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完即弃的自由撰稿人

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些能化作积淀的工作，

这确实是个难题。

上野千鹤子女士：

我在上一封信里问您当年有没有想过不从事研究工作，这固然是出于对时代背景的兴趣，但更多是因为我无法想象既不当大学教师又不做学问的您会是什么模样。冷清破酒馆的老板娘，这个形象着实教我意外。我有几个陪酒时认识的女性朋友，现在就当着小酒馆的店长或妈妈桑（数量不多就是了）。陪酒称得上卖弄女人味的极致，不过仔细想来，和夜总会里的其他人相比，她们基本都是不轻易拿女性身份当招牌的人。也许正因为她们深谙不能单纯地让别人消费自己的青春和纯真，才能在那个世界站稳脚跟。

插句题外话，我一直很排斥把酒馆的老板娘称为Mama而不是Madam的习惯，感觉带些恋母情结，怪恶心的。莫非也是因为男人非得把陪酒女郎区分成“追求的对象（处女）”和“完成蜕变的女人（妈妈）”，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吗？如此想来，您说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厌恶自己是女人，想跳过是处女才会受到追捧的年轻女人的阶段，一鼓作气变成大妈，这倒也合情合理。

您在信里说，您有幸遇到了优秀的读者，出书后收获的“正解”比“误解”要多。还说您会有意识地两手抓，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这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启发。出版《“AV女演员”的社会学》后，我又写了一本题为《卖身的话就完了》的随笔。当时我也对面露不悦的母亲做了类似的解释，却没有切实践行的气力。

您在回信中问“现在的你算是偶尔上上夜班的自由撰稿人吗”，其实我已经很久没上夜班了。刚离开报社的时候，我在歌舞伎町住过一阵子，偶尔想呼吸一下夜世界令人怀念的空气，就会去夜店坐坐台。但由于母亲病情愈发严重，我渐渐远离了那个世界。她去世后，我就彻底从夜班毕业了。正像您之前指出的那样，“父母的禁止”有着妙不可言的滋味，她去世的时间与我告别夜班的时间正好吻合，这未免也太凑巧了。但其实年纪大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与在家里写稿相比，去店里上班变得不那么合算。我的市场价值不是“会消失殆尽”，而是早就开始暴跌了。

我不是那种能把服务做到极致的陪酒女郎，当不了妈妈桑，只会简单地用青春和纯真换取金钱。所以三十岁过后，我在夜世界的价值直线下降，与年龄成反比。夜世界特有的畅快感，即“自己能卖出价钱”的感觉也随之迅速褪色，只留下触目惊心的现实。但我毕竟曾被那个世界的强烈魅力深深吸引，所以至今仍会作为顾客或单纯的朋友和路人进进出出，也仍想把握并言说它那充满魅力、可怖又肮脏的轮廓。但是与年轻时相比，在那里工作至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所以，我工作的路径大致是夜班（AV和陪酒）→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

您说您当年读研是为了拖时间，我读研则是因为还不想离开夜世界，但也不打算永远留在那里。尽管那时还很年轻，但我好像也会琢磨：要是找了工作，业余时间就很有限，没法再去夜店坐台或拍片，可大学毕业后做全职女公关或AV女演员，感觉又很冒险。我之前也在信里提过，年轻的我认为“不完全沉浸在白天或黑夜，但在两边都有立足之地”非常重要，避免失去任何一边的唯一办法，就是延长当学生的时间。所以我本科多念了一年，五年才毕业。在念研究生的两年里，我也一直维持着这样一种状态：无论置身于白天的世界还是夜晚的世界，我都能告诉自己“我的世界不止这一处”。

但在此期间，我先是对AV行业产生了恐惧，毕竟自己的价值不像一开始那么高了，在夜店也到了不能光把清纯年轻当卖点的年纪。于是我觉得自己必须找一份工作，好从夜世界抽身，这就是我入职报社的原因。我也觉得，在白天的世界里增长年岁，总比在夜世界人老珠黄要好。读研的时候，我在银座一家小俱乐部坐过一阵子台，感觉还挺自在，即使继续读博，大概也不会洗手不干，所以也想借此机会彻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这种单纯的向往大概也是促使我走进报社的一个原因。

报社的工作还是挺有趣的，况且我小学作文里写的理想职业就是写文章，所以大体上比较满意。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意识到，只要你还打算在日本过下去，就没有比当公司雇员更好、更轻松的路子。我父亲一直在大学当老师，所以是拿工资的，但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不在公司里工作了，过着一边做笔译一边做学问的生活。亲戚里也不太有所谓的公司雇员，所以我对雇员的印象比较负面，等到自己找工作之后才反应过来：“天哪，还有比这更妙的吗！”

我也不是不能继续留在报社。我至今觉得，日本的公司雇员一旦脱离这条轨道，想回去就十分困难，留下来显然是明智之选。工作本身做得也还算得心应手，但随着三十岁大关临近，我愈发怀念早该挥别了的刺激感。硕士论文也刚巧在同一时期出版成书，这让我渐渐觉得当公司雇员有些憋屈。不能穿短裤和高跟鞋，不能随心所欲四处旅行，要充分明白自己的立场，不能进出“见不得人”的场所……这应该是许多公司雇员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妥协、放弃的事情。我起初也告诉自己，过日子就是这么回事，但还是觉得这样太不自由了，于是在大致可以靠稿费养活自己的时候辞去了工作。同事都知道我出版了硕士论文，我偷偷用笔名写稿的事情也传开了，东窗事发（包括我过去的经历）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还是先溜为妙。而且我也想呼吸一下阔别已久的夜世界的空气。做过脱得一丝不挂的工作，让我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万一哪天钱不够花，重操旧业就是了，也许赚得不如以前多，但好歹能撑一阵子。这种习惯也促使我做出了离职的决定。

