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Б.排练完回家，在一条小巷，在一家肮脏的小酒馆的入口撞见一个衣着破旧、醉醺醺的人，叫着他的名字。这人就是叶菲莫夫。
离我们两步远处是一个冰洞，四周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亲吻、哭泣、哈哈大笑，我们的嘴唇都吻得肿了起来。
我正设法躺在地板上睡觉，醒来后吓得大声喊叫，但我立刻分辨出卡佳的声音，听上去比任何人都响亮。
他在镜子前停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头发，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突然听见他在哼唱着一支歌。
傍晚时分，我趁着莫斯科来的奥弗罗夫不在，走进图书室，打开书柜，开始在书中翻找，要挑出一本为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朗读。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他死了，当时我两岁。我母亲又结了婚。这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很多悲伤，尽管这件事是出于爱情。我继父是一位乐师。他的命运很是引人注目：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人。他过于强烈地反映在我童年的最初印象中，那样强烈，以至于这些印象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首先，为了让我的故事明白易懂，我在此引入他的生平。我现在要讲的一切，都是后来从著名的小提琴家Б.那里了解的，他是我继父年轻时期的同伴和密友。
我继父姓叶菲莫夫。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地主的庄园里，其父是一位贫穷的乐师，他经过长时间的流浪之后，定居在了地主的庄园并受雇于他的乐队。地主的日子十分奢华，尤其是，他狂热地喜爱音乐。谈起他来，人们就会说，他这个人从不离开村子，甚至连莫斯科都不去，有一次突然决定去国外的某个矿泉地，而且去了不过几个星期，只为听某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因为报纸通告说，他打算在矿泉地举办三场音乐会。地主有一支像模像样的乐队，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收入都花在上面。我继父以单簧管乐手的身份加入了这个乐队。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奇怪的人。就在那个县里住着一位富有的伯爵，因维持家庭剧院而散尽家财。这位伯爵辞掉了自己乐队里那位生于意大利的乐队长，理由是行为不端。乐队长的确是个恶劣之人。被赶走的时候，他彻底失了体面，开始光顾乡下的小酒馆，喝得烂醉，有时还乞求人家的施舍，全省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职位。我继父和这样一个人成了朋友。这种关系无法解释也很奇怪，因为谁都没有发现他的自身行为由于仿效友伴而发生任何改变，甚至连地主本人，起初禁止他与意大利人交往的，也对他们的友谊视若无睹。最后，乐队长猝然死了。他是农民们一早在水沟里发现的，就在堤坝旁边。一番调查之后，表明他死于中风。他的财产存放在继父那里，继父立即出示了证据，证明他完全有权继承这份财产：死者留下一张亲手写的便条，指定叶菲莫夫为自己死后的继承人。遗产包括一件黑色燕尾服，是死者精心保存的，他还一直希望为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另有一把小提琴，看上去相当普通。没有人争夺这份遗产。但过了一段时间，伯爵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带着伯爵的一封信出现在地主面前。在这封信中，伯爵请求他说服叶菲莫夫出卖意大利人留下的小提琴，伯爵很想为自己的乐队买下这把小提琴。他出价三千卢布，还补充说，他已经几次派人找过叶戈尔·叶菲莫夫，想当面了结这笔交易，但对方固执地拒绝了。伯爵最后说，小提琴的价钱很实在，他没做任何压价，而在叶菲莫夫的固执中，伯爵看出令他受辱的顾虑，以为交易时自己会利用他的单纯和不知情，因此请求地主劝说他。
地主立即派人把继父叫来。
“你为什么不愿意出让小提琴？”他问道，“你又用不着。人家给你三千卢布，这价格实实在在，如果你认为人家该付更多，那就没道理了。伯爵不会欺骗你。”
叶菲莫夫回答，他自己不会去见伯爵，但如果打发他去，那么这是主人的意志；他不会把小提琴卖给伯爵，可如果他们想强行夺走，那么这也是主人的意志。
显然，他以这种回答触动了地主性格中最敏感的那根弦。事实上，他总是自豪地说他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乐师，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家，多亏了他们，他的乐队不仅比伯爵的好，而且不比首都的差。
“好吧！”地主回答，“我会通知伯爵，说你不想卖小提琴，因为你不想卖，因为你完全有权卖或不卖，明白吗？但我要问问你：你要小提琴有什么用？你的乐器是单簧管，虽说你的单簧管吹得很糟糕。就把它让给我吧。我给你三千。（谁知道它是这么一件乐器呢！）”
叶菲莫夫冷冷一笑。
“不，老爷，我不会卖给您，”他回答，“当然，按您的意志……”
“可难道我在强压你，难道我在逼迫你？”地主喊道，他情绪失控了，更何况事情是在伯爵的乐师面前发生的，他可以从这场面得出有关地主乐队所有乐师命运都非常不利的结论。“滚吧，不知感恩的家伙！从今往后别让我见到你！没有我，你带着那支单簧管去哪儿安身，你连吹都不会吹！在我这儿你吃得饱，穿得暖，拿着薪水；你过着高贵体面的日子，你是个艺术家，可你不想明白，也感觉不到这一点。滚吧，别待在这儿惹我发火！”
地主把惹他生气的人全都赶走，因为他害怕自己的火暴脾气。而且无论如何他不想对一位“艺术家”过于苛刻，他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那些乐师的。
