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

要谈川端康成，先要谈谈日本文化。196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写道：“这份奖励，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体现了日本人纯净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界看来，川端康成是日本精神的唯美代表，不了解日本文化，就无法理解川端康成。

日本这个离我们很近的海岛国家，从外部看，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是京都的金阁寺，金阁寺的正名叫鹿苑寺，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个寺里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金阁。金阁一共三层，一层二层之间没有房檐。第一层叫法水院，建筑风格是富贵人家居住的寝殿，正面5根柱子，侧面3根柱子，形成一个房间。第二层叫潮音洞，是一个佛堂结构，有格子窗。第三层也是佛堂，但却是禅宗样式，围栏跟第二层很不一样，用了逆莲柱。金阁的顶上立着一只凤凰，金灿灿的。1950年，这栋美轮美奂的老建筑被一个小和尚一把火烧了，1955年才重新建好。重建之前，只有第三层贴上了金箔，而这次重建，把第二、第三层全部贴满了，而且比一般建筑用的金箔厚了五倍，看起来金光闪闪，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历史古迹。这个建筑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寝殿、日式佛堂、禅宗佛堂互不相关，放到一起是冲突的。但是设计师硬是把它们融为一体，通过金色的一体化视觉达到和谐，这是一种很微妙、很惊险、很精巧的构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

这个金阁寺，颇有日本文化的内蕴，川端康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边成长的。这种文化初看很华美，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幽玄无底，一言难尽。“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了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写了一本特别著名的书，那就是《菊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体现，这两个东西非常矛盾，菊花耽美，刀剑好战，但在日本人的文化性格里面统一了。傲慢而崇礼、保守而善变、驯服而倔强、拘谨而狂放、勇猛而怯懦——这些对立的品格，共同铸造了日本的独特文化。身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川端康成的心态是矛盾的。1935年，他在刊登于《读卖新闻》的文艺随笔中写过：“日本这个国家很糟糕。没有文学精神，没有文学传统，乃是我们国土的罪孽。”1936年，他又在《东京新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来散漫地读了一点日本的古典文学。例如王朝和江户的小说，阅读的方法，与读我们今天的作品没有多少不同。读过之后是失望的，空虚的凄寂感淹没了我。”然而这种悲凉又是他后来的精神支柱，1947年他在随笔《哀愁》这样说：“战败后的我，只能返回日本古来的悲戚中去。我不相信战后的世态人心，不相信所谓的风俗，或者也不相信现实那个东西。”直到晚年，川端康成还是在感叹日本传统文化的隐没不显，忧心忡忡地说：“明治之后，随着国家的开放与振兴，曾出现伟大的文豪。但我觉得许多人在引进与学习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与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作，却没有立足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

川端康成为什么如此矛盾？这还是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去探寻，尤其是他的心路。

川端康成1899年出生于日本的大阪府三岛郡茨木市，他的祖上据说属于镰仓幕府时代的第三代执政官北条泰时家族，是贵族阶层。不过这个记载不是很可靠，川端康成在自己的文学自传里边也说：“我有北条泰时第31代或32代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宗谱。”这个北条泰时太遥远了，我们不必管它，值得注意的是川端康成的爷爷——川端三八郎。他是个上门女婿，入籍为川端家的长子。说起上门女婿，日本和中国差别极大。我们中国的很多上门女婿都心里想着哪一天经济实力充足了，就带着老婆孩子独立门户，脱离妻家。而日本文化不一样，上门女婿会死心塌地维护妻子家族，有时候自己原来的家族和妻子家的人有了冲突，上门女婿会特别卖力，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家族的人打回去。这个川端三八郎来到川端家，很想干出点儿振兴家门的事儿来，他搞各种新产业，废了稻田种茶树，还找来海藻提炼琼脂，但都失败了，把家折腾得越来越穷。不过有一件事他干得挺成功，那就是学医。他把传统医术和西洋医学混在一起，给村里人治疗各种病，还挺见效。特别是有一回流行疟疾，附近村庄都死了很多人，但川端康成爷爷这个村的村民因为吃了他配的药，都救活了。这让他名声大振，不过这种成功实在是太少了，在他的不断折腾中，川端家的财产一天天消失。在这一路下坡的家境中，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了。很有意思的是，川端康成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还感到有些幸运。他后来在《临终之眼》中写过：“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开出一个花朵。也许有少数例外，但只要调查一下现代日本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出身世家。读读妇女杂志的流行文章、女明星的经历和成名故事等，便会知道她们都是名家之后，在父亲或祖父一代家道中落的。而出身卑贱然后自行发迹的姑娘几乎一个也没有。情况如此相似，实在令人吃惊。若将电影公司玩具般的女演员也算做艺术的话，那么她们的故事大约也不只是为了虚荣和宣传而编造的吧。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才能产生一个作家；但在另一方面，世家后代大抵是体弱多病的，犹如残烛的火焰即将燃到尽头一般，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这真是让人感慨，这段话几乎是川端康成对自己命运的预言，对自己的命运，他到底是自豪呢，还是自怜呢？

