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从这一讲，我们开始讨论政治转型这个话题。转型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话题可以说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近年来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民主衰退。如果这几年大家关注国内外的媒体，会发现到处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民主在全世界衰退”“民主在崩溃的边缘”“全球民主又遭遇了糟糕的一年”……《华盛顿邮报》干脆从2017年开始就起了一个副标题，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叫作“民主在黑暗中死去”。
这些标题看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显然，它们都事出有因。最近10年左右，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看到了很多新兴民主的挣扎和冲突，看到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所有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构成了“民主衰退”现象。现在，民主悲观主义如此普遍，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新共识。
然而，25年前左右，也就是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们对民主前景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时候人们的看法刚好相反。当时冷战刚结束，苏联垮台，西方到达其影响力的顶峰，人们对自由式民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固然，不同国家抵达这个制度的过程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在目的地已经明确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了。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抄作业了。
今天，福山的这种乐观主义看法备受嘲讽，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福山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最近，很难不感到全球民主的表现不足。首先是最发达和成功的民主，在2008年左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泥沼。许多新兴民主，从巴西到土耳其到印度，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正经历着它们自己的抗议运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曾经带来希望，但是已经堕落到新的专制、无政府状态甚至极端主义。”
所以，这一讲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民主真的衰退了吗？在何种意义上衰退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问题，但又是任何一个关心全球政治未来的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展开之前，我要做个小注释：因为在前面一个知识板块中，我们实际上是花了两节，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讨论了发达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所以为了避免重复讨论，这次课我们在谈论民主衰退时，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民主中的民主衰退，不再讨论发达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
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衰退，首先我们要讨论这种衰退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民主是从什么位置上开始衰退了。说到衰退的起点，就必须涉及一个概念，叫作“第三波民主化”。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入这一波民主化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卫星国，比如南欧、拉美诸国，还有一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第二波民主化之后也紧跟着第二波民主衰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变、内战、革命，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
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甚至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为什么这么精确呢？这是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发动时间。据说，当时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约好，以广播台开始播放某一首歌曲为政变信号，于是，这首歌的播放时间，被亨廷顿定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
可以说，当年葡萄牙的军官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偶然确定的一个政变时间点，从此以后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变革的起点。为什么说史无前例？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规模和速度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2-1），这是根据跨国政体数据库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整理出来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
图2-1 全球政体变化趋势图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如图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和威权政体的数量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化，民主政体数量显著上升，具体来说，1973年，地球上自由式民主国家的数量是37个；到2018年，这个数字变成97个，与此同时，威权国家数量显著下降，从119个降到了82个；到2000年左右，威权国家数量已经少于民主国家。
当然，不同的数据库标准不同，具体数字会略有差距。但是，无论使用哪个数据库，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会显示一个极其显著的（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趋势。站在历史的长河往下俯瞰，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变化。如果搁置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这个曲线意味着，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这个堪称“民主大跃进”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的起点。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就像人们对火车、汽车、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而在极少数有过民主实践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它的直接民主制与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也很不同，而且很快走向了衰亡，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在这个大的历史图景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显得格外突兀。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一：民主崩溃
理解了这种突兀，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今的民主衰退。简单来说，任何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可以说就是一场巨型的“消化不良”反应。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
