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些男性撰稿人替女性说话的作品，

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

上野千鹤子女士：

在上一封信里，您真诚地回答了我一直以来最想问的问题——您见惯了男人的危害，也在书里指出了他们是多么可鄙，可您为什么没有对男人绝望，从不鄙视他们，也从不放弃与他们对话呢？很高兴能够听到您的回答。因为对三十多岁的我而言，当下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直面自己对男人的心灰意冷，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想问个清楚。

会愤怒、会抗议，但不死心、不嘲笑。如今使用社交平台发起抗议的年轻女性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度。她们的一举一动促使我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是又死心又嘲笑，却很少愤怒和抗议。即便如此，我还是怀疑这有一半是因为她们还很年轻，还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才不至于对男人绝望。等她们过了三十岁，过了三十五岁，搞不好也会两手一摊，跟帖回一句“跟这种生物说什么都是白搭”。不过仔细想想，您和心理学家小仓千加子的书里都丝毫没有表现出“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说什么都白搭”的态度，我却迅速陷入绝望，变得愤世嫉俗，也放弃了和男人对话，您的态度促使我想要开始直面自身的问题。

您在上一封信的开头指出：“不难想象，夜班的教训之一就是让你学会了轻视男人。”确实如此，无论是在与您通信的过程中，还是在这些年的写作中，我都愈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许不仅和我的性格与夜班经历有关，还跟我此前的成长环境脱不开干系，总之原味店单面镜后那些男人的可悲样子一直是我看待男性的起点。之前也跟您提过，我心底总有些鄙视他们，觉得不可能跟那群动物相互理解，也懒得跟他们平起平坐。

我上次在信里说对河合隼雄先生所谓“有害灵魂”的说法还是“有些感触”，也跟这种想法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援交的时候，还是上夜班、卖娼、拍片的时候，置身其中时，我完全不明白“有害灵魂”是什么意思，简直一头雾水。所以我很理解那些接受宫台真司先生采访的女孩为什么会说“我不会受伤”。如果当年碰巧在涩谷与他擦肩而过，我大概也会这么回答。

这已经是我从AV界引退的第十五个年头，告别俱乐部和夜店也有整整五年。事到如今，我好像有一点点明白“有害灵魂”指的是什么。且不论“灵魂”或“有害”这两个词是否贴切，长时间近距离目睹人们（尤其是男人）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不会暴露出来的一面，了解到自己的生意在结构上有赖于他们可鄙的那一面，好像确实会让本不至于失去的希望和信任以惊人的速度消磨殆尽。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变得世故”或“认清现实”，但这样可能会让人从根本上丢弃对他人的尊重。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从十多岁开始苦苦寻觅的不能卖娼的理由也许就在这里。人们对卖娼的厌恶，以及父母对女儿卖娼的抗拒，可能不仅仅出于不检点、危险、玷污自尊之类的理由，还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扭曲我对他人的尊重。在我出入原味店的时候，大人只会禁止和劝诫，却从没给出明确的理由。我一直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用简明易懂的话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些许曙光。您在信里指出，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是一种亵渎，我很庆幸能看到这句话。

我对男人的灰心说好听点是教训，说白了其实跟后遗症差不多。当然，就算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也很难轻易扭转自身的感知方式，调整人生态度也绝非易事。您说“我们可以在书中遇到可敬的男女”，这句话点醒了我。照理说，作为一个爱书人，我肯定也在书中看到过可敬的人，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阅读更像是一种见证人性丑恶和愚蠢的行为。上高中时，我爱看川端康成和志贺直哉，还有三岛由纪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书里的男人是那样自私、病态、愚蠢和不可救药，相较之下，原味店的顾客都显得可爱了。那时我甚至认为，爱上这份愚蠢是与世界对峙的唯一方法。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我小小年纪便容易绝望，或者说习惯先接受愚蠢的一面。

说起来，我没听说过卡桑德拉综合征，但有很多朋友苦于所谓的精神暴力（不管对方是否有发育障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身边都有男人粗暴对待妻子或女友，用语言暴力伤害对方尊严从而获得快感。“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该要个孩子了”，“不想变成孤家寡人”——朋友有时会找这样的理由接受他们，也许她们内心和我一样死心了，认为“反正其他男人也差不多”，“反驳抗议也没用，他们是不会改的”。而一旦认定男人是不会改的，女性主义言论也许就会变得干巴巴、空洞无力。

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和污名化的无谓拉锯让我们错失了宝贵的机会，也使女性之间产生了种种误解，我痛感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我也同意您的观点，看到《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和《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在今天成为畅销书，我感觉不到丝毫新意。“拎不清的女人”这一口号跟《青鞜》提出的“新女性”概念一模一样，社交平台上对女性主义的抨击与当年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抨击也是如出一辙。