川端康成的父亲是个医生，喜欢看书，家里有不少文学书籍。若是生活顺畅，川端必定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亲情的同时，受到文学的滋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川端康成出生后不到六个月，他的父亲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更加凄苦的是，一年之后，他的母亲也因为肺结核离世，尚无记忆的川端康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悲伤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他回到了故乡——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痛失儿子儿媳的爷爷奶奶生怕川端康成有个三长两短，对他的关护达到了极致，不敢让他随意出门，甚至为了防止感冒，不让他理发，就这么小心翼翼地养到了7岁，1906年春，川端康成上小学了。上学了更不放心，稍微有点儿头疼脑热，爷爷奶奶就不让他上学。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年9月，川端康成的奶奶突然去世了，一个柔弱的儿童，此时身边只有一个半盲状态的爷爷了。

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词中引用了日本明惠上人的一首和歌：“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川端康成曾经书录这首诗赠给友人，诗的深处，或许渗透着他自己童年的悲哀吧？这种悲哀深埋在心底，是欲哭无泪的长痛。川端康成后来写道：爷爷和他都是容易动感情、容易落泪的人，但奶奶去世之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爷孙俩面对面，常常寂静无声。

寂寞中的川端康成爱上了读书，而且喜欢爬到树上看书，“像一个轻松干活的花匠，爬上院子里的厚皮香树，坐在粗大的树枝上看书”。他说：“我觉得在树上看书，比在房间里看书踏实得多。我一坐在树上，就好像坐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一样，各种杂念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最难熬的是夜晚，爷爷为了省钱，不肯买煤油点灯，家里只有烧菜油的传统灯笼。默坐在幽暗的房间里，川端康成难以忍受，几乎天天跑到小伙伴家里玩儿：“我走出家门，顿时觉得周身轻松，一溜烟儿地跑了起来。朋友家里温暖得很，我越是惦记孤苦伶仃的祖父，反而越发不愿意起身告辞，经常要过12点钟。当背后朋友家小门的铃声响完，便有一股悲凉的哀伤猛然袭来。走到自己家的树篱前，一面感到黑暗的恐怖，一面担心留在家里的祖父会不会死去，于是跌跌撞撞地跑起来。这是每晚的惯例。然后，悄悄爬到祖父的卧铺跟前，注视着他的睡脸，同时眼眶里充满泪水，后悔不该把他一人撂下。”矛盾的心情，在小小的川端康成心里，深深地蔓延着，他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悄悄地感受了生存的无奈。

1914年5月25日，爷爷去世了。这一天，16岁的他正在中学参加日本皇太后葬礼的“遥拜”仪式，突然感到重病在家的爷爷不行了，急忙奔回家，大声喊“爷爷，我回来了”，爷爷含糊回答了一声“真快，好极了”，随后停止了呼吸。从此，川端康成彻底变成了孤儿。全村的人都很怜悯他，葬礼那天，“送葬的行列穿过村子时，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村里人。川端康成走在棺柩前头，从他们面前通过时，女人们便放声大哭，嘴里不断念叨着‘可怜哪，可怜哪’，川端康成只是感到不好意思，觉得很不自在。走过一个路口后，那些女人们又抄近道站在下一个路口，然后又和刚才一样大哭起来”。

