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得到怜爱与尊敬，

AV女演员和高学历的头衔我都需要。

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上个月的来信从弗洛姆的爱的技术谈到交易性行为问题，其中包含了许多我非常感兴趣的元素。我倒也不打算完全按既定大纲走，您提炼的思路为对话的发展方向添上了新的辅助线，我今后也想试着灵活运用它们。

弗洛姆的那本书我粗略翻过，不过是1991年的老译本。父亲也给我寄来了新版，于是我重读了感兴趣的部分。

弗洛姆分别论述了父爱（有条件的爱）和母爱（无条件的爱）。您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母爱似乎也正在演变成一种有条件的爱”，对此我非常认同。我甚至觉得，在父权元素相对后撤的情况下，母爱反而越来越强调条件了。

我以前看这本书时比较在意的是，弗洛姆提出的母亲与父亲概念，是否与他是个男性有关。当然，弗洛姆自己解释说，他提到的母亲和父亲其实是在“论述以母亲和父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母性原则与父性原则”。但他分析亲子之爱时没有提到孩子的性别，这让我觉得有些别扭。因为我自己是女性，与母亲的性别相同，而这恐怕是决定我们母女关系的重要事实之一。

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糟蹋自己的性满足了我年轻时的自尊心。而您补充道，这是“母亲禁止并厌恶到极点”的事。我一边看您的回信，一边琢磨这一点。也许对我而言，母爱“本该是无条件的，但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无条件”，所以我会把母亲作为女性引以为傲并长期坚持的东西扔进阴沟，变成她最厌恶、绝对不想成为的模样，一心想看看她的爱有没有“最低限度的条件”。

弗洛姆写道，无条件的母爱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这种爱不需要什么资格就可以得到，而且想创造也无法创造，想控制也无从控制”。我把廉价的性当作商品，似乎也是为了解决心头的烦闷。也许我是想尝试得到或控制这份爱，以便探索它是否真的无法得到或控制，又以幼稚拙劣的手段尝试“失去它”，以便试探我能否真的失去它。

毫无疑问，性市场与夜世界建立在有条件的爱上。它比无条件的爱更可控，让人误以为可以根据自身的不足或不满，掌控想要得到的认可。通过改变尊严的摆放位置，我们可以暂时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会直接发表歧视风俗女郎的言论。与美国相比，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来自警察的性暴力）或无视其人权的情况在东京也很少出现，相反，她们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往往来自将尊严摆在不同位置的女性同行。与社会割裂的她们没有在内部生出团结，反而产生了更激烈的分裂和歧视情绪。做外卖茶的看不起泡泡浴女郎和飞田[1]的女性，因为后者让男人干到最后；泡泡浴女郎看不起被包养的姑娘，觉得她们缺乏专业意识；夜总会陪酒女郎则看不起提供性服务的风俗女郎——这些景象在她们工作时间重叠的牛郎俱乐部里经常可以看到。

我进入夜世界的时候，多少有些追求自由的心态。置身于一开始就偏离了社会道德与规范的行业，卖不该卖的东西，扔不该扔的东西……对年轻的我来说，这种感觉似乎是奢侈而自由的。然而，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察觉到这种自由十分受限，而且附带条件，兴趣便渐渐减弱了。大家明明遭遇类似，肯定也很想倾诉，却因为自尊摆放位置的微小差异而互相看不起，这幅景象让我认识到在这里获得的全能感和认可是多么脆弱。

通过“不白白让男人干”而获取尊严的“干女儿”和艺妓的自尊心也不例外。当年，在政府审议《卖春防止法》时，沟口健二的电影《赤线地带》将镜头对准吉原，讲述了一个妓女渴望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这名妓女好不容易赎了身，嫁了人，却被任意驱使，还没有任何报酬。最终，她厌倦了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红灯区。我认为在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中，对家庭主妇的蔑视至今根深蒂固。

