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始于一个笑话。那是2011年，瑞典卡尔斯库加镇的官员受到抨击，一项性别平等倡议迫使他们从性别角度重新评估所有政策。当人们以严厉的目光审视一项项政策时，一位官员不合时宜地笑言，至少清扫积雪不是“性别平等人士”会过问的事。不幸的是，他的言论恰恰引起了性别平等人士的思考：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

当时，和大多数行政区域一样，在卡尔斯库加，清扫积雪始于主要交通干道，止于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行方式不一样。

我们无法从每个国家获取按性别划分且连贯的数据，但我们已有的数据确实清楚表明，相比男性，女性总是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1]在法国，三分之二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在美国费城和芝加哥，这一比例分别为64%[2]和62%[3]。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男性开车的可能性都更大[4]，而且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那么家中使用这辆车的也主要是男性[5]——即使在瑞典这个女权主义的乌托邦国家也是如此。[6]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交通方式上，还体现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更有可能遵循一个相当简单的出行模式：每天两次，进城和出城。但女性的出行模式往往更为复杂。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这影响了她们的出行需求。典型的女性出行模式可以是这样的：在上班前先送孩子上学；带一位年长的亲戚去看医生，并在回家的路上捎带买点家庭必需品。在世界各地的女性身上都能观察到这种多段短途行程相连的出行模式，也被称为“出行链”。

在伦敦，女性送孩子上学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7]，“多段出行”的可能性较男性高25%[8]；如果家里有一个9岁以上的孩子，这个数字将上升到39%。在欧洲各地，人们都发现了男性和女性在“出行链”方面的差异，双职工家庭中，女性接送孩子上学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这种情况在有幼童的家庭中最为明显：一名职业女性如果有5岁以下的孩子，她的多段出行可能性将增加54%；而职场男性处于同样境地时的可能性仅增加19%。[9]

在卡尔斯库加，所有这些差异意味着，扫雪的步骤表面看来性别中立，实际上根本不是，所以镇议员改变了扫雪的顺序，优先考虑行人和公共交通的使用者。他们的理由是，毕竟这样做不会花更多的钱，而且开车穿过七八厘米厚的雪地也比推着一辆童车（或轮椅和自行车）穿过七八厘米厚的积雪要容易得多。

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到头来会帮他们省钱。自1985年以来，瑞典北部一直在收集受伤入院人员的数据。在他们的数据库中，伤者绝大多数是行人，在道路打滑或结冰的情况下，[10]行人受伤的可能性是驾车者的3倍，占所有因交通事故受伤而住院时间的一半。[11]这些行人大部分是女性。瑞典于默奥市的一项研究发现，79%的行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冬季，单人事故（即没有其他人参与的事故）中有69%的伤者为女性。三分之二的受伤行人曾在结冰或积雪的路面上滑倒，48%的人受伤程度为中度至重度，其中骨折和脱臼最常见。女性一旦受伤，伤势往往也更严重。

斯科纳郡正在进行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研究还发现，工伤会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生产力下降。[12]仅仅一个冬季，行人摔伤带来的预计损失就高达3600万瑞典克朗（约合320万英镑）。（这个数据很可能过于保守了：许多受伤行人去的医院并未将数据上报至国家交通事故统计处；有些人看医生，但不去医院；还有些人只是自己在家里养伤。因此，医疗和生产力的损失还可能更高。）

但即使是按照这种保守估计，在结冰的情况下，行人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也大约是冬季道路维护费用的2倍。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索尔纳，行人交通事故的成本则是道路维护成本的3倍，一些研究显示的比例甚至更高。[13]无论具体相差多少，很明显，在清除积雪计划中优先照顾行人、避免发生伤害，在经济上是说得通的。

2016年，斯德哥尔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车道和人行道都被积雪覆盖，人们无法通勤，该市的扫雪工作也因此未能顺利地向性别平等化过渡，结果另类右翼群体的博客圈额手称庆。[14]但是，在这些右翼评论家匆忙庆祝女权主义政策失败时，他们却没有注意到，这项制度已经在卡尔斯库加成功运作了3年。