爷爷去世后，川端康成变为“无父母之子，无家庭之子”，只能搬到中学住读了。他所在的大阪府茨木中学声誉卓著，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尤其是体育锻炼抓得很紧，赤脚远距离长跑是家常便饭。体质羸弱的川端康成体育课成绩很差，但语文和汉文却很优秀。也就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大量阅读日本和国外的文学名著，还尝试着写诗歌和散文，“想让自己写的东西变成活字的欲望，在他的心头顽强地抬起头来”。1916年冬季，川端康成在大阪杂志《团栾》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师柩在肩》，悼念学校刚刚去世的英文老师。

一个作家的生命，在孤独的青春中萌动了。回顾他的童年、少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成长线索：爱看书。成为文学家的人，绝大部分都有这个特点。川端康成从小失去了父亲，但父亲爱读书的品质冥冥之中遗传给了他，让他在孤独中有了精神的伴侣。他的爷爷只有微薄的收入，但在支持川端康成买书方面毫不犹豫。川端康成读高中时经常去一个书店买书，那个书店可以半年结一次账。爷爷告诉他想买就买，别考虑钱。爷爷宁可忍饥挨饿，也要让孙子买下喜欢的书。读书有个规律：什么年龄该读的书当时没有读，以后再读，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川端康成最大的幸运，是在最好的年龄读到了最合适的书，内在精神如春雨绵绵，滋润着未来的文学种子。

1917年，川端康成将近19岁，他考上了日本最难考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大学预科。根据1894年6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令”，高等学校“以专门学科为主，为升帝国大学者设大学预科”，被列入高等教育范畴。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预科，竞争者不计其数，川端康成从偏远的西部考入这所名校，着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后面的生活会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文学青年。他的生活圈子，彻底改变了。

东京是个大都会，与茨木小城截然不同。看歌剧、看电影、坐着电车逛街、咖啡馆聚会……都市的氛围，使川端康成消融了孤独感，怡然漂游在不拘一格的青春体验中。作家需要丰富的生活观察，来到东京的川端康成，豁然打开了一部生活的大书。他最爱的地方是浅草，浅草是一个最具有日本传统情味的城区，聚集着大量的底层居民。他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浅草红团》，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浅草是万人的浅草。在浅草，所有的东西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人们的种种欲望都在赤裸裸地舞动着。这是将所有的阶级、人种混杂起来的巨大潮流，无论黎明还是黄昏始终没有尽头、没有边际的潮流。浅草活着。大众时时刻刻在前进。大众的浅草是经常将一切东西的旧型熔化并使之变为新型的铸造厂。”多少人来到大城市，倾羡的是财富与权势，但川端康成的文学之心，让他始终面向底层众生，丝毫没有向着“人上人”奋斗的狂想，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基本意识。

1918年的秋天，川端康成前去静冈县东部的伊豆半岛，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漫游。伊豆半岛是日本著名的温泉胜地，富士山的余脉贯通其中，逶迤入海。瀑布、山花、古寺、沙滩、海豚……久居大都市的川端康成想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置换一下喧闹的心情。就是在伊豆半岛的修善寺，他遇上了几个江湖女艺人，其中有一个年龄很小的舞女，单纯稚气中又隐藏着微微的伤感，“她那双娇媚地闪动着的，亮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珠，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双眼皮的线条，也优美得无以复加。她笑起来像一朵鲜花。”他一瞬间绽开了年轻的心怀，对小舞女恋恋难忘。尽管他们俩说话不多，但心灵深处的语言如樱花飘飘，起起落落。当他听到小舞女对嫂子说川端康成“是个好人”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次相遇让他感怀万分，1926年，川端康成怀着追念写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伊豆的舞女》，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升到经典作家的水准。这部小说的结尾，“我”乘船离去，和舞女在清晨的雾中告别，“船舱里的煤油灯熄灭了。船上的生鱼味和潮水味变得更加浓重。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温暖着我。我任凭泪泉汹涌。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读者感动之余，绵绵如缕地猜想着这两个年轻人的后续。实际上，生活现实与文学诗意往往有着坚硬的区隔，真实的情形是：川端康成和小舞女一家后来保持了一段通信联系，知道这家人从伊豆半岛去了伊势半岛的海角小城大岛港，定居下来开小饭馆维生。《伊豆的舞女》发表之后，传遍全日本，但这家人再也没有和川端康成联系，美丽的往事消散在无形中。也许这是这个小说最好的现实结局吧。