遗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首先来看民主崩溃。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发起数次“请开国会运动”，最后干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宪法制定临时约法，进行了选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转型的尝试，如果用亨廷顿的时间分类标准，中国也进入过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之后是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后民主迅速崩溃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第三波浪潮后出现的新兴民主中，每五个就有两个经历过民主崩溃。崩溃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苏联的一些成员国，白俄罗斯，还有各种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是刚转型立刻就民主崩溃，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有的则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甚至被视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激进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有的则是过山车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后天又死，大后天又救活，比如泰国、海地、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反复震荡。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体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比如，苏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还是老大，1985年还是老大，1995年也还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众推翻。在这种一次性的游戏中，政治行为很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规则？你死我活。因为我不把握这次机会，我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民主崩溃在第三波浪潮后，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是加速度发生的。我做过一个计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场，民主崩溃发生过18次，但是1996—2018年却发生过35次，可见越到后面，民主崩溃的发生就越频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发生在南欧、拉美这种相对发达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离西方传统也比较近，相当于西方的表亲国家。英语里有个词叫作“low-hanging fruit”，“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意思就是比较好摘的果实，这些西方的表亲国就相当于“挂得比较低的果实”。但是后来，第三波浪潮逐渐扩散到东亚、东欧，然后是东南亚，这个时候虽然风浪渐起，但也大致平稳。不过，当第三波浪潮抵达非洲，尤其是最后抵达中东时，就常常是刀光剑影了。每一步进展之后，果实都挂得更高了，变得更加难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二：民主的伪劣化
再来看民主衰退的另一个表现：民主的伪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这种“民主的伪劣化”现象，在新兴民主中非常普遍。从委内瑞拉到巴西，从匈牙利到菲律宾，从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踪迹。有一个叫作Freedom House的机构长期对各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评估打分，我曾经根据它的数据，对新兴民主中十个人口大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十个国家里面，有九个政治自由度从它们转型后所到达过的最高分值跌落。十个里面有九个经历了政治自由度的倒退，这就是民主质量的伪劣化表现。
不妨以土耳其为例做一个说明。自1983年民主转型以来，土耳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之星。历史上，土耳其长期在民主转型和军事政变的怪圈中打转，往往是刚刚民主化，没过几年就又被军事政变打断，重新民主化，又被打断。但是，1983年这次民主转型，它似乎终于打破了这个历史怪圈，走向了民主稳固。1997年土耳其再次发生政变时，人们吃惊地发现，此政变非彼政变了，没有杀人流血，没有街头对抗，甚至没有解散议会，就是总理被迫辞职而已。于是，这场堪称文质彬彬的政变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到21世纪初，土耳其的民主前景看起来如此确定，以至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和欧盟进行积极谈判，土耳其已经一只脚踏入欧盟了。
可是，正当人们开始庆祝中东地区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民主政体时，土耳其民主却开始节节倒退。埃尔多安2003年上台之后，的确压制了军方势力，但是却唤醒了土耳其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可以说，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进来了虎。为打压反对派，埃尔多安政府越来越打压媒体、打压司法独立、打压反对派……这种倒退到2016年到达了顶峰。大家可能知道，2016年夏天，土耳其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政变之后，埃尔多安趁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数万公务员和法官被解雇，很多反对派人士包括议员被抓捕。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讲政变后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抓了十几万人，一个一个审判效率太低了，于是土耳其这几年就开始搞集体审判，一次拉三百、五百个人去审判，就跟开运动会一样。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哪还像一个当代民主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民主完全崩溃了吗？也不完全是。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推动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尽管百般操纵，修宪的支持率也只达到51.4%，而反对率高达48.6%，两方势力如此接近，说明反对派还是有相当的动员空间。2019年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选举，更是让埃尔多安政府狼狈不堪——3月份选举，执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输了，他们不甘心，作废了选举结果，推动了第二次选举，结果第二次选举反对党以更大的优势再次当选。埃尔多安政府虽然恼怒不堪，但也无可奈何。所以，土耳其的民主也没有完全崩溃，它只是伪劣化了而已。
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土耳其绝不是民主倒退的孤例，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菲律宾、匈牙利、巴西等，都有民主倒退的不同表现。时间关系，在这里不能一一讲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民主崩溃，还是民主伪劣化，在21世纪初都的确频繁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衰退的确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正如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民主衰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衰退，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波民主衰退。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次也不例外。
因此，广泛存在的民主悲观主义，显然有它的现实依据。以前人们可能觉得，民主转型有一个目的地，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必然光明，所有的动荡都只是“转型的阵痛”而已。现在看来，这种目的论本身就存在问题，阵痛有可能成为长痛，成为慢性病，甚至成为癌症。道路必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了：自由式民主不但没能终结历史，自己却似乎被历史给终结了。民主乐观主义被民主悲观主义取代。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无论历史走向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下的民主衰退让很多人重新审视民主转型的难度。20多年前，很多人低估了这个难度，以为“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悲观是历史对自由式民主的终审判决，还是和之前的乐观一样，只是历史循环的一个驿站？历史如此神秘莫测，或许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它的谜底。
7.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民主衰退”现象，讲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那么，“历史终结论”真的被终结了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如果你的尺度是理想，根据这个理想，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风平浪静，民主转型的结果应该是处处莺歌燕舞，那么第三波转型显然是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如果你的尺度是真实的历史，那么，称之为失败则或许为时过早。