看了您的信，我才知道加纳也有“干爹”这个词。许多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朋友跟我分析日本的情况时也会用这个词。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词指的似乎是日本年轻女性散漫的卖娼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爸爸活”或援助交际。一位家住洛杉矶的台湾熟人告诉我：“我交过一个日本女朋友，可后来发现她有干爹，拿钱跟人上床，好像也没有要洗手不干的意思，于是我就和她分手了。我知道对日本的女生来说，找干爹很常见，非常随意，可我还是理解不了。”

在我看来，曾经的援助交际和现在的爸爸活之所以能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在交易性行为（性行为+经济行为）中，男女之间的不对称性可以被简单地糊弄过去。您指出女性卖娼的社会前提是权力和经济资源向男性倾斜，这我也是认同的，但我感觉在性交易现场中受威胁的不单单是女性的自尊心，男性的自尊心也危在旦夕。无论是“拿了钱所以必须被当成玩物”的女人，还是“付了钱才能被对方理睬”的男人，都只得到了附带严苛条件的爱。通过爸爸活与援助交际，男人可以活在这样的假象中：我不是付钱给职业小姐让人家陪，而是在跟普通女性交往，我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帮她。女性也可以产生这样的错觉：我不是妓女，只是和我发生性关系的人碰巧很有钱，也欣赏我的魅力。

在双方自说自话的语境下，买什么、卖什么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改写。我也享受过这样的游戏，仿佛那是什么不被允许的消遣。因为比起在学习、工作或运动等方面胜过那些男人，鄙视他们必须花钱才能得到我的爱，更容易满足我的认可欲求。话说父亲的新译本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他在多年前翻译过琼·史密斯的《厌女症》，日语书名叫《男人都讨厌女人》。当时我只有八岁，不会念“讨厌”这个词，念成了“男人都想讨个女人”，惹得大家哑然失笑。

您在信中指出，商品属性的性位于灰色地带。现在的我最认同的莫过于这一点。我始终与主张“性工作也是正当（或普通）劳动”的性工作者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也是性工作那可疑的“灰色属性”所致。

因为AV女演员也是所谓性工作的一种，我又是当过AV女演员的写作者，所以身边有很多人为卖娼合法化、反对歧视风俗女郎摇旗呐喊，其中不乏与我走得很近的人。我有时也会发表一些观点，但对她们断言“性工作也是正当劳动和普通工作”这点一直都感到非常别扭。当然，我对自己待过的行业还是有一定的感情，也不认为应该废除。话虽如此，我对“普通工作”这个说法始终亲近不起来，而每当人们抨击歧视性言论时，这个词都会冒出来。为了用自己的语言解决这种不适，我苦苦挣扎了许久。

这是因为我确信，我之所以能够在那里满足浅薄但又特殊的自尊心，之所以一度沉迷，之所以自以为找到了容身之地，就是因为那种行为极其特殊。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种特殊性带来的愉悦与兴奋就像毒品一样极其危险。但事到如今，我并不想用“有害灵魂”这一句话糊弄过去，而且经验也告诉我，它的吸引力是不可替代的。母亲临死前用“你周围可怕的东西”“让你受伤的东西”这样的表述模糊地暗示了其中的危险性。从那时起，我便认为自己写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回答“为什么不能卖身”。“谁规定的不能卖身？”——我抱着这样的劲头勇闯夜世界，但有时也会想，搞不好我是真的想知道不能卖身的理由。

您在信中提到，尽管我“完全不必出卖性价值，也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满足认可欲求”，却还是进入了风俗与援交的世界。我已经在上一封信里讲述了这种扭曲的优越感是如何形成的。但说到底，我自己也很疑惑：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无法宣称“我根本不需要男人的认可”呢？我家书房里有各种各样的书，其中也包括您的著作。在拍完AV、去夜总会上班的第二天，我便能在条件优越的大学与大学院做研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无法舍弃“可以贱卖性的自己”“能用性换来金钱的自己”呢？我明明很清楚，给性开出的价码远无法实现自我满足。