从伊豆半岛回到东京，川端康成活跃了许多，似乎是朦胧的情愫激发了他的生命能量，从小积累的内敛被一寸寸打破。他居然给商店的一个服务员写了长篇情书。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读书写作上。1920年7月，他如愿考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系。第二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招魂节一景》，获得了菊池宽等老一辈文学家的高度评价。这篇小说一挥而就，“从夜里12点过后动笔，到天亮时毫不费力地写出了20页”。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马戏团的17岁女艺人阿光。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但她的前辈阿留已经进入演艺生涯的衰落期，“跟死了差不多”。这让阿光对前程充满恐惧，在骑马演出中意外掉落。小说的心态与场景描写惟妙惟肖，表达力极强，鲜明地体现出川端康成的文学天赋。从此，杂志与报纸开始向他约稿，23岁的大学生，获得了日本职业作家的入场券。

创作之路一步步成功，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爱情失败，这是川端康成万万没有想到的。姑娘叫伊藤初代，身世飘零，从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来到东京一个名叫“露兜树”的小咖啡馆当招待员。川端康成和同学常来这里，看着这个“病态般地苍白”，“好像将快活沉没到底层，一直凝视着自己深层孤独”的姑娘，川端康成心生怜惜，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后来咖啡馆的女主人爱上一个去中国台湾工作的日本人，于是把伊藤初代送到了日本中部城市岐阜的寺院，自己随情郎远赴台湾。1921年10月，川端康成到岐阜向伊藤初代求婚，伊藤初代欣然同意。此时川端康成不到23岁，伊藤初代15岁。川端喜滋滋地回到东京筹备婚事，“每天早晨醒来，纷纷的喜泪都要打湿枕头”，不料一个月后忽然收到伊藤初代的信：“现在我有件事要向您道歉。我和您订立了牢固的婚约，但我这方面出现了某种非常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您会觉得奇怪吧？您会想让我说出这个非常来吧？与其说出这个非常，莫如让我死掉更幸福。请您把我忘掉，认为世上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川端康成满头雾水，痛苦不堪。据研究家考证，这个巨大的迷隐藏着伊藤初代不可言说的伤痛，35卷本《川端康成全集》补卷中有这样的文字：“千代在西方寺遭僧人性侵。”这是不是伊藤初代断绝婚约的根本原因呢？众说纷纭，但与川端分手的结局却是不可改变的。伊藤初代解除婚约后返回日本东北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又来到东京，在一个名叫“美利坚”的咖啡馆打工，不久嫁给了咖啡馆老板。后来她生活困难，还来找过川端康成，而此时的川端已经结婚，两个人再也没有可能了。

川端康成真正的初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如期结了婚，川端和伊藤生活在人间常态的轨道中，在幸福的小家里投入生命的全部，那样的话，川端康成还能不能写出那些凄美孤寂的小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悬念。这个在童年、少年时期不断失去亲人的飘零者，对温暖的生活有无限的渴望，一旦获得，那将会是多么依恋。但生活并没有给他这份幸运，诚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所写：“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伟大文学家的命运，都是心非所愿啊！

在生活的水与火中，川端康成要毕业了。东京大学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很高，有的学生会写上几百页。而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只有寥寥20多页，换了别人，根本不可能过关。但东京大学国文系的主任教授藤村作很欣赏川端，认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足以证明他的学业水准。在这个主任教授的佑护下，川端康成1924年春天毕业了。毕业后他没有寻求任何工作，毅然坚持自由写作，无论多么穷，都坚持以文学打造自己的人生。这极不容易，特别是1925年结婚之后，生存的压力处处撞击着他，使他常常入不敷出。他租的房屋里没有写字台，只好将就着在啤酒箱、围棋盘上写稿。出门没钱买公交车票，请客付不出餐费，租房交不出租金……这种状况常常发生，朋友们不得不接济他。这种窘迫的处境其实很荒诞，川端康成的稿费收入在当时位居上流，困境大部分来自他们两口子不善理财的天性。朋友们印象最深的是，川端康成最穷的时候，家里竟然还养了十来条狗，花费不菲。这种天真，完全违背经济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看，那可真是不可多得的天籁。