转型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峡谷
我经常看到这样一类困惑：为什么自由式民主在西方社会发展得风调雨顺，但是一旦离开西方，就到处带来动荡和冲突？这个看法虽然很常见，却遗忘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历史。如果我们留心西方的民主转型史，就会发现，不仅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冲突，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过程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伴随着混乱和冲突。
其实，不但民主转型如此，威权转型也一样，当民主向威权政体倒退，或者一种威权政体向另一种威权政体转型，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混战和冲突。大家想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想想西班牙内战、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伊朗1979年革命，哪个国家的政体转型不是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原因很简单，政体转型根据定义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组，这种抢人饭碗、砸人饭桌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不妨以法国为例来看看西方的民主转型历程。今天，法国被视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顺利吗？当然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法国的第一次转型努力，但是众所周知，它一点都不风平浪静，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外战、“大恐怖”，断头台几乎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象征。最后结果是什么？王权复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崩溃。之后的事情，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也都有，法国又经历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战”“二战”，都充满了动荡，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的民主转型才能说是尘埃落定，而这时候距离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法国转型的艰难不是孤例。德国、日本转型的法西斯道路，美国建设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战争和内战，西班牙1936年的民主崩溃及其引发的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显示民主转型的艰难。即使是被视为“和平转型”典范的英国，也并不真正是和平转型。1689年的光荣革命被视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流血，恰恰是因为之前的英国内战流血太多了，到了1689年各方都实在是打不动了，才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君主立宪。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英国内战中大概有8.5万人死亡，加上战争带动的瘟疫流行，又死了10万人，有近2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不要说占当时的人口比例，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绝对数值也是非常惊人。
所以，当很多人对当代民主转型的艰难表示吃惊时，我倒是觉得，更令人吃惊的，可能不是转型的艰难，而是居然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应该如此艰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在历史上，它也很少有一次闯关成功的，常常像是运动场上的撑杆跳，一次跳不过去，两次、三次甚至数次才跳过杆去。
历史坐标系下的第三波转型
所以，把历史作为坐标系，我们发现，第三波转型浪潮未必那么失败。上次课讲到的民主衰退只是故事的一面，而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民主的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妨指出其中三点。
第一，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或者说，“水花”相对较小。和法国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热战争相比，苏联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几乎无声无息；和20世纪30年代惨烈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西班牙70年代末的这次民主转型也是相当平静；和日本历史上脱轨的民主化道路相比，东亚地区80年代的民主转型也算是和平过渡；相比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内战，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80年代的转型都没有引发战争……当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有战火，像伊拉克、阿富汗的战火，这些我们后面的课程还会再讲到，但是，经历战火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基本上都是内战或地区性战争，其杀伤力波及范围有限。所以，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空往下俯瞰，与历史上的政治转型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动荡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果和历史上的各种威权转型或改朝换代相比，就更是如此了。我们之前的课讲到，苏哈托1965年开启他的独裁统治，代价是50万人的生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上台，带来200万人的死亡；沙皇倒台后的苏联内战，至少150万人死亡，如果加上后面的饥荒、疾病而死的人数，则可能高达800万人。我们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生命代价就更不用说了，什么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那真的是血流成河。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真正留下来的民主成果很有限，许多重大的转型成果都很快崩塌，并且在这个崩塌的过程中引起国际秩序地震式的变化。但是，第三波民主衰退虽然存在，它留下来的成果也更多更稳定。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它的“夭折率”更低。并且，那些夭折的新兴民主也并不像当年大革命后的法国或者魏玛崩溃后的德国那样，构成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冲击。
上次课我说到过，在当代的转型国家中，有2/5左右经历过民主崩溃，这说明当代的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但同时它也意味着，3/5的国家并没有经历民主崩溃。即使是那2/5经历民主崩溃的国家，不少也重新民主化。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走向民主的沉淀，这是非同寻常的。
一个有趣的标志是，政变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急剧减少。大家可以看看上图（图2-2），这是两个比较政治学者制作的一个图，展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的变化。灰色的柱形是不成功的政变，黑色的柱形是成功的政变，大家可以看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政变数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未遂的，都在显著下降，直到今天，政变已经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权力角逐者是在放弃“武装夺权”的观念，转向了政治的战场。
图2-2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变化图
（图片来源：Adam Taylor, “Map: The world of coups since 1950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 22, 2016）