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也不准确。Heat St网站上有文章称[15]，这项政策很失败，部分原因在于“据报道，需要住院治疗的受伤人数激增”——但文章没有注意到，是行人受伤[16]的事故“激增”，说明问题并不在于行人得到了优先照顾，而在于整个扫雪工作未能有效开展。驾车者可能出行不顺，但其他人也一样。

第二年冬天就成功多了：在斯德哥尔摩交通部门任职的地方议员丹尼尔·赫尔登告诉我，他们用特殊机器清扫了20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这使它们和夏天时一样干净”），那里的事故减少了一半。“所以效果真的很好。”

卡尔斯库加最初的扫雪顺序并没有故意牺牲女性利益，并以此为代价来造福男性。就像本书中的许多例子一样，它只是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是视角上的差异。最初设计这个计划表的男人（应该是男人）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出行的，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设计。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女性。他们只是压根没有想到这些，没有考虑女性的需求是否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数据缺口是女性没有参与规划的结果。

马德里理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教授伊内丝·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告诉我，这个问题在交通规划领域表现得更为普遍。她解释说，交通运输业是一门“高度男性主导”的行业。在西班牙，“所有部委中，在交通运输部里担任政治和技术职位的女性都是最少的，所以他们的偏见来源于个人经验”。

总体而言，工程师主要关注的是“与工作相关的移动出行”。固定的劳动时间催生了出行高峰，规划者需要知道基础设施的最大承载量。“因此，规划高峰时段是有技术上的原因的。”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承认。但是，就算需要为高峰时段做出规划，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出行（通常跟高峰时段不一致，因此“不会影响系统的最大承载量”）被忽略了。

现有研究清楚表明，典型的男性出行方式受到了额外偏袒。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发现，交通规划中存在“男性偏袒”，“系统配置”未能关注性别问题。[17]2014年欧盟一份关于欧洲人对城市交通满意度的报告，尽管谴责欧洲公共交通系统未能为女性提供充分的服务，但它仍将男性出行描述为“标准”模式。[18]更令人难堪的是像“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这类常见的规划术语，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对此解释说，该词是个常见的总括概念，用于“所有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19]这么一来，就好像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不是必要的，而只是闲人逸士可以随意浪费的“私人专属时间”。

政府支出的优先次序也存在明显的偏见。《新政治家》的政治记者斯蒂芬·布什在2017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保守党政府一贯宣扬紧缩，但前两任保守党财政大臣都破例进行了道路建设，而且两人均在这方面投入了巨资。[20]因为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而英国的道路基础设施已经相当不错，投资许多其他领域看起来更为明智，但不知何故，对这两人来说，道路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与此同时，到2014年，70%的地方议会削减了公交车的经费（最女性化的交通方式），仅2013年一年就削减了1900万英镑，而与此同时，公交车票价格每年都在上涨。[21]

英国政界人士在这方面能找到同道中人。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银行交通运输资金的73%用于道路和高速公路，其中大部分建在农村地区或用来连接各城市。[22]即使修建公路是正确的投资选择，但拟议的道路通向何方并非性别中立的决定。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回顾了莱索托一个村庄对拟议道路的分歧，从而说明以性别分类数据为基础进行项目开发是多么重要。女人们希望这条路朝着某个方向修，“方便她们前往最近的、有基本服务的村庄”；男人们则希望它朝相反的方向修，“这样他们就能骑着马、更方便地到达较大的城镇和市场”。[23]

其他出行数据中也存在着性别差异，许多交通调查有意遗漏了较短的步行和其他“非机动车”出行。[24]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说，这些出行“被认为与基础设施政策的制定无关”。考虑到女性的步行距离一般而言比男性更远、时间更长（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承担着照护者的责任，部分原因也在于女性往往更贫穷），非机动车出行的边缘化难免会对她们产生更大影响。忽略较短的步行出行也会扩大多段出行数据中的缺口，因为这类出行（多段出行）中通常包含至少一段步行。简而言之，认为短途步行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与认为女性和基础设施政策无关的假设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