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爱乐乐团都没有女性音乐家。在五六十年代，有两次聘请一两名女性，其他时候女性的数量都顽固地止步于零。但突然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音乐家的数量不断上升。

管弦乐队的人员流动率极低。乐队的组成是相当静态的（总共有大概100名乐手），只要你被雇用了，基本上就是终身制；音乐家被解雇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管弦乐队中的女性比例在10年内从统计学意义上的0%增长到10%时，可以想见，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这件不得了的事就是盲试。[1]盲试制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诉讼后创立的，顾名思义，招聘委员会和乐手之间有一道隔板，所以无法看出是谁在试奏。[2]这块隔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开始占新录用员工的50%。如今，纽约爱乐乐团的女音乐家比例超过45%。[3]

只是安装了一块隔板，就把纽约爱乐乐团的试音过程变成了一种优绩主义①。但这件事是一个例外：对全球绝大多数招聘决策来说，优绩主义都是一种有害的神话。它为制度化的白人男性偏见提供了掩护。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尽管几十年来的证据表明，这个神话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想，但它显然在对抗所有证据。如果我们想要消除神话，仅仅收集数据显然是不够的。

但是，优绩主义是一种神话——这个事实并不受人欢迎。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相信，优绩主义不仅是事物应有的运行方式，也是实际的运行方式。[4]虽然有证据表明，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不同在于其优绩主义的程度要低，[5]但美国人尤其坚持优绩主义的信条，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就业和晋升策略的设计越来越倾向于把优绩主义当作一种现实。一项针对美国公司的调查发现，95%的公司在2002年采用了绩效考核（1971年为45%），90%的公司实施了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计划。[6]

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方法确实有效。事实上，倒是能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们没用。一项研究分析了从美国多家科技公司汇总而来的248份绩效评估报告，结果发现女性受到的负面人格批评远多于男性。[7]女性被告知要注意自己的语气，要退后一步。她们被评价为专横、粗暴、强硬、好斗、情绪化和非理性。在所有这些词中，只有“好斗”一词也出现在对男性的评估报告中——“出现2次，而且是在鼓励他们更加好斗”。更糟糕的是，几项关于绩效奖金或加薪的研究发现，白人男性的薪酬高于表现相同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一项针对一家金融公司的研究发现，从事相同工作的女性和男性在绩效奖金方面存在25%的差异。[8]

优绩主义的神话在美国科技行业达到了顶峰。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科技企业的创始期，创始人最关心的是“招聘优秀人才”，而在十大商业优先事项中，录用多元化的员工只排在第七位。[9]有四分之一的创始人表示，他们对多元化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根本不感兴趣。这表明，科技行业相信如果你想找到“最优秀的人才”，考虑什么结构性偏见根本是多余的。你只需要信仰优绩主义。

实际上，相信优绩主义可能正是接受偏见的唯一必要条件。研究表明，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客观的，或者相信自己没有性别歧视，你就会不那么客观，更有可能做出性别歧视的行为。[10]一名男性（女性身上并未表现出同样的偏见），如果他相信自己在招聘中做出了客观的决策，就更有可能聘用男性求职者，而不是同等条件的女性求职者。在明确以优绩主义为特征的组织中，经理们更喜欢男性员工，而不是同等资历的女性员工。

科技行业如此沉迷于大数据的潜力，又如此迷恋优绩主义的神话，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在有确实数据存在的地方，这种迷恋是很少出现的。但若说在硅谷，优绩主义是一种宗教，它的上帝就是从哈佛大学退学的白人男性。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是如此：在科技行业，女性只占雇员的四分之一，占高管的11%；[11]而美国一半以上的本科学位、一半的化学本科学位和近一半的数学本科学位都是由女性获得的。[12]

超过40%的女性在科技公司工作10年后会离开，而男性只有17%。[13]人才创新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女性离开并不是出于家庭原因或者不喜欢这份工作。[14]她们离开是因为“工作环境”“经理的破坏行为”以及“一种职业生涯停滞不前的感觉”。《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特稿也发现，女性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她们的晋升之路再三受阻，项目也被取消。[15]这听起来像优绩主义吗，还是更像制度化的偏见？

在这样的统计数据面前，优绩主义的神话依然存在，这证明了男性默认思维的力量：正如在设想一个“人”的时候，男人80%的时候设想的是男人，科技行业的许多男性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行业是如何被男性主宰的。但这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吸引力：它告诉受益其中的人，他们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自己的价值。最可能相信优绩主义神话的人是出身上层社会的年轻美国白人，这并非偶然。[16]

如果美国上层社会的白人最可能相信优绩主义的神话，那么学术界也和科技界一样坚定地追随优绩主义，就不足为奇了。学术界的上层——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上层——由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主导。这是能让优绩主义神话蓬勃发展的完美培养皿。因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男性学者——尤其是STEM领域的学者——给声称学术界不存在性别偏见的虚假研究和持相反结论的真实研究打分时，前者的得分更高。[17]实际上，性别偏见不仅不胜枚举，而且有充分的文献记录。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发现，女学生和女学者获得资助、面见教授、获得指导甚至得到工作的可能性都明显低于男性候选人。[18]母亲们被认为能力较差，薪酬也往往较低，当父亲却能给男人带来好处（这种性别偏见绝不仅限于学术界）。[19]然而，尽管有大量数据证明，学术界实际上远非实行优绩主义，但大学仍在运行，仿佛男学生和女学生、男学者和女学者是在公平竞争。