阿根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历史上，它的民主转型不断被政变打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曾发生过七次政变，平均每七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政变，但是1983年最近一次民主化以来，近4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政变。当然，阿根廷至今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冲突，但是，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了，这和它自己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还有韩国，从194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开始，韩国政治就进入了过山车模式，在民主、威权之间不断摇摆、动荡，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40年里，一口气建立过六个共和国，但是，1988年这次转型之后，尽管韩国政治也是风波不断，但是它的政体形式却沉淀了下来。
阿根廷、韩国的情况并非例外。相当一批拉美、东亚、中东欧国家或地区，在过去40多年里走向了民主稳固。连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趋势类似。有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大约一半权力更替是通过政变发生的，到90年代降到四分之一，到21世纪则进一步下降到13%。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尽管不少国家存在着民主崩溃现象，但是它们中很多在民主崩溃后重新民主化。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历史上，一旦民主崩溃发生，篡权者往往是赖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对开明者最终决定还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政变，到1989年才还政于民，中间是16年；巴西1964年发生政变，到1985年才回归民主，中间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民主崩溃都指向较为快速的民主反弹。比如马里2012年政变，2013年民主回归；洪都拉斯2009年政变，当年就重新组织选举。用学者伯米欧（Nancy Bermeo）的话来说，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
因为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民主衰退”这个说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异议。有学者指出，从民主政体的数量而言，21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点，无论用哪个政体评估数据库来衡量，结论类似。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曲线，只是从一条显著上升的曲线，变成了一条比较平的线，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出现了显著的民主衰退，是因为他们之前把一些根本没有民主化、只进行了一些“民主化妆术”的国家当作了民主化国家，甚至有时候直接把威权崩溃当作了民主转型——这就像一个人穿上了高跟鞋，我们就说他长高了，当他脱去高跟鞋，我们又说他变矮了，而事实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长高过，又谈何“身高倒退”？根据这类学者的观点，对于描述当代的转型状态，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民主拉锯”——转型从扩张期进入了平台期，从吸收期进入了消化期。
民主韧性从何而来？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十个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十个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而这个罕见的国际格局对于第三波转型浪潮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以前你用鸡毛信闹革命，信还没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杀了，现在你发个twitter、发个facebook，可能立刻万众响应。
所以，在当代，有各种经济的、国际秩序的、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但是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在2014年的世界观念调查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答案从1到10分布，数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如果我们把分布在7—10的回答归纳为“很重要”，那么美国人回答“很重要”的比例是78%，德国是88%，阿根廷是85%，土耳其是88%，伊拉克有77%，连卢旺达都有73%，其他国家也大同小异。所以，非常清晰的是，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
可能有朋友会说，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竞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是安全、是水电供应。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实证依据，因为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绩效性的。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问卷中，也就是最新一轮公布的问卷中，有一组问题的设计恰恰用来检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这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但不是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质特征。针对下述事物，请告诉我你认为它对于民主来说有多重要。”然后问卷分别询问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对民主的绩效性理解。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详述问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过去两三百年，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主权在民”观念，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起先可能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所以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缓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发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这匹马越跑越快，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它就像是空中楼阁，很容易倒塌。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哪有什么支撑民主运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许有孙中山、宋教仁在为民主而斗争，下面却是赵太爷和阿Q们的等级世界，因此辛亥革命脱轨成军阀混战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当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往往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甚至，哪怕在经济水平、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民主的运转。1789年美国建立第一个现代“准民主政体”时，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今天的肯尼亚；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体时，哪有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与历史上的第一波、第二波转型时期相比，滋养民主观念的经济、社会和国际条件更加丰富。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现代人越来越相信政治道义与社会自主性相联系，民主话语越来越成为政治合法性话语的“缺省设置”。毫无疑问，在许多国家，人们的耐心尚未匹配其愿望，民主的“技艺”抵达不了其决心，理想主义激情常常淹没现实主义策略，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民主衰退现象。但是，那种对“制度化的承认”之渴望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吗？尽管历史的风向永远在变化，对此我还是感到怀疑。
8.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在前面两讲中，我们谈到当代新兴民主遭遇了各种转型困境，历史不但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终结，“历史终结论”反而被现实的变迁给终结了。不过，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事实是，民主稳固的困境不是当代现象，自启蒙运动开始播散人民主权观念后，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都遭遇过今天新兴民主国家所遭遇的“稳固困境”。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为了抵达这一视野，或许可以从第一波转型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说起。
