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于恋爱的关系没有信心的我，

也许就需要一份哪怕感情干涸也可以维系的婚姻契约。

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在上个月的来信中大致讲述了性与爱的历史变迁和您那代人的运动经验，让我受益良多。我的知识储备中并没有“天使夫妇”这个词，但正如您指出的那样，我感觉在无性婚姻率领跑全球的日本家庭，在伴侣之外寻求性很是常见。如果仅限于男方的话，那就更普遍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好像许多相伴多年的同性恋情侣也会选择这种“不与伴侣发生性关系，而在外面大肆寻欢”的形式。

我并不认为一夫一妻制才是最优解，但受媒体传播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男性的婚外恋受到愈发严厉的谴责。比起只要求女性一心一意、保持纯洁，这样也许更公平、更健康一些，但我也不禁疑惑，事到如今，为什么名人出轨的新闻会如此受人关注，为什么社会要大力倡导统一的婚姻观。

这次的主题就是“婚姻”。这两个字比上一次的“恋爱与性”更加远离我的现实生活，但我感觉自己正因为没有结婚，才有相当多的机会思考婚姻，或是提出对婚姻的想法。近年来，围绕夫妇别姓[1]和同性婚姻的讨论渐渐被摆上台面（尽管比西方晚了一些），婚姻观念和形式的更新时常成为热点话题。

您在上一封信中写道，您那代人见证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瓦解。在这种瓦解中，不结婚的选择确实不再显得特立独行。我们这代人明明活在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我却痛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强烈地抗拒婚姻，那么结婚就是最正常的选择，不结婚反倒需要有一定的个人追求与理由。哪怕性革命已深化至此，女性也逐步取得经济独立，婚姻这一意识形态仍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个人对此颇感疑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我感觉90年代社会上常有抨击家庭主妇的言论，也有越来越多人认为基于婚姻的经济纽带已经陈旧落伍，但婚姻拥有的绝对向心力没有被严重削弱。我认为，这是因为婚姻之外的互助选项实在太少了。

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步入婚姻应该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和育儿问题，但尽管可以在婚姻框架之外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多到出乎意料的人认为“结婚”二字象征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当然，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同性婚姻或夫妇别姓，但看到这些试图扩大婚姻外延的讨论，我不禁琢磨：大家就这么想得到“已婚者”这个头衔吗？萨特－波伏瓦式的事实婚姻在法国等国已经得到制度方面的保障，但在日本，至少像构建婚姻的下位制度[2]等实际问题仍少有人关心，讨论总体倾向于对婚姻这一传统制度的灵活运用。说实话，我觉得这有些奇怪。在现阶段，不结婚确实会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种种不便，特别是在育儿方面，不结婚就是决定性的不利条件。可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解决这些不便上，而是想方设法让许多没结婚的人能够结婚呢？

我感觉您对结婚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坚定，您在每个时代的发言都明确表示了“无意结婚”的立场。不过看过您最近的采访记录后，我将您不结婚的主要理由理解为“结婚意味着放弃自由”。但仔细观察日本夫妻的现状，很多只是徒有其表的契约关系，放弃了性的专属性。您没有选择姑且为了方便而结婚，以消除种种不便，再在婚后保持自由，而是坚持不走进婚姻制度，不知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您指出年轻人比经历过七八十年代的那代人更加性保守。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尤其是精英群体。而且我有时觉得，在性保守、性冷淡、性消极的大势之下，甚至出现了回归传统婚姻的思潮。特别是比我更年轻的那代人，我时常听她们说，比起积累恋爱与性的经验、在情场横冲直撞，她们更渴望婚姻，想要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她们是不是觉得，在性方面活跃奔放、摸索自由的恋爱形式本身就很老套呢？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这代人是年轻时暗中较量性奔放程度的最后一代。

就个人而言，有几个契机让我的婚姻观产生了些许改变。学生时代我对婚姻没有兴趣，几乎从没想象过自己步入婚姻的模样。我对看似恋爱的玩意（且不论那是不是真正的恋爱）和性都非常开放。但在我的认知里，婚姻就等于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仅此而已，所以我不像许多同学那样认定婚姻是必需品。不过我平时也会说“好想结婚呀”“要嫁就得嫁这种人”之类的话，但那只是一种修辞或玩笑话。而且尽管我父母的婚姻有种种问题，但直到阴阳两隔，他们都没有解除夫妻关系，所以我一直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机结婚。然而和许多女性一样，我不知道除了想要孩子，还有什么时机可寻。