面对此情此景，您和其他前辈肯定会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说了半个世纪了”，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参与者的广度和数量。社交平台上的女性主义言论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再是宽裕的家庭主妇或精英职业女性的特权，它对所有阶层的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比如，拒绝按公司规定穿高跟鞋的运动就不可能在那些从未被迫穿高跟鞋的知识分子中诞生。我个人认为社交平台的存在有利也有弊，但它至少让这样的运动更加普遍。随着类似的运动不断重复，这个圈子便能在离心力般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这样一来，就算这些重复和五十年前相比看似毫无新意，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意义。

我和雨宫处凛女士既不属于第一批流着血开启女性主义的那一代人，也不属于咬牙承受重复的艰辛、努力把圈子扩大的当今一代。或许更贴切的说法是，我们任凭自己随着因反作用力而往回走的摆子，做了开倒车的帮凶。我无意自卑。恰恰相反，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有强大之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女性被置于何种立场，也曾追求这种立场。尽管不可能轻易实现公平，但我们这一代人立足于年轻女性和抨击者的夹缝中，两边的观点都能理解一点。

给我带来种种刺激的通信已经进行到倒数第二轮。姑且选了“自由”这个主题，我早就想和您聊一聊关于表达自由和“正确”的问题。

看到奥组委的一系列风波，我对森喜朗之流的言论仍然横行于世颇感无语，但之后爆发的抗议和反驳又带来莫大的鼓舞，让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好像已经不再那么可怕。因为今时今日，各个年龄、阶层、立场的女性都可以发出反驳的声音，表达的自由似乎也迎来一线希望。

我勉强算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所以难免对限制表达的措施做出过激反应，基本上把表达自由看作金科玉律，但我也觉得，当处于困境的人和弱势群体被剥夺了发声机会，能够表达的人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地方自我表达的人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迟早会面临法律出手干预的棘手局面。不过我也坚信，如果我们能建设一个抗议更容易扩散、弱者声音更容易被听到的社会，表达就能获得自由。

最近接连发生了多起网友抵制广告的事件，这些广告带有性意味或宣扬陈旧的价值观，被网友骂上热搜，最后被撤下。加上2019年爱知三年展的审查风波[1]，人们普遍感到表达越来越艰难，社会上的麻烦事也越来越多。这一倾向在电视界尤为明显，企业和杂志也自暴自弃，嚷嚷着“我们都成了软脚虾”，哭哭啼啼地做些不会被骂的保险内容。最近还冒出来一批不可思议的男性撰稿人，他们仿佛成了女性的发言人，每次闹出全网痛批的事情都要插上一嘴，甚至有人揶揄他们是“职业女性主义者”。

当然，我们应该让人们在抗议中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歧视性表达和对他人的无意伤害，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人们因为容易遭到抗议就憋屈地限制表达自由，那就很无聊了。诚然，我们不能放任仇恨言论这种明显会造成伤害的东西，尽管“怎么样算仇恨言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存在。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发声的机会，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表达者更容易在无知无觉中施加伤害。

我认为，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想搞多少都没关系，但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与其说我是对这种趋势恼火，倒不如说我是对媒体有点恼火，因为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

我感到，即便只是遭到小规模的抗议，人们也会过度畏惧事情会酿成新闻，想假装无事发生，于是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暴力的谩骂，而在讨论的第一线，我看不到丝毫捍卫表达的气概。在抗议者越战越勇的时候，我本希望捍卫表达的声音会更响亮，可最后只有匿名的谩骂屹立不倒，活力充沛。

那些要求删除问题发言的谩骂多少也有些问题，但我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那些本该自信表达的人对政治正确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有时我甚至觉得仇恨言论的罪孽相对变轻了，因为网友会以同样的方式抨击那些伤害他人的仇恨言论，以及因不恰当、不符合时代、灌输不良价值观而产生争议的表达方式。

诚然，回看二十年前的电视节目，我们会发现许多教人瞠目结舌的表达。有一次，我在父母家处理积攒的旧录像带时，一口气看了好几期初中时认真录下的音乐节目。女歌手说“我从没碰到过色狼”，主持人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胸”，观众和歌手都笑着说“好过分哦～”……这样的一幕怕是永远不会重演了，这也是因为广大男女都成熟了。曾经广受欢迎、以揶揄男同性恋为主题的小品被再次搬上屏幕，结果遭到观众抨击的事还历历在目。某谐星在深夜广播节目中发表的争议性言论也一样，换成他年轻的时候，怕是不会激起丝毫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