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卡帕纽斯

我嘛,大家都认识,虽然那时我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之前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衣裳,胡子刮得比平日里还要糟糕,头发也剃光了;但外表无关紧要,根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至于维达尔,我就要好好跟你们讲一讲了。他是个矮胖的男人,到了集中营里,他个头和从前一样,只是脸上松弛的褶皱,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证明他曾经是个胖子。他是个来自比萨的犹太人,是和我同一批被带走的。

他不招人爱,也不招人恨。由于他矮小猥琐,从第一次见面起,就被排除在正常的交往范围之外。没错,他已经死了,其他人也都死了,为什么非要特别提到他呢?

我们一起在泥地里干了好几个星期的苦力。在那个处境恶劣的地方,大家随时都可能会摔倒,跌进湿滑的泥坑里。但每个人心中还保留着一丝作为人的高贵,我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摔倒,或是将摔倒的后果降到最低(你们肯定注意过,猫能神奇地保持平衡,这赋予了它们不容争辩的优雅)。跌倒在地的人很不像样,看起来很可笑。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上来,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一直如此,这大家都知道。

而现在,维达尔不停地跌进泥里,比任何人都要频繁——只要轻轻一撞,他就会跌倒,甚至连撞一下都用不着,有时显然他是故意跌进去的。只要有人说他几句,或假装打他,他矮小的身子就会扑向泥坑,好像那是母亲的怀抱。对他来说,保持直立就像踩高跷一样,违背自然,也充满危险,泥坑就是他的避难所。他成了个小泥人——从头到脚都是泥,泥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也知道这很可笑,痛苦留给他的一点清醒认知,让他明白自己很滑稽。

他很爱说话,简直滔滔不绝,总是讲自己如何遭遇不幸,如何跌倒,被打耳光,受人嘲笑,活像假面戏剧里的丑角“普钦奈拉”,丝毫不会考虑怎么挽回一点颜面,遮掩那些最不光彩的事情。相反,他会浓墨重彩,强调自己遭遇的最滑稽、最羞耻的事。从他讲述那些事时流露的精心,可以猜测,这是很久之前欢宴留下的习惯。

你们认识像他这样的人吗?很有可能认识。如果你们认识,你们就知道,这类人最喜欢阿谀奉承,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目的。如果我们俩在日常生活中相遇,不知道他会如何奉承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他总要赞美我气色不错。我对他怀有同情吗?没错,我可能也同情他,虽然我比他好不到哪里去。但那时,同情没什么用,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那就像落在沙滩上的雨滴,刚刚感知到就消散了,嘴里只留下空虚饥饿的滋味。

1944年是维达尔生命的最后一年,这就是那年的他。要是我告诉你们,我和所有人一样,尽量避免和他接触,请你们不要吃惊。因为显而易见,他处于一种需要别人帮助的状态,在这些人面前,人们总是觉得受到了某种要挟,好像欠他们的一样。

[11]德国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那是9月里炎热的一天,泥潭上方响起了空袭警报。那警报声与意大利的不同,不是重复一个音调,而像在嗥叫(就是这样的声音,让我惊异的是,它的官方名称正是“嚎叫”),调子忽高忽低,就像野兽发出的长嗥,让人毛骨悚然,让我想到德国神话故事《尼伯龙根之歌》 ,它与赫达的神兽、骷髅头表现出的恐怖气氛特别相称。我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设计,抑或是无意识的作用,这声音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信号——它还是战斗的口号,一种反抗、愤怒和吼叫,也是哀叹。我找到了一个秘密的藏身处,是条地下通道,那里堆着几捆空袋子。警报响了,我下到那里,发现维达尔已经在那里了。他说了好多话,欢迎我的到来,很客气很热情,但我却没有太多回应。紧接着,我要打个盹的时候,维达尔开始向我讲他的悲惨经历,我已经不记得他讲的什么了。

外面,警报声的悲鸣过去后,天空只剩下漠然的寂静:苍白而遥远,但充满威胁。忽然头顶响起一阵脚步声,我们看到楼梯顶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那是拉伯波特,他手里拎着一只桶。他像看到我们一样,喊了一声“意大利人!”,然后把那只桶扔下来。桶叮叮当当,沿着楼梯一路滚下。

桶里装过汤,但那时几乎是空的。我和维达尔用勺子认真刮着桶底,从里面舀到了几口剩汤。那些日子,我们日日夜夜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勺子,以备不时之需,就像十字军战士的佩剑。这时,拉伯波特已经骄傲地走下楼梯,来到我们身边:他不需要别人施舍汤饭,但也别指望他送吃的给你。

拉伯波特那时应该有三十五岁,他是波兰人,在意大利念的大学,学的是医学,确切地说他是在比萨上的大学。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喜欢意大利人,以及他与维达尔——这个小个子比萨人的奇怪友谊。我说这友谊很奇怪,是因为拉伯波特精明强悍,善于保护自己,令人钦佩。他像偷猎者和海盗一样,狡猾又残暴,可以轻而易举把没用的文明教养全都抛在脑后。集中营里的他就像丛林里的老虎:对弱者任意欺凌,对强者回避躲让。他总是会见机行事:贿赂,打架斗殴,勒紧腰带忍饥挨饿,或是屈服,撒谎,他都能随机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