]相比之下，1981年至2010年间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为3000人。[33]而且，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在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中，女性也占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