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拎得清”，

其实一直在抗争的女性斗士肯定积累了某种成果。

上野千鹤子女士：

我们聊女性主义的信件登上杂志的那个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森喜朗辞职、奥运会开幕式风波、《报道Station》节目的广告问题……这令我再次痛感，能与您通过信件实时探讨这些话题着实幸运。一眨眼，便迎来了最后一轮。

今年我将迎来三十八岁生日。我认为自己作为作家和人都还很年轻，但和学生时代相比（那时的我可以吸收一切，见谁都咬），对事物的看法确实有些固化。对自身的性格与情绪也有了某种定论，看新闻时也有了某种既定的立场和感受，意外的惊讶和新鲜感明显减少，不太会有“原来我会对这种事情生气啊”“原来我会被这样的话伤害啊”的新发现。对社会、掌权者和男性的期望和理想已经降得很低，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产生新的伤口，这恐怕也是我变得拎得清的原因之一。而您在通信之初便指出了我的世故圆滑，让我“痛了就喊痛”。是您的信帮助我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

您在上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这正是我通过这一年通信转变的一个观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情感和思想却不行。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即使男人的行为多少得体了一些，他们心中龌龊的歧视心态和情绪也不会改变，遮遮掩掩的反而让我恶心。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嘴上说两句“巴不得扔石头砸你”总比一边骂“妓女”一边扔石头要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只在脑子里想想，说都不要说出来，把那些念头统统带回家去。不过，看到他们出于社会需要挂上假惺惺的微笑，我还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AV行业期间，我有时也会为影片内容的无聊而苦笑，同时感叹人的欲望是多么愚蠢。在外界抗议和行业的自救努力与自我约束下，这个行为多少得到了一些整顿，开始禁止演员穿水手服，一度流行的严刑拷打类的作品急剧减少。但水手服被禁，便换成西装和堆堆袜。不准用针刑，就改用水刑……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不难想象，最根本的欲望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上高中的时候都没有“JK经济”[1]这个词，原味店遭禁之后，就冒出了观赏女高中生穿迷你裙折纸鹤的店。速配网站成为卖娼的温床后，又催生出了更高明的黑话。这些变化，我都近距离见证了。

虽然存在禁止卖娼的大原则，但日本情色产业总能迅速适应原则的变化，于是禁止插入行为的风俗店和干爹介绍业异常繁荣。我反省了一下，也许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对原则的力量越来越不屑。直到今天，我内心仍有一半认为，男人即便遭到抗议，也只会换一种更难发现的巧妙方法而已，他们的欲望本身并没有改变。不过我从来没有被人扔过石头，没有遭受过警察的不正当暴力，“AV女就不该上报纸”的声音也比以前少多了（原来偶尔能听到一些），这都得归功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至少在原则层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我忘记了这一点。尽管我仍然有些担忧恶心的真心话失去发泄的渠道，但此时此刻，我终于感觉到社会原则的改变减少了自己受伤的次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还记得几年前，某周刊登出了一篇文章，题为“好睡的女大学生排行榜”，一位女大学生对此愤然抗议。她不光投诉，还要求与刊登文章的编辑部公开讨论，并指出了自己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她的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编辑部也没有偷偷摸摸撤下文章，而是真诚地给出回应，承认哪些企业文化与习惯有问题，并诚挚道歉。且不论雅虎等网络新闻媒体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剖自身文化这件事的意义，这个案例相当耐人寻味，因为它揭露了媒体的内情，让我们认识到很多媒体人一直在惯性的驱使下做自己都不觉得有趣的选题。尽管我与抗议的那位女生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其实就跟这件事有关，而“找茬”二字背后则是耐克公司请科林·卡佩尼克（他为了抗议种族主义拒绝在演奏国歌时起立）代言时，以特朗普支持者为首的一群人大加抗议并抵制耐克之类的事例。

前者算是程序正规、公平公正的抗议形式，可即便如此，“真心话”还是不会改变。我在那本周刊上开了连载，所以再清楚不过。不过业界确实因此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报道援交、风俗业等题材时更注意表达和采访的方式，这应该有助于减轻人们受到的伤害，所以我现在认为这是一场有意义的运动。可也正是从那时起，杂志社频频要求我连载时别拿性别问题（好比这一次的《报道Station》广告问题）做文章，我对此还是略感烦躁，只觉得“你们到头来只是道了个歉，把东西删了，拍拍屁股溜之大吉而已”。