不过我之所以敢轻易辞职，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我与家人的关系还算不错，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实在走投无路了也有家可回。母亲经常建议我，要想在日本做自由职业者，找个正式雇员结婚会保险一点。她也是在父亲正式被大学聘用时辞去了工作。但我从没认真考虑过结婚成家的事情，只觉得姑且靠父母就行了。如果您问我后不后悔，我会回答“偶尔会”。第一，我所仰仗的母亲去世了。第二，父亲从大学退休了。第三，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有意建立新的家庭。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本以为“老家”永远都会在那儿，却发现它搞不好就快没了。面对这样的焦虑，我不由得想，哪怕当一个穿不了高跟鞋、没法到处旅行的憋屈雇员，只要待在公司里，大概也不至于那么焦灼。

我年轻时过得太不健康，完全不觉得自己能长命百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优先考虑当下的舒适，而不是未来的好坏。不知为何，我脑海中总有一幅模糊的画面：父母很长寿，我却走在了他们前面。但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我也许能活很久，也许不得不以不太健康的状态活下去，如此想来，自由撰稿人确实很不稳定。论前途渺茫，自由撰稿人可能多少比AV女演员强一些，但在我看来，两者非常相似，都会被消费，都是用完即弃。因此，尽管工作内容和报社记者差不多，我的心态反而更接近拍片的时候。

您在信里问我：“你打算带着这个前缀（前AV女演员）走多远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使用这样的前缀绝非我的本意，但我猜他们是认为，没有这个前缀，我的作品就没有价值，可见“前AV女演员”能带来多么求之不得的附加价值。我经常在回答采访时说，我的目标就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摘掉这个前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附加价值可以超越它。也正是因为这个头衔实在难以超越，我总是劝那些有意拍AV的女性再考虑一下，告诉她们，你可以告别“AV女演员”这份工作，却永远无法告别“前AV女演员”的身份。

恰好在我敲定第二本书的出版日程、从《日经新闻》辞职的时候，周刊曝光了我的过去，所以我有时也会琢磨：要是没有那篇报道，自己还能接到多少工作？此刻的我又会写什么呢？因为演过AV，有一些工作我确实不能做，但“因为演过AV而得到的写作机会”明显多得多。您指出当事人的价值是有保质期的，但我感觉前AV女演员的保质期长得出乎意料，甚至是带贬义的“长”。越是想摆脱它，本人与前缀之间的反差就越有趣，人们反而会愈发强调那个前缀。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大家就不会关注你的过去了吗？我觉得事情可能也没那么简单。我在信里提过，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想找一家不容易暴露我拍片过往的公司，结果曝光我的周刊给报道取的标题正是“《日经新闻》记者竟是AV女演员！”如此想来，我如果继续留在AV行业，或者什么工作都不做，夹紧尾巴低调度日，或者找一家在旁人眼里与“前AV女演员”相称的公司，也许就不会被贴上“前AV女演员”的标签了。被曝光过去、为了附加价值而被扣上那种前缀的人，恰恰是进入公众视野、为了摆脱AV女演员的过去而开始在其他领域耕耘的人，这也令我颇感讽刺。

一不小心扯远了。总之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使我一辈子都摘不掉“前AV女演员”的帽子，这种状态能产生价值的时间也非常短，而且我只会写文章，并不是学者，所以等待我的是被消费、用完即弃的命运。您一直告诫研讨组的学生“要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巧合的是，母亲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有类似的话。“出一两本别致的散文集也许很容易，大概也很有意思吧。但那只是烟花而已，除了过眼云烟什么都不是。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由衷期待你求师问友，出一本踏踏实实而非易冷烟花的书。”在写下这番话短短半年后，她就与世长辞了。也许她是看穿了我对父母的依赖，看穿了我“被人用完即弃、无路可走了就回家啃老”的小算盘，所以才会如此叮嘱。编辑邀请我与您通信时，我是多么想给劝我“求师问友”的母亲捎个口信啊。

在报社工作的五年半写的都是新闻稿，我本想在接下来的五年半里只写通俗的文章。而今我在这场疫情中度过了离职后的第六年。三年前，我决定不再接关于夜世界的连载，结果找上门的净是关于恋爱和性的随笔。于是我在一年前给自己立了新规矩，不接这方面的邀约，避开自己最能靠小聪明搞定的领域。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需求耗尽之前逃离战场罢了，一如当年在AV行业对自己的需求临近枯竭时逃之夭夭。我在很多地方说过，夜世界会让人上瘾。正如您指出的那样，对无名的年轻人来说，写作也有成瘾性。我本想一边写点有趣的东西，一边做些能化作积淀的工作，却痛感这并不容易。莫非离开公司，靠小聪明写作为生终究是一个错误？广大为生计工作的自由职业女性（还有男性）也知道市场对自己的需求总有一天会枯竭，自己总会迎来用完即弃的一天，想做点什么却很难有坚实的积淀，很难做出成绩以摆脱困境。难道在日本，在不当公司雇员、不靠父母或婚姻兜底的前提下工作就这么不现实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法国朋友。他（自称）是影像作家，一直靠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他总说要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干一番大事业，可我看他好像已经好多年没干过正经事了。我觉得这似乎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