1935年，川端康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京，迁居到古城镰仓，再也没有离开。镰仓依山傍海，对日本文学艺术家有着神秘的吸引力，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太宰治、小津安二郎、三岛由纪夫、大佛次郎、涩泽龙彦，这些艺术家都在这里获得了艺术的灵感。而川端康成在这里，写下了他一系列著名的作品：《雪国》初版(1937)、《名人》(1942)、《千只鹤》(1949)、《山音》(1949)、《睡美人》(1960)、《古都》(1961)、《一只胳膊》(1963)、《东京人》(1966)。1968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跨入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位文学巨匠，这是多么神奇的人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命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高峰阶段坠落：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多，川端康成走出家门，直到夜里也没有回来。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晚上将近10点，助手岛守敏惠找到川端的工作室，只见川端安卧在盥洗室里，垫着蓝色被褥，口含煤气管，枕边开着一瓶威士忌酒，已经死去。

大家惊慌失措地跑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遗书，川端为什么自杀，成为难解之谜。人们震惊之下，想起他曾经写下的话：“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这和禅宗公案一样的话，是不是他早就给世人的预告？这惊世之谜，能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这也就是我们阅读《雪国》的一个角度。

余情：现代人的庸俗与漂流

《雪国》篇幅不长，8万来字，虽然不长，但川端康成写这个小说却用了长达13年的时间。从1935年开始，川端康成陆续发表了《暮景镜》《朝雪镜》《徒劳》《芭茅花》《火枕》《雪中火灾》《银河》等十来篇短篇小说，这些都是后来《雪国》里的片段，直到1948年，川端康成才正式出版了完结版中篇小说《雪国》。

雪国是什么地方？这其实是个被渲染了的“艺名”，它的真正名字叫越后汤泽，在日本新潟县的南鱼沼郡，离日本海不远。现在从东京向西，乘火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每到冬季，从日本海刮过来的湿润气流，被这个地方东面的三国山脉挡住，冷暖交汇，融为漫漫大雪，形成一片银色世界，因此人们形象地称这个地方为“雪国”。雪国虽冷，但温泉很多，引来了大量的游客，成为东京人喜欢前往的地方。而且新潟这个地方，人的性格都比较温和。这里是著名的政治家田中角荣的故乡，他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地方总的来说，是东京人特别喜欢去放松自己的地方。1934年5月，川端康成来到这里，想找一些创作素材，他住进了一家名叫高半的旅馆，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艺名叫松荣的艺妓。同年12月初，他第二次来到这儿，还是住在那家“高半旅馆”，这一次，他不但与松荣多次交谈，了解艺妓的生存状况，还向当地人详细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在这里，川端康成很快写出了短篇小说《暮景镜》和《朝雪镜》，这两个短篇后来经过修改，成为《雪国》的开头部分。第二年的9月底，他又来到“雪国”，与松荣有了更多的交往，并写出了短篇小说《故事》，这篇小说后来也成为《雪国》的一部分。晚年的川端康成回忆起自己写作《雪国》的过程时，感慨地说：“《雪国》写于1934年到1937年的四年间。按年龄说，是从36岁到39岁，属于30岁后半段的作品。它不是一口气写成的，而是联想式地写下来，断断续续登在杂志上的。因此，可以看出一些不统一、不调和之处。起初是打算为《文艺春秋》1935年1月号写一个40页左右的短篇，按理说应当把材料都容纳在这一个短篇里，但由于到了《文艺春秋》的收稿截止日期未能写完，又决定为收稿日期较迟的同月号《改造》续写未完部分。此后随着写作时日的增加，余韵传到后来，终于变成与起初的计划不同的东西了。”

然而正是这“断断续续”写成的“不同的东西”，却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它最感人的部分，是写出了“驹子”这样一位令人感怀的女子。川端康成坦率地说：“驹子的悲哀也就是我的悲哀，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吧。”他甚至还说过：“与其说我是岛村，不如说我是驹子吧。”我们要感悟《雪国》，必须从驹子开始。

