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花多少钱？”这是任何提出政策措施的人都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负担得起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明了，但第二个问题就有点棘手。这将取决于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而这个数字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更为主观。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标准是GDP，而如果说经济学拥有宗教信仰，那么GDP就是它的神。GDP是根据一系列调查收集到的数据编制而成的，代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了多少鞋子）和服务（比如餐厅供应了多少顿饭）的总价值。它还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收入，以及我们（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支出。这一切听起来很科学，但事实是，GDP涉及一个女性问题。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黛安·科伊尔解释说，制定一个国家的官方GDP数字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很多人认为GDP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编造的产物，其定义中包含了大量判断。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衡量GDP“跟测量一座山有多高完全不同”。她提醒说，当你看到宣称“本季度GDP增长0.3%”的新闻标题时，你应该记住，0.3%这个数字“与数据中的不确定性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用来编制GDP的数据存在明显的缺口，加剧了其不确定性。有很多商品和服务根本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决定要纳入哪些内容多少是有些武断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严肃地测量过经济。但在大萧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经济崩溃，政府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1934年，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学家编制了美国的第一份国民经济核算。[1]GDP就此诞生。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科伊尔解释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框架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她告诉我，这个框架是为了适应战时经济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产能有多大，以及需要牺牲哪些消费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争。”为此他们统计了政府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因此“政府和企业做的事情就被定义为经济”。但有一个生产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后来所谓的“如何思考和衡量经济的国际惯例”之外，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承认这些工作有经济价值，它只是不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科伊尔说。

这不单纯是一种疏忽，而是经过相当激烈的辩论之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经济学家保罗·司徒登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收入》中写道：“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遗漏了家庭主妇的无偿服务，歪曲了整个图景。”他总结道，原则上，“家里的无偿工作应该被包括在GDP中”。但原则都是人制定的，因此“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争论如何衡量和评估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最终认为，”科伊尔说，“收集数据的任务过于艰巨了”。

从建筑到医学研究，和许多为了简化而排斥女性的决定一样，这个结论只会在一个将人类默认为男性、将女性视为小众的文化中出现。只有当你认为女性并非不可或缺，才会去扭曲你本应尝试衡量的现实。只有在你把女性视为一个额外的、复杂的因素时，这么做才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认真谈论人类的一半人口，这么做就说不过去。如果你关心准确的数据，这么做也说不过去。

排除女性确实会扭曲数字。科伊尔指出，从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似乎是生产率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假象。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外出工作了，而过去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未被计算在内的那些——现在被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取代了。“比如，在超市买现成的食物，而不是自己在家做。买衣服而不是在家做衣服。”生产力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它只是发生了转变，从女性化、不可见的私人领域，转移到了一个能够被统计在内的领域：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

未能衡量无偿家务劳动，可能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性别缺口。据估计，无偿照护工作可占高收入国家GDP的50%，在低收入国家则可高达80%。[2]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2016年的GDP约为3.9万亿美元[3]（世界银行的官方数据为2.6万亿美元[4]），印度2016年的GDP大约是3.7万亿美元[5]（世界银行的数据为2.3万亿美元）。

联合国估计，2012年美国无偿儿童保育服务的总价值为3.2万亿美元，约占GDP的20%（当年总值为16.2万亿美元）。[6]2014年，美国人为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庭成员提供了近180亿小时的无偿照护服务（美国每9个65岁及以上的人中就有近1个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这项工作的估值为2180亿美元，[7]或者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说，“是沃尔玛2013年销售额的近一半”。[8]

2015年，墨西哥的无偿照护和家务劳动被估值达到GDP的21%，“高于制造业、商业、房地产、矿业、建筑、运输和仓储业”。[9]而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无偿育儿工作实际上应被视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产业，创造了（以2011年的价格计算）345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是正规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达到了金融和保险服务业的3倍”。[10]在这项分析中，金融和保险服务甚至连第二位也没排上；它们被“其他无偿家政服务”挤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你会注意到这些都是估值。只能如此，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在系统地收集这些数据。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在衡量女性无偿工作的数量时，最常见的方法是时间使用调查。每个人都被要求对其一天的活动做一个时间日志——在做什么，在哪里，和谁一起做。获奖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写道，正是由于这种形式的数据采集，我们现在才知道，“在几乎所有国家里，女性都承担了特别多的非市场工作，而且总体而言，她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比男性更长”。

标准的时间使用调查主要是用来衡量一些具体活动，如做饭、打扫房间或喂孩子等。[11]因此，它往往不能反映随叫随到的责任，例如孩子睡着时必须时不时瞄一眼，或者在你忙着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得照顾患重病的成年人——这是另一个数据缺口。明确针对这类责任的时间使用调查显示，尽管“随叫随到照护”的换算工资非常低，但其市场价值是巨大的，[12]可是与出行数据一样，在统计个人和休闲数据时，照护工作往往被遗漏。[13]福尔布雷指出，在博茨瓦纳进行的多项针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护理研究显示，“估计每位照护者每年的服务价值约为5000美元，如果将这一数字包括在内，将大大增加对医疗保健总支出的估值”。[14]

好消息是，许多国家的这类调查都在逐渐增多。福尔布雷写道：“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进行了87次以上的此类调查，超过了整个20世纪的总数。”但是，还有很多国家仍然缺乏可靠的时间利用信息。[15]而且，衡量女性的无偿工作仍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额外劳动：[16]澳大利亚原定于2013年进行的时间使用调查被取消，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最新的可用数据来自2006年。[17]

科伊尔告诉我，她“难免会怀疑，最初决定不去计算家务是受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性别成见的影响”。她的怀疑似乎是完全合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初排除女性工作的理由是如此站不住脚。随着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等数字公共产品的兴起（它们正在取代百科全书和昂贵的专有软件等付费产品），无偿工作开始被视为一种经济力量——一种应该加以衡量并纳入官方数据的力量。在家做饭和在家开发软件有什么区别？前者主要由女性完成，后者主要由男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