大概是上一封信有些词不达意，其实我并不是要为引起特定人群反感而遭到抨击的表达辩护，也不认为“抗议最终导致表达者道歉删除”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森喜朗那样的无心之言和引发抨击的广告或海报在性质上还是有一点区别，毕竟广告的创作者肯定抱有某种意图。我可以理解人们看了《报道Station》的网络广告之后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但仅仅观看广告肯定无法完全理解创作者的想法，眼看着还没把这个搞清楚，广告就被撤下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露骨的性表达是为了吸引谁是很明显的，可这次《报道Station》的广告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无法理解制作方到底想表达什么。天知道他们是想博观众一笑却冷了场，是在反讽时局，是想引发某个群体的共鸣（那他们想要得到谁的共鸣呢），还是想攻击什么东西。拍出这支广告的人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有远大的理想，想制作出打动人心的影像，或通过有趣的作品撼动世界，可我心里还是会嘀咕，既然你都没什么好反驳的，说撤就撤，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发出来。反过来说，如果你有无论如何都想抛给世人的疑问，即使那是与时代相悖的价值观，我也愿意听上一听，流于表面的道歉我反而不感兴趣。而且我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对创作者的反驳敞开胸怀。

我选了“男人”当最后一轮的主题。其实编辑最开始联系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这次的书信连载时，我还有些忐忑，心想：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积极发声的年轻女性那么多，她们中肯定有很多人想直接向上野女士提问，选我真的合适吗？但我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因为在我和同龄人心中，对男性的信任好似风中残烛，已然消失殆尽，而我想把这次连载变成一个契机，促使大家思考如何重拾这种信任。能通过书信了解您为何能在质疑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同时，不放弃他们，不屈从于“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的态度，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收获。您指出，说“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是一种亵渎，这让我对自己的态度做出了深刻反思。

可话又说回来，到这个年纪，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未产生“男人没救”的念头？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也在所难免。诚然，对轻微不适和较小伤害视而不见的态度是懦弱的，无助于缩小性别差距，也无法发动费时费力的抗议引起社会变革，只会对森喜朗和冈村隆史的言论左耳进右耳出，任“拎得清”的态度蔓延。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这代人至少可以跟男生读一样的学校，上一样的课，进一样的公司，但现实中，援交和夜店陪酒女郎又十分流行。

采取这样的态度恰恰证明我们想尽量不被边缘化，尽量做自己喜欢的事，尽量不受伤害地活下去。

前些天，我和同期入职报社的女同事好不容易聚了一次餐，受疫情影响，我们都好久没碰头了。报社跟夜世界其实有许多共同点。置身于报社，自然也能见证人性中的愚蠢和卑劣，自己公司、采访对象和同行的其他公司都是大叔占绝大多数，因此在报社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变得善于向现实妥协。无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入职之后，或是在永田町、霞关、兜町[2]采访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小山口敬之”[3]、“小佐佐木宏”和“小森喜朗”。要是每次都鼓起勇气狠狠抗议，为了不再出现受害者而积极检举，就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好不容易抓住的记者工作，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所以我们也有苦衷，如果不把那些事当作毫无意义的琐事而置之不理，我们就无法生存。我有很多朋友并不怀疑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大体上赞同女性主义者的抗议，但她们还是更重视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重视公司的环境是否舒服，认为小伤口放着不管也会愈合，也变得善于疗伤了。

我在报社只待了不到六年，但同期入职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是有十三年资历的中层，有的当上了记者俱乐部的领导，有的在主持新项目，有的生了两个孩子回归职场。她们有时候也只在自身处境比较从容的情况下，才能为改善公司制度出力，声讨不合理的规矩。但站稳脚跟以后，她们也有需要顾忌的情面，尽管看不惯小森喜朗们略带性别歧视色彩的言论，可想到他们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她们无法出声抗议微小的不适，沦为某种“拎得清”的女人，并因此产生难以名状的愧疚，但她们还是带着一身的伤痛乘风破浪，出人头地，做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在我看来，她们同样是斗士。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也积累了某种成果。硬说是什么成果的话，我最近觉得，大概就是对付渣男的实用方法吧。

也许因为很多同辈朋友在击退渣男方面经验丰富，所以我这种念头格外强烈。我觉得假装不痛的逞强态度和把痛喊出来的态度同样可贵。因为双方都不曾畏惧严苛的现实，咬牙坚持。有位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很懂怎么对付色狼。她的言外之意是，我们持性本恶的观点，认为男女同乘的车厢里永远都会有色狼出没，久而久之就成了专家，深知遇到色狼时该怎么逃、辣椒喷雾该怎么用、如何挑选被人摸了也不会明显感觉到的衣服，而不去质疑“有色狼”这一结构本身，无论好坏，这都是我们一直以来采取的态度。我觉得这句话精辟概括了我们的心境。想用钱摆布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变少，那就以青春为武器，把他们的钱统统卷走；性骚扰言论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就干脆戴着耳塞工作；总有男人想睡单纯的年轻女人，所以要多留个心眼，不要孤男寡女出去喝酒；刚进公司的时候要多讨大叔上司的欢心……像这样绞尽脑汁为自己创造容身之地的过程，确实和学习如何对付色狼的过程相似。即便内心暗藏一定的反抗精神，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森先生所谓“拎得清”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我们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没有变少。我也意识到，正因为我们心底已经对男人灰心，认定色狼永远都不可能绝迹，才会优先采取应对策略而非试图改变社会。