“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您的失望深深扎在了我的心坎上，因为我明明处在非常易于获得认可的环境，却久久没能离开男人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予认可的地方。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环境太过优越，仅靠男人的认可无法得到满足；但我们自我意识又太过贫瘠，没了男人的认可就无法满足。按照评论家斋藤美奈子的说法，也许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选择是“当社长还是当社长夫人”，而且两个选项的权重完全一样，感觉两边好像都有戏，两种人都想当，于是在夹缝中踌躇犹豫，迟迟无法做出明确的抉择。我最近出版的书里也提到，有些女性至今还盼着男方提出“请和我交往”，否则就坐立不安，但在工作中又步步高升，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她们身披浪漫爱意识形态的余香，带着男权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的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奔西跑，手足无措。

您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的贺词中提到，东大的女生倾向于隐瞒自己就读的学校。比起“努力学习考进了心仪的学府”，隐瞒校名后获得的“可爱又没有威胁”的评价更能拔高自己。我很理解她们的心境。我有个朋友就是东大毕业的，但她对外坚称母校是东京女子大学。美剧里也常有这样的情节：女性角色在相亲派对上说，“如果我老实交代自己是律所合伙人，就没人愿意跟我约会。但只要改口说自己是空姐，就立刻有人约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如果男人的认可就能让你满足，你大可去念大专，毕业出来当空姐，当年《JJ》杂志的主要读者群体就是如此。而那些女性精明地进了东大，上了哈佛法学院，当了律师，还会在不同的场合换上不同的面孔。我感觉她们仍然需要过时的认可，同时又在进化得更加灵活与顽强。对我来说，“一边读庆应大学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一边当AV女演员”，这句话在字面上即刻传达出的“受尊重与怜爱”的意思就十分重要。

两个都想要、两个都舍不得，也许是过渡期奢侈而无益的烦恼。套用弗洛姆对爱的定义，除非放弃对“被爱”的执着，积累“爱”的经验，否则当上东大毕业的律师也没用，因为只要得不到男人的认可，就仍然觉得不圆满。事实上，我在《非·灭绝男女图鉴》中引用的言论基本出自年薪近八位数的女性，她们的母校至少是早稻田、庆应这个级别。

在同一篇贺词中，您还谈到了近年的医学院招生考试问题[2]。仅就我的朋友圈而言，大家对这则丑闻的反应是比较微妙的。我所说的“微妙”，并不是说她们容忍这个事实。

我的母校明治学院高中是一所中等水平的学校。招生考试是统一进行，但招的男生和女生偏差值[3]差了将近十个点。母校原本是男校，但受“教会学校”形象的影响，报考的女生比较多，要是光看分数，从上往下挑，招进来的便都是女生，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平衡性别比。而且校方也对外公布了这项政策。不过这与医学院的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毕竟没有经历过“女性的选项极其少”的时代，只觉得这是“针对愚蠢男生的救济措施”，而本校的学生称之为“为男生服务的平权行动”。刚听说医学院招生问题的新闻时，我和老同学都隐约想起了母校的招生政策，所以反应比较微妙。

希望医科大学与医院给女生平等的机会、高高在上地容许偏向弱智男生的平权行动，这两种心态同时存在于我们身上，并无矛盾。这就好像“让我决定自己的价值”和“但我不允许你说我作为女人没有价值”这两种心态在互相侵蚀又彼此共存一样。我还是很软弱，无法明确宣布“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但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下意识想起的并非作为强者的男人，而是作为弱者的男人。这也确实在不知不觉中让我有了一定的自尊。

别说年过五旬的80年代女学生，跟我同龄的精英女性也对《爱的迫降》十分着迷。从结构上看，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爱情故事。女主角是韩国女社长，在迫降朝鲜的特殊情况下，得到了英雄的保护，顺理成章地当了一把“公主”。但她在韩国很有权势，教了男主角很多东西，男主角也全力支持她的事业，一点也不眼红。这么完美的男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现在没有特殊设定就很难发展出正统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也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也许迪士尼从公主路线改走女英雄路线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即使一个人享有各种能力和资源，只要执着于“被爱”、不愿放弃男人的认可，就无法从容地选择“爱”一个人，而是尴尬地想方设法隐瞒好不容易考进的东京大学的校名。尽管终点是那样遥远，但走向它的脚步正变得愈发统一，这令我颇受鼓舞。

2020年10月12日

铃木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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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飞田新地，大阪红灯区，可进行插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