拍AV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婚姻当成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或者说直到现在，我在心理上依然与婚姻有一定的距离，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没能走出那时的距离感吧。虽然有许多特例，但我感觉今天的男性已经逐渐习惯与女性并肩工作，或是在她们的指导下工作，而他们似乎将女性简单分成了三类：尊敬对象（老师和同事）、保护对象（妻子和女儿）和性对象（娼妇和情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

其实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这些界限，三种属性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甚至像我这样用同一具身体扮演过“娼妇”与“男权社会的公司雇员”的女性在今天也并不罕见，但男人往往很抵触女人跨界。他们会跟周刊爆料，说《日经新闻》记者当过AV女演员。他们喜欢陪酒女郎和风俗女郎，却极端厌恶自己的女儿从事那种职业。他们嘴上说不介意下属是雷厉风行的女员工，但很反感自己的妻子变成那样。我总觉得他们毫无恶意地给女人归了类，喜欢让女人待在自己所属的类别中。只要女人不越界，他们就会予以尊重。

我向来认为AV女演员基本上很难建立家庭，毕竟拍片会留下她们曾是性对象的证据，而且街坊邻居都会知道，所以我一直认为投身色情行业就等于告别未来结婚的可能性。许多前AV女演员选择结婚成家，但婚姻会将双方亲属牵扯进来，必然面临一定的冲突和妥协，所以实话实说，我们至少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非常低的。我也觉得，卖娼、拍片就是趁着单身和年轻，预支通过婚姻获得的男人的经济庇护。

因此我一直对婚姻抱有模糊的距离感。后来，母亲病倒，我和父亲照顾了大约两年。在此期间，我有幸见证了人向往专属伴侣承诺的原始理由。患病期间，病人当然是最痛苦的，而病人的家属同样疲惫不堪。即使如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也不愿见到或依赖我和父亲以外的任何人，所以尽管心里很是烦躁，我也不得不像履行义务那样留在她身边。与病魔的斗争让她失去了性魅力，药物也令她神志模糊，几乎丧失了理智和语言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多少有些明白了，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契约，也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两者的结合。

我并没有因此突然想要结婚成家，但我比以前更理解人们为什么更倾向于扩大婚姻，在婚姻中创造自由，而不是压缩婚姻，扩大婚姻之外的自由。然而，如果同性婚姻和夫妇别姓成为可能，让许多曾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人也可以参与进去，而婚姻之外的空间又没有得到扩大的话，那还是有些不对劲。

与朋友私下讨论婚姻时，我发现身边女性的想法似乎能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要不要利用婚姻制度”，第二层是“结不结婚先撇开不谈，关键是想不想建立特权伴侣关系”。换句话说，聊天过程中常常出现“有伴侣者的不婚”和“无伴侣者的未婚”的微妙差异。我目前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特权伴侣关系。

至少在我周围，那些对婚姻制度说“不”的人往往与伴侣建立了比寻常夫妇稳固得多的联系。我也觉得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联系，他们才有底气置身于制度之外。在精英人群的未婚者中，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他们像波伏瓦那样认为这段关系应该会持续终生、牢不可破，于是没有选择婚姻这一形式。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基于恋爱的牢固关系没有信心的我，也许就需要婚姻这样的关系。哪怕它略有干涸，至少可以维系下去。

您在上个月的信中提到，恋爱是同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最终能将我们引向畅快的“孤独”。那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边读边想，也许对许多人来说，那份孤独过于沉重，沉重到无法用“畅快”来形容，所以他们想要借助某种契约来分散注意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之所以从未有过迫切的结婚意愿，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从未站上真刀真枪的战场，以至于没能达到孤独的境界。也可能是，我拍片这件事给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了巨大痛苦，引来种种批评，基于这段经历，我在心中划掉了“建立新的家庭”这件事，暗中借此规避遭人拒绝的可能。我有时也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不认真面对恋爱，是因为担心只能成为性对象，而无法成为恋爱的对象。

婚姻也好，生育也罢，我都没有明确选择拒绝，而是一拖再拖，总也走不出那种别扭的感觉，以至于这封信也写得拖泥带水。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在增加婚姻灵活性的同时扩大婚姻之外的世界，心态也许就能轻松几分。但直到今天，每当我表示自己单身时，仍然有许多人误以为是某种坚定的思想促使我选择单身。

2020年8月12日

铃木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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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法律规定夫妻必须同姓，尽管有少数男方改为女方的姓氏，但绝大多数都是女方被冠以夫姓，这给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民众呼吁引入“（选择性）夫妇别姓”。

[2]指在异性恋登记婚姻之外，为事实婚姻、同性恋伴侣等提供法律保障的补充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