驹子出生于港市的贫寒之家，十五六岁就被卖到东京当陪酒侍女。她长得冰清玉洁，“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嫌单薄些，但在下方搭配着的小巧的紧闭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节环，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中也有一种动的感觉。如果嘴唇起了皱纹，或者色泽不好，就会显得不洁净。她的嘴唇却不是这样，而是滋润光泽的。两只眼睛，眼梢不翘起也不垂下，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虽逗人发笑，却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两道微微下弯的浓密的短眉毛下。颧骨稍耸的圆脸，轮廓一般，但肤色恰似在白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脖颈底下的肌肉尚未丰满。她虽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比谁都要显得洁净。”一个经常到酒馆喝酒的男人怜悯她，出钱让她赎身，去学跳舞，学出来可以当舞妓，以后年龄增长，还可以当舞蹈老师。但天不佑人，这个男人一年半之后死了，驹子只好回到到港城，跟随一位三弦舞蹈女师傅学艺。师傅不久中了风，没法继续教舞，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雪国。驹子随她而来，在这里一面干些杂活儿，一面参加一些游客的酒会，充当助兴的陪酒女。

驹子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有着一股面对生活千思百想的心劲儿。她每天都写日记，从不间断，“不论什么都不加隐瞒地如实记下来”。哪怕酒宴回来很晚，也不漏写，“换上睡衣就记。不是回来得很晚嘛，每每写到一半就睡着了”。她身世飘荡，没有攒下什么钱，“自己买不起日记本，只好花两三分钱买来一本杂记本，然后用规尺画上细格，也许是铅笔削得很尖，画出来的线整齐美观极了。所以从本子上角到下角，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她还练字，没钱买练习书法的专用纸，就在旧报纸上写。更不寻常的是，她特别喜欢读小说，一边读一边记笔记，把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梳理一番，细细体会，“16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经有10册之多”。这样心性很强的姑娘，若是出生在书香世家，那是多么灵秀清雅！然而她的原生家庭太低微，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中，她无法过上自己喜欢的日子，身不由己地走在人世的边缘，沿着艺妓的方向漂流在雪国。

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一些日本艺妓的生活。日本有三个很容易混淆的名称：艺伎、艺妓、色妓。第一个艺伎的“伎”，是单人旁的伎，这个“伎”指的是男艺人，第二个艺妓的“妓”是女字旁的妓，这个“妓”才是女性。艺妓卖艺不卖身，而色妓是出卖色相的女艺人。艺妓不是随便就能当的，要日积月累，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才能入行。没有入行之前先要当舞妓或者歌妓，在居酒屋学习唱歌、弹琴、跳舞。从舞妓到艺妓，一般要三五年。艺妓吃的是青春饭，一旦结婚，马上就要退出圈子，因此职业生涯也不算长。在这个过程里，舞妓阶段花费不大，穿的和服由居酒屋女老板，也就是行规里称的“妈妈”提供，也算是女老板的一笔投资。待到升级为艺妓，开销陡然提升，和服、腰带、手绢、扇子，等等，一套下来可以达到上千万日元，等于七八十万元人民币。这些开销都需要艺妓自己解决。此时“卖艺不卖身”就往往开始有些变形了，一旦有富豪出钱包养某个艺妓，艺术、肉欲和金钱就会紧紧地勾连在一起，散发出暧昧的光泽。

驹子随着舞蹈师傅来到雪国时，她还处于陪酒女和舞妓的混合状态，在这个群山环抱的村落里寂寥地生活着。19岁的青春年华，这个年轻的姑娘，应该怎样走出人生的下一步呢？这对她来说，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能不能像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女性那样，耕耘劳作，生儿育女，含辛茹苦地度过一生呢？这也是一种可能，雪国的女人们都这样走过了一辈子。