什么是第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泰坦尼克号”？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等并驾齐驱，构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法国革命其实比美国革命走得更远，但是，其结局却比美国革命要惨烈得多。革命后的美国，虽然也充满党派斗争，奴隶制问题更是在后来引发了内战，但总体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稳固和深化，美国宪法穿越200多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有效，并护佑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讽刺的是，到了19世纪，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于是，从1791年到1852年，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两部宪章和一个补充条例。托克维尔曾讽刺道，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的”宪法。
更重要的是，法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在1793年《惩治嫌疑犯条例》下，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达50万人，占男性人口的5%，死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人数大约在3.5万～4万之间——作为一个注脚，在290个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执行死刑，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断头台。[1]受难的也绝不仅仅是“反动贵族和教士”，研究显示，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来自第三等级。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更是伤亡惨重，据估计，1792—1814年，由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大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约140万法国人。[2]不但民主覆灭，它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可以说是遮天蔽日。相比之下，今天新兴民主转型的失败在“震级”上反而是小巫见大巫了。
更彻底的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英国革命虽然比法国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分权的一场斗争，直到1832年选举改革后，英国还存在选举权的各种财产门槛，著名的宪章运动正是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抗争。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在阐释美国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多处出现警惕“多数暴政”的观点。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精神则非常清晰。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归属于人民，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此类表述是英美《权利法案》中完全没有的。
作为这种人民主权观的体现，法国革命在民主实践方面比同时期的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美国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就是革命半个世纪之后，才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且仅仅限于白人，但在法国革命的1793年宪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已经被彻底废除，甚至，在这一版的宪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同时期革命都没有的崭新原则——公共救济原则、工作权、公共教育权等。这个宪法的通过方式本身——公投——也体现了法国革命的民主性。美国宪法虽然也由各州通过才得以确认，但毕竟是由各州的议会投票通过，和法国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语。
法国革命的民主性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在革命实践中。与英美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是更根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尽管革命始终有精英主义色彩，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党、雅各宾派、督政府再到拿破仑，都可谓革命先锋，但是“群众”的身影，尤其是“无套裤汉”们的身影，却比同时期其他革命中要显著得多。从攻占巴士底狱到进攻凡尔赛宫，从冲击巴黎王宫到包围国民议会，街头运动的力量都功不可没。这种力量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1793年6月2日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的武装包围。当时，雅各宾势力和吉伦特党人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清除吉伦特党人势力，雅各宾派发动巴黎公社8万民众包围国民公会，要求驱逐并逮捕吉伦特党人。当国民公会主席传话出来要求结束这种武力威胁时，起义军的总指挥回话道：“告诉你们的蠢货主席，他和他的议会去死吧，一个小时之内不交出那22个人（吉伦特党人），我们就炮轰他们。”[3]最后，“群众”当然胜利了。这个“群情激奋、万众一心”的画面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生动缩影。
此外，法国革命也更“彻底”。严格来说，英美革命本质上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大量充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甚至采取发行“指券”、限制商品价格等计划经济措施。最能体现这种革命彻底性的，莫过于革命者对时间的“改写”了：为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日历，革命者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十天，一天十个小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或许正因为法国革命更民主、更彻底、更具颠覆性，它才获得“大革命”的尊称——我们没有听说过“英国大革命”或者“美国大革命”，但是法国革命却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革命”。也正是因此，无数同时代的思想家、改革派曾对法国革命寄予厚望——杰斐逊曾参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贝多芬曾给拿破仑写过交响曲，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说法，恰恰是来自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惊叹。
不自由的民主
然而，这样一场更民主、更彻底的革命却“沉船”了。固然，从民主理念、民族主义思潮、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传播的角度而言，不能说法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就法国民主政体的稳固而言，法国革命显然失败了。如前所述，历经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法国都没有建立可持续的民主政体，法国的民主稳固直到20世纪中叶才实现。
为什么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转型运动失败了？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法国革命不但是现代革命的原型，其失败也是现代革命失败的原型。也就是说，理解法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300年其他民主运动的源头，而理解其民主稳固的失败，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过去300年——包括当下——很多国家民主稳固失败的机制。战场上讲“擒贼先擒王”，其实，做社会科学研究也差不多，抓住一些重量级的事件，观察它的变化轨迹，分析它的发展逻辑，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同类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机制。
