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

除非可以向我证明，有个名叫X的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关系，否则我看不出，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的那种十分狭隘的治标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医治我的痛苦。[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G几乎日夜写作。他的编辑希望能在月底读到他的手稿。我逐渐熟悉了这一操作。这是自一年前我们相识后他计划出版的第二本书。我躺在床上，用目光勾勒着他棱角分明的肩膀线条，他蜷缩在小小的打字机前，那是我们从不得不逃离的公寓里抢救出来的。他裸露的后背十分光滑。肌肉匀称，被厚浴巾包裹着的身材显得十分瘦削。我那时才知道如此苗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很昂贵的代价。一年两次，G会去瑞士的一家专科诊所，在那里他几乎只摄入沙拉和谷物，戒烟戒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仿佛年轻了五岁。

这种对外表的过度注重并不符合我心目中文人的形象。但我爱的正是这具几乎没有毛发的躯体，白皙而柔软，纤细而结实。只不过我本不愿知晓他驻颜的秘密。

同样，我发现G对身体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感到十足的恐惧。某天，在洗澡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胸口和手臂的皮肤上布满了红色斑痕。顾不上擦干身体和穿上衣服，我急忙冲出浴室向他展示这些红斑。但看见我身体上的皮疹，他用一只手捂住眼睛，面露惊恐，看也不看我地喊道：

“不，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你是想让我对你完全失去兴趣，还是想怎样？”

还有一次，刚放学，我坐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子，泪流满面。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不小心提起了一位邀请我去看音乐演出的同班男生的名字。

“什么演出？”

“治疗乐队[2]的演出，新浪潮音乐。我觉得很丢人，你明白吗？好像除了我，所有人都知道。”

“什么乐队？”

“治疗乐队。”

“那你能告诉我，去一个新浪潮乐队的演出除了抽大麻和像个疯子一样摇头晃脑外你还想做什么？然后，那家伙要不是想趁着两首歌之间的空档乱摸你，或者更糟糕，把你堵在黑暗的角落亲你，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邀请你？我希望你拒绝了，至少。”

在我快十五岁的时候，G开始控制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他变成了我的导师。为了避免长痘，我要少吃巧克力。注意身材是基本要求。戒烟（我抽烟抽得像个卡车司机那么凶）。

信仰方面也没有落下。每天晚上，他都会让我读《新约》，并且确保我很好地领悟了每个故事中耶稣所要传达的信息。他惊讶于我在这方面的一无所知。我是无神论者，没有受洗，一个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者的女儿，所以有时候我并不认同《圣经》里对我的同胞的态度，我觉得那些内容不仅是厌女的，而且充满了陈词滥调，晦涩难懂。但说到底，我也并非不喜欢这种阅读。《圣经》，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一样。不，G反对道，《圣经》是其他文本存在的本源。温存的间隙，他也会教我背诵一整段《圣母祷词》，先是用法语，然后是俄语。我必须把祷词熟记于心，每晚睡前都要在脑海里背诵一番。

但该死的，他在害怕什么？我会和他一起下地狱吗？

“教堂是为罪人而建的。”他回答道。

* * *

[1]此段在《洛丽塔》原书中为：“除非可以向我证明——向我今天现在这么一个具有这种心情、留着胡须、腐化堕落的人证明——从无限长远的观点来看，有个名叫多洛蕾丝·黑兹的北美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关系；除非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要真可以，那人生也就成了一个玩笑），否则我看不出，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的那种忧郁而十分狭隘的治标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医治我的痛苦。”本书作者引用时有所省略。

[2]即The Cure，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的英国乐队。

G去瑞士进行他为期两周的抗衰老治疗了。他把卢森堡公园旁附近的那套公寓以及旅馆房间的钥匙都留给了我。如果我想的话，就可以过去。某天晚上，我终于没忍住，决定打破禁忌，读一读那些书。我一口气读了下去，像是被催眠了似的。整整两天，足不出户。

尽管他的书文采斐然、风格把握到位，但某些段落中的色情描写还是让我感到阵阵恶心。特别是其中一段令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它写的是G在马尼拉旅行的时候，他一心寻找“鲜嫩的屁股”。“在这里，我带上床的那些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算得上是独特的风味。”他随后写道。

我想到他的读者们。突然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群猥琐老男人——外表想也不用想一定是令人作呕的——入迷地读着这些关于新鲜肉体的描写的样子。而被G写进他那些黑色笔记本里的我，成为他小说女主人公之一的我，是否也会被这些恋童癖当作自慰时的幻想对象呢？

如果G真的如许多人向我描述过的那样是个性变态，只用一张菲律宾的机票便能找来一群十一岁的小男孩进行肉体狂欢，而且只给他们买一个书包作为赎罪，这样的行为是否也让我成了一个怪物呢？

我立即尝试努力打消这个念头。但毒液一旦侵入，便开始扩散。

上午八点二十。我又没能走进学校的大门，这已经是本周的第三次。我起床，梳洗，穿衣，一口气喝完茶，拿起背包，从母亲公寓跑下楼（G还没有回来）。走到楼下院子里时，一切都还很正常。等走到街上，事情就已经不太妙了。我害怕路人的目光，害怕撞见熟人，因为必须和他们打招呼。邻居、商贩、同学……我紧紧地贴着墙走，绕很远的路，选择少有人迹的路线。每每从橱窗玻璃中看见自己的身影，我都会僵住，要花费极大的力气才能重新让自己动起来。

但是今天，我觉得自己很果断、坚决、勇敢。不，这一次我不会屈服于恐惧。然而就在我准备迈进学校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先是站在阴凉处的校监正检查着学生们的证件，再是数十个背着书包的身影，正互相推搡着奔向蜂巢般又吵又乱的操场中央。乱哄哄又充满敌意的人群。错不了的。我掉头就走，沿着反方向的路一直走到集市，气喘吁吁，心跳加速，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满头大汗。我深感有罪，无力辩驳。

在我所居住的街区里的一家小酒馆，我找到了暂时的庇护，不去旅馆的时候我常来这里。我可以在这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不被人打扰。这里的服务生一向言行谨慎。他注视着我在日记本上涂涂画画或者伴着零零散散的吧台常客静静读书，却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他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也不要求我在一杯咖啡和一杯水之外多点些什么，哪怕我会在这间阴冷、不知名、玻璃杯时不时会碰撞发出类似电动弹子的声音的屋子里待上整整三个小时。

我开始重新找回呼吸的节奏。集中精神。深呼吸。思考。下决心。我试图在笔记本上随便写几个句子，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这让人无法忍受——和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自己却没有丝毫灵感。

八点三十五了。离这里三条街的地方，铃声已经响过了。学生们已走上楼梯，两两坐在一起，拿出课本，还有笔袋。老师走进教室。在他点名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点到字母表最后几个字母时，他念到了我的名字，眼皮也没抬一下。“缺勤，照旧。”他用懒洋洋的声音说道。

自从G回来后，时刻都有些愤怒的女人找到旅馆房间门口来。她们会在楼道里哭泣。偶尔，也会在门口的脚垫下留下一张字条。某天晚上，他出去和其中一位交谈，为了不让我听见谈话内容，他出去之后就把门关了起来。先是声嘶力竭，指手画脚，然后是强忍的呜咽和低声耳语。一切顺利，他成功地劝服了这位瓦尔基里[1]，之后她就急匆匆地下楼了。

当我要求G给我个解释时，他声称她们是从街上尾随而来的崇拜者，也可能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了他的住址，大概率是从他的编辑那里，因为编辑并不怎么担心G被人打扰（一个方便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