雪国是一个清美的山村，春天漫山遍野的白花，冬季星空晶莹，“仿佛可以听到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深处响起冰裂声。没有月亮。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星辰闪闪竞耀，好像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繁星移近眼前，把夜空越推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深沉。这里的女人耕作收割，缫丝织衣。秋天里，村里挂满了晾晒的稻谷，从一株树干到另一株树干，拴上好几层竹子和木棒，像晒竿一样，把稻子挂在上面晾干，看起来仿佛立着一面高大的稻草屏风”。男人和女人甘苦相依，劳作中处处是简朴的画面：“姑娘轻轻地扭动了一下穿着雪裤的腰身，把一束稻子抛了上去，高高攀在晾晒架上的男子，灵巧地接住，连捋带理地把它们分开，挂在晒竿上，专心地重复着熟练而麻利的动作。”雪国的乡村姑娘还有一门绝活：“在雪中缫丝、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雪地上晾晒，从纺纱到织布，一切都在雪中进行。”姑娘们用半年心血把绉纱织好，带到集市上售卖，“绉纱上都系有一张纸牌，记着纺织姑娘的姓名和地址，根据成绩来评定等级。这也成为选媳妇的依据。要不是从小开始学纺织，就是到了十五六岁乃至二十四五岁也是织不出优质绉纱来的。而人一上岁数，织出来的布面也失去了光泽。也许是姑娘们为了挤进第一流纺织女工的行列而努力锻炼技能的缘故，她们从旧历十月开始缫丝，到翌年二月中旬晾晒完毕，在这段冰封雪冻的日子里，别无他事可做，所以手工特别精细，把挚爱之情全部倾注在产品上”。轻盈的白麻绉纱都要“用地道的曝晒法曝晒一番。晨曦泼洒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不知是雪还是绉纱，染上了绮丽的红色”。白绉纱快要晒干的时候，“旭日初升，燃烧着璀璨的红霞，景色真是美不胜收”。

然而这样的女性生活与驹子有很大的距离。她很早就在东京和港市学习弹琴歌舞，接受过系统的才艺培养，她的言行举止渗透着礼仪和文雅。在传统社会中，舞女、艺妓生存在文化艺术的中心，游离在社会道德的边缘，面对劳动妇女日复一日的日常细节，她们往往不堪重负。贫苦的城乡底层民众数量庞大，勤劳善良，但精神生活十分闭塞，缺乏艺术的灵动，每一天都在无限的循环中渐渐老去。德国文学家歌德曾经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这样描绘农民的状态：“如果你问我此地的人怎样，我只能回答：‘到处都一样！’人类真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多数人为了谋生，大部分时光用来干活，余暇无多，却为了这一点儿时间苦恼，千方百计设法消磨。唉，人类的命运呀！不过，他们都是些挺好的人呀！”在歌德看来，人类的悲哀，正是在千篇一律的物质生存中，“不那么孜孜不倦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追忆以往的不幸，而是漠然地对待眼前的境遇，这样他们的痛苦就会减少”。所以说，对于在歌舞弹唱中长大的舞女艺妓看来，这样的农妇生涯，实在是太单调了。对驹子来说，她还不是艺妓，但在常人眼中，她是个经常陪游客喝酒的姑娘，有时一个月就要喝90多场，因此“虽不是艺妓，可有时也应召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这里没有年轻的女孩，中年女人倒很多，却不愿跳舞。这么一来，这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虽然她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已经不是良家闺秀，驹子想“从良”，社会的歧视就是一道巨大的障碍。

那么，能不能纵身一跳，彻底成为一名艺妓呢？这个选择对于驹子来说同样艰难。在日本历史上，“越后艺妓”一直是个名声在外的热门行业，因为越后汤泽这个地方冬季漫长，大雪厚重，冬季生活封闭沉闷，能歌善舞的艺妓就成为当地严冬生活的一道暖色，兴旺之时，曾经有高达500余名艺妓。成为艺妓的女子并不自由，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只能得到客人给的小费，陪客人喝酒唱歌的报酬都被艺妓馆的老板拿走，充当投资艺妓的回报。在没有收回全部“培养费”之前，艺妓不得离开，更不能结婚。很多艺妓30岁之后风华渐衰，迅速沦为配角，四处飘零，孤老终生。驹子面对渺茫的未来，也很难下这样的决心。

心乱如麻之中，她唯一的投入，是忘我地练习弹三弦琴，边弹边唱。她那中风的师傅无法言传身教，驹子只能依靠二十来册《文化三弦谱》独自摸索，凄清而坚韧。“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虽然她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充满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此时的她，心里深藏着一个最向往的选择：从来到雪国的游客中，寻找一位喜爱音乐、舞蹈，又有优渥家境的男子，在两情相悦的心意中，一起走向新的生活。