学术界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但发表文章对男性和对女性来说是不同的。许多研究发现，女性作者的论文在双盲评审（作者和审稿人都不表露身份）中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评价。[20]，[21]在这一点上，尽管证据各不相同，但考虑到学术界已经确认存在许多男性偏见，似乎没有理由不进行这种形式的盲审。然而，大多数期刊和会议并没有采用这种做法。

当然，女性学者也能发表论文，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被引用次数通常是决定研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而研究影响力又会相应地决定职业发展。几项研究发现，女性被引用的次数整体少于男性。[22]在过去的20年里，男性自我引用的次数比女性多70%[23]——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引用其他女性作者，[24]这意味着发表文章的差距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发表论文的女性越少，论文被引用的差距就会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在事业上无法获得应有的进步，如此循环往复。男性默认思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引用差距：由于学术界普遍使用首字母而不是全名，学者的性别往往不是一望即知，导致女性学者被假定为男性。一项分析发现，女学者如果被当作男人（比如同行认为P代表保罗而不是葆琳），被引用的次数是相反情况的10倍以上。[25]

经济学家贾斯廷·沃尔弗斯在为《纽约时报》撰稿时指出，与此相关，一个男性默认的习惯是，记者常会在第一作者实际上是女性的情况下，将男性撰稿人称为第一作者。[26]这种男性默认思维的懒惰产物，在媒体报道中是不可原谅的，在学术界更不被接受，然而它仍在学术界扩散。在经济学领域，合著论文很常见，但合著论文中隐藏着一种男性偏见。男性不管是独立撰写还是与人合著，获得的赞许都是一样的，女性则不然，除非她是与其他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否则女性从中获得的赞誉还不到男性的一半。美国一项研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女性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与男性经济学家一样多，但男性经济学家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是女性同行的2倍。[27]人们喜欢把被认为是由男性完成的研究与“更高的科学质量”联系起来，背后也可能是男性默认思维在起作用：[28]这可能是纯粹的性别歧视的产物，但也可能是把男性视为普遍、把女性视为小众的思维模式的结果。这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女性作者编写的参考书不太可能出现在课程教学大纲上。[29]

当然，在女性面临所有这些隐形的障碍之前，她必须首先找到时间去做研究，而这绝不是想当然的事情。我们已经讨论了女性在有偿工作之外的无偿工作会如何影响她们做研究的能力。但她们在工作场所内的无偿工作量同样会产生影响。当学生遇到情感问题时，他们求助的是女讲师，而不是男讲师。[30]学生也更有可能向女性学者请求延期、提高分数或者通融。[31]单独来看，这样的请求不太可能会占用太多时间或精力——但加起来就构成了女性学者时间上的成本，而男性学者大多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学也没有考虑到此事。

相比男性同事，女性还被要求做更多遭到低估的管理工作[32]——而且她们不得不应承下来，因为如果说“不”，就会因为“不讨人喜欢”而受到惩罚。（这是很多工作场所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要操持“家务”——记笔记、倒咖啡、收拾别人留下的烂摊子。[33]）相比男性同事，女性也更有可能被安排额外的教学时间，发表作品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影响，[34]而且，就像“荣誉”管理职务一样，人们认为教学没有研究重要、严肃、有价值。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女性的教学负担使她们不能发表足够的作品，而这导致了更多的教学任务，并越积越多。

女性承担价值较低的工作，这种不平等又因为工作考评系统而加剧，因为考评系统中本来就存在对女性整体的偏见。教学评估表在高等教育中被广泛使用，代表了另一种“我们确实有数据，但我们不看它”的情形。许多国家几十年的研究[35]表明，教学评估表在实际运用中不仅没用，而且还“对大量女教师抱有巨大偏见，其严重程度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36]然而，这些评估表在评估性别偏见方面倒很有用。其中一种偏见是我们的老朋友——“人类被默认为男性”，其表现为，当女性讲师并不重点关注白人男性时，会遭到反对。“这门课我收获无多，除了性别和种族斗争，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信息。”一名学生抱怨道，这位同学显然认为性别和种族与其所学课题“美国联邦”无关。[37]

另一名学生也落入了本书引言曾谈到的陷阱：没有意识到“人”的意思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并抱怨说“虽然安德里亚第一天就表示她将从一个民族的视角来讲授本课，但她并没有说明第一民族②和妇女的历史会占多大比重”。顺便说一句，我们有必要对这名讲师关注“第一民族和妇女历史”的程度持保留态度：我的一个朋友从一名男学生那里得到了类似的不愉快评价，因为她在政治哲学课上“过于关注”女权主义。总共十堂课里，她大概讲过一次女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