法国革命何以“翻船”？几百年来，学者们已经对此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我不可能一一介绍，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对其失败机制有相当的概括力，那就是“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当代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条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壳：它承认普选权，追求政治平等，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是它与传统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压缩政治选项，从而取消民主政体的实验性特质。
注意，扎卡利亚这段话在涉及西方时有一个状语：“近一个世纪以来”。也就是说，将民主和自由融合起来，对于西方来说，其实也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是或者重自由而轻民主，或者重民主而轻自由。在一个启蒙理念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重民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观察法国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种种特性清晰可见。固然，法国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彻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可以说如影随形。在革命的高峰期，《惩治嫌疑犯条例》呼吁逮捕“所有发表反动作品的专制和封建残余分子”，另一项法令则禁止发表挑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杜申老爹报》《老科德利埃报》等报纸被封，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集会结社自由也随着雅各宾派的集权化而消失——“群众”的力量曾经是雅各宾派清除异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结束，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辩论俱乐部，连无套裤汉们也失去了组织基础。
于是，解放运动成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义。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革命法庭则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标准模糊不清：阴谋反叛、价值观扭曲、意见不一致、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都可能入罪。“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他因此被捕。[4]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脑后，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当丹东、德穆兰等相对宽容的雅各宾派对革命大开杀戒表示不满时，他们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宗教自由远在大恐怖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侵蚀。1789年国民议会决议将教会财产“交给国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则要求牧师宣誓效忠新政权，并日常宣读议会的所有法令，成为革命政权的“宣讲代表”。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凋零也成为必然。尽管《人权宣言》中宣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战争、叛乱、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束之高阁。逃亡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富人被强行“借款”，面对民众要求粮食限价的呼声，国民公会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对此罗伯斯庇尔表示：“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5]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法国革命中的民主原则更加激进，民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革命的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所确立的民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善与恶的“捆绑销售”
为什么一个如此高远的民主理想在实践中变形为“不自由的民主”，乃至最后民主自身也灰飞烟灭？显然，战争局势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革命也历经了战争，对自由的碾压却从未到达法国革命的程度。将法国革命的悲剧都推卸为雅各宾派乃至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专权也并不恰当——如前所述，雅各宾的崛起与巴黎无套裤汉们的热烈支持有关，否则它很难在国民公会中战胜吉伦特党人和其他中间派，成为权力垄断者。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民众会支持这样一个压制自由的政治势力？毕竟，自由是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首要原则。
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们兜售一堆酸苹果，我们多半不会去买，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苹果和一堆甜樱桃放在一起，说买五斤苹果、送五斤樱桃，那我们可能就一个箭步冲过去买了。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在法国革命的情境下，这种更高的善归根结底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众所周知，卢梭是法国革命的精神导师，革命中不管哪个派系都以援引卢梭为荣，“公共意志”理论正是他的学说。为什么说卢梭的“公意”学说通向“不自由的民主”？和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一样，卢梭在构建其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难题。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的解决方案——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揭示，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衡派系，所以美国宪法的要旨在于各种政治制衡。但是，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受到卢梭的影响，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明文表示：“法律是公共意志之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固然，卢梭的学说表达了对民主困境的清醒认识，但其方案却为“不自由的民主”埋下了伏笔。“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正如塔尔蒙所言：“公意对于卢梭就像是一个数学事实……一个人不被邀请去表达个人偏好，也不被询问他是否赞同一个提议，而是被询问该提议是否合乎公意。”[6]可以说，法国革命中后来发生的雅各宾权力垄断乃至恐怖统治，都是这种“客观真理论”的展开形式而已。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际，罗伯斯庇尔写道：“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7]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可见，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遗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绝不仅仅是“法国往事”。几百年来，在新兴民主当中，它是一种流行病。无论是第二波民主化中的德国或西班牙，或者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诸多新兴国家，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民主在上升，自由却成为其牺牲品。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够得以维系吗？这就像只有一个品牌的电脑市场会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吗？即使会出现，恐怕也不如竞争压力之下的产品改良那么有效率。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间。或许法国革命中的一个细节提供了暗示：1793年宪法——也是最民主的雅各宾宪法——6月份刚出台，10月份就被搁置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以情势紧急为由，宣布暂时搁置宪法，但为了表达对宪法的诚意，他们郑重其事地把宪法文本放到了雪松木箱子里以备后用——只是，这部宪法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
显然，扎卡利亚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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