而这个人果然出现了，他叫岛村。

岛村来自东京，他“生长在东京闹市区，从小熟悉歌舞伎，学生时代偏爱传统舞蹈和舞剧”。岛村对舞蹈的热爱持之以恒，“广泛涉猎古代的记载，走访各流派的师傅，后来还结识了日本舞蹈的新秀，甚至还写起研究和评论文章来”。在纷纭的人间百态中，这是一种难得的文化个性。一个人的成长，要经过好几个阶段，起步常常从喜欢开始，对某种知识或才艺分外喜爱。喜欢持续不断，积累中逐渐放大，慢慢变成一个专注的学习者，然后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一步步转变为这个领域的初级生产者。大部分人通常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喜欢读小说的人，可以谈出不少关于小说的感受，甚至也能写出一点儿像模像样的小说作品，但始终无法达到专业水准，无法用小说创作建构出自己的人生。岛村也是一样，他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大多数普通爱好者，但还没有攀登到专业创作的境界，处于精神深处最迷茫的时期。他“对传统日本舞蹈的停滞状态，以及对自以为是的新尝试，自然也感到强烈的不满”，但又没有能力对传统艺术点铁成金，于是他陡然一个转身，“突然改行搞西方舞蹈，根本不去看日本舞蹈了”。这看起来仿佛是断然的叛离，其实是一种畏难而退的逃逸，他所谓的“搞西方舞蹈”，不过是一场虚幻。他从未“亲眼看到西方人的舞”，只是“凭借西方印刷品来写有关西方舞蹈的文章”，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种空想“是由西方的文字和图片产生的，仿佛憧憬那不曾见过的爱情一样”。

岛村的这种精神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生活在浮世绘的虚幻中。但川端康成要写这样一个人，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雪国》中的故事发生于1935年左右，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气氛如野火烧山，到处是“报效天皇”的狂热。日本国内的文化潮流越来越专制，倾向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被残酷镇压，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死于非命，而没有跟上军国主义高调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感伤主义作家，也屡屡被排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在报刊上刚刚连载，就被当局斥责为“对战争无动于衷、冷眼旁观”，风格“软绵绵、充满女人味”，勒令停止刊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岛村的“逃逸感”未免带着些时代的悲情，他不愿意卷进城市中沸腾的军国主义狂热，想在虚无缥缈中寻得自己的一点儿小自由，营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怀着零余者淡淡的哀愁，岛村来到了雪国。这是处处发芽的五月，“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到处一片嫩绿，是登山的季节了”。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无所事事，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要去寻找保护色吧，所以他对途中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有一种本能的敏感，打山上下来，从这个乡村十分朴实的景致中，马上领略到一种悠闲宁静的气氛”。他在一家温泉客栈住下，马上让服务的女佣人去找一个艺妓，“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女佣把女子领来，岛村不禁一愣，正了正坐姿”。就算是对于深谙风情的岛村来说，这女子也超出了他的预想：“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

岛村看到驹子的第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子的与众不同：“她的衣着虽带几分艺妓的打扮，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在地上，而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唯有腰带很不相称，显得很昂贵。这副样子，看起来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可怜。”她的年龄和气质不太相称，早熟中隐约潜藏着沧桑，“她说是十九岁。果真如此的话，这十九岁的人看来倒像有二十一二岁了”。谈起音乐和舞蹈，“女子比他更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逸事。也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所以津津乐道。谈着谈着，露出了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不过岛村丝毫不觉得这个女子满目风尘，反而“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加上他快一个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了，内心自然热情洋溢，首先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类似友情的东西。他从山上带来的感伤也浸染到了女子身上”。这和岛村来到雪国的心理状态大有关系，他想在这万物葱绿的时节感受大自然，寻找跟城市不一样的淳朴，与军国化的世俗拉开一点儿距离。眼前这个“洁净得出奇”的女子，是他心中期盼但是又不愿打破的“心理造境”，所以他不想向她宣泄肉欲，小心翼翼地维持这脆弱的美感，“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妓来”。

驹子的反应出乎岛村的预料，她说：“真讨厌！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岛村的解释却让驹子感动：“要是和你发生那种事，明天也许就不想再见到你了，也不会有兴致跟你聊天了。我从山上来到这个村子，难得见人就感到亲热，所以不向你求欢。要知道我是个游客啊。”烟花女子虽然欢歌燕舞，但内心却是浓浓的自卑与屈辱。这样一个东京来的高等阶层男人，却对她如此尊重，这真是世上难寻啊。驹子不由地说：“你这种人真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