我会产生难以名状的负罪感，原因在于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敷衍了事地说“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而是发声抗议，有时还取得了成效（好比和奥运会有关的一系列风波）。这些事实让我认识到，我们当年放弃的东西、我们认为放弃才更明智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这让我下意识地自卑。但与此同时，我仍然认为掌握对付色狼的方法也相当重要。

令人备受鼓舞的是，社会已经相当欢迎指出结构层面的不均衡并呼吁改革的声音，而且受科技进步和女性力量的影响，以前不被视为问题的事情现在也得到了正视。但我也产生了些许危机感，觉得遇到渣男时的应急处理方法相对地被忽视了，或者说，谈论对付色狼的方法有可能被人攻击“对结构的批判还不到位”。在强制拍片问题[4]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也不敢随便分享“如何辨别在街头跟你搭话的是不是黑心星探”“AV女演员如何才能顺利隐退”这样的知识，而是必须非常慎重地选择发言场合，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在为这个行业乃至社会的邪恶本质辩护。

遥想近二十年前，也就是夜世界和情色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社会上也有很多坏男人，也有很多利用女性弱点的人，即使大部分无意识的暴力被消除，社会多多少少变好了，这样的人也不会消失。因此我认为，质疑结构本身（我们这一代容易忽视的事情）和姑且应对当前的现实、以免受到伤害（现在的年轻女性容易忽视的事情）必须两手抓。可要是把后者做到了极致，便会助长男人逃逸的倾向。若是一味追求前者，就会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遍体鳞伤。同时做好两件互相矛盾的事可真难啊。

您在上一封信里写道：“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消除。”曾经的我认可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蕴含的前提是“纠正行为是有意义的”，但我总是下意识地回归“反正男人无药可救”的思维。此刻的我一边反省，一边全方位地、发自内心地感到认同。但我也觉得，除非卑劣与嗜虐消失不见，否则卖娼、强奸、色狼和性骚扰都不会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尽管我打心底里认为，强奸的受害者不应该内疚，也不应该让她们陷入自责或是受到他人的责备，但我仍然希望那些尚未成为受害者的人能知晓如何不被强奸。这不是在追究受害者的责任，只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坏男人（当然还有坏女人）遍地跑的社会平平安安活地下去。可我要如何传达这一点，又不让已经受到伤害的人自责呢？最近我一直在琢磨，我要如何告诉女生“你们得再聪明一点，在街上被自称AV星探的人搭讪，也千万别跟着走”，同时又不伤害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人呢？好难啊。

通过与您对话，我认识到自己对广大男性抱有些许蔑视，绝望地认为男人心底的欲望不会改变，亵渎了那些有意改正态度的男性。对此，我也进行了反思。肯定有许多男性比我高中时透过单面镜看到的男人聪慧得多，也可敬得多。“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否定卖娼，否定将自己的性用作商品”是我给自己布置的课题，而这次反思让我看到了些许曙光。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那些比我年轻、比年轻时的我更积极主动拥抱变革、有自我牺牲精神、不断汲取新价值观的女性多留个心眼，学会应对尚未彻底改变的男性、揪着陈旧价值观不放但没有恶意也全无自觉的男性，以及不属于“大多数男性”的卑鄙罪犯，不要不当回事。也许对社会变革来说，大多数男性的认识更为关键，但我觉得对付少数坏男人往往才是安全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必须在此高声抗议！”“我必须鼓起勇气告发！”……我由衷敬佩这样的想法，但因为了解这个行业过去的模样，所以我深知社会产生了些许变化，坏人伪装得更巧妙了，碰到坏心眼的大叔得撒腿就跑，否则就会卷入危险。做“拎不清的女人”很棒也很酷，但我有时也会嗅到危险。我殷切希望，社会变革和追求个人幸福可以越来越容易兼容，变革者能够在幸福生活的同时对社会提出抗议，而不至于陷入危险。

非常感谢您在这一年里真诚回答我的提问（其中也不乏幼稚青涩的问题）。从性的问题到女性的活法，再到女性主义的现状……我们进行的广泛讨论，对我和读到这些书信的同龄人（比如变得有些过于现实的老同事与朋友）来说都有良性的刺激，定会成为帮助我们决定人生方向的精神食粮。事实上，最近与女性朋友碰面时，我们时常聊起这样的话题：“现在这份工作我还挺喜欢的，可是总感觉不满足，今后的人生到底该往哪里走呢？”换作以前，我们可是三句话不离恋爱，成天吐槽男人。也有许多朋友告诉我，她们特别期待看到我们的书信，内容相当发人深思。我对您的观点深感赞同，但时不时仍会觉得男人就是蠢得不可救药，这种秉性也许并没有改变太多，不过我会逐一反思心中的这些想法，在写作之路上继续前行。

2021年4月6日

铃木凉美

* * *

[1]涉及女高中生的灰色经济。

[2]永田町是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等机构的所在地，霞关是政府机关集中地，兜町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