交易未能达成，看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是突然间，一个月后，伯爵的小提琴手挑起一桩可怕的事：他自己担责，向我继父提出了控告，声称我继父在意大利人之死一事上有罪，他出于夺取丰厚遗产的自私目的杀死了那人。他声称，遗嘱是强行诱骗而来，并承诺会为自己的指控提供证人。无论伯爵还是袒护我继父的地主如何请求或规劝，都无法动摇控告者的意图。人们向他指出，对已故乐队长尸体所做的医学检查是正确的，控告者质疑显明的证据，或许是因为未能占有准备为他购买的珍贵乐器，出于个人的恶意和懊恼。乐师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天发誓他是对的，他声称，发生中风并非由于醉酒，而是由于毒药，并要求再次调查。乍看上去，他的论证显得不可忽视。自然而然，案件就此开审。叶菲莫夫被抓，送进了市里的监狱。一桩令全省大感兴趣的讼案开始了。审理进展很快，其结果是，乐师做了虚假的指控。他被判处公正的惩罚，但他始终坚持己见，让人相信他是对的。最终他才承认他没有任何证据，而他所提供的证据是他臆造出来的。但是，臆造这一切时，他是凭假设、凭猜测行事，因为直到现在，另一次调查也做完了，叶菲莫夫的清白无辜已正式获得证明。他仍抱定信念，认为不幸的乐队长的死因在于叶菲莫夫，尽管有可能他不是用毒药，而是以其他方式杀死了他。不过对他的判决没能来得及执行：他突然患上脑炎，发了疯，死在监狱的诊疗所里。
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地主表现得非常高尚。他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关照我的继父。他好几次到监狱安慰他，给他钱；知道叶菲莫夫喜欢抽烟，就给他带最好的雪茄；当继父被证实无罪，他让整个乐队放假庆祝。地主将叶菲莫夫一案视为关系到整个乐队的事情，因为他珍惜自己乐师的良好品行，若非更甚，至少也与他们的才华同等待之。整整一年过去了，省里突然有传言说，省城来了某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是个法国人，打算顺路开几场音乐会。地主立即开始使出各种办法让他来自己家做客。事情进展顺利，法国人答应前来。为迎接他的到来已做好一切准备，也邀请了几乎整个县的人，但突然间一切掉转了方向。
一天早上有人通报说，叶菲莫夫失踪了，不知去向。人们开始寻找，但他踪迹皆无。乐队处于紧急状态：缺了单簧管。可突然间，在叶菲莫夫失踪三天后，地主收到了法国人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傲慢地拒绝了邀请，接着又补充，当然是拐弯抹角地说，今后他与那些拥有自己乐队的老爷打交道会格外小心，看到真正的天才被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操控很不雅观。最后，以叶菲莫夫为例，指出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他在俄罗斯见过的最好的小提琴手，这就足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
读完这封信，地主深感惊讶。他伤透了心。怎么会？叶菲莫夫，就是他如此关心、如此施恩的叶菲莫夫，这个叶菲莫夫如此无情、如此无耻地在一位欧洲艺术家，一个他高度重视其见解的人眼前诽谤他！最后，这封信在另一方面也令人莫名其妙：信里宣称叶菲莫夫是位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说他是一位小提琴家，但人们无法看出他的才华，迫使他演奏别的乐器。这一切让地主大为震惊，他立即准备去城里见一见这位法国人，却突然收到伯爵的便函，邀请地主马上到他那里去，并通告说他知晓整件事情，来访的大师现在与叶菲莫夫一道在他那里，伯爵对后者的放肆和诽谤感到惊讶，下令扣下他。信上最后说，地主的到场很必要，因为叶菲莫夫的指控甚至涉及伯爵本人；这件事非常重要，应尽快予以澄清。
地主马上动身去见伯爵，即刻结识了这位法国人，向他解释了我继父的整个经历，并补充说他从未料到叶菲莫夫有如此巨大的才能，而叶菲莫夫在他这里，正相反，是个很糟糕的单簧管乐师，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离开他的这位乐师竟是个小提琴手。他还补充说，叶菲莫夫是个自由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他真的受到压制，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他。法国人很是吃惊。他们叫来叶菲莫夫，这人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举止傲慢，回答时面带冷笑，坚持认为他向法国人道出的话是公正的。这一切把伯爵激怒到了极点，伯爵直接对我继父说，他是个恶棍、无赖，应该受到最可鄙的惩罚。
“请放心，大人，我对您已经很熟悉了，非常了解您，”我继父答道，“承蒙您的恩惠，我才勉强逃过刑罚。我知道，是在谁的怂恿下，您从前的乐师阿列克谢·尼基福雷奇才告发我。”
伯爵听了如此可怕的指控，气得发狂。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但一位找伯爵办事的官员恰好来到大厅里，宣称他不能听任这一切不承担后果，说叶菲莫夫的冒犯性粗鲁行径包含了邪恶的、不公正的指控和诽谤，他恭请获准就在伯爵家里立即逮捕他。法国人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恶毒的忘恩负义。这时我继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惩罚、审判或哪怕再来一次刑事调查，也比他至今作为地主乐队的成员所经历的生活要好，因为自己极端穷困，没办法早点儿离开。说完这些话，他便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大厅。他被锁进宅子里一个偏僻的房间，被威吓说第二天就送他去城里。
午夜时分，被囚者的门打开了，地主走了进来。他穿着睡袍、便鞋，双手擎着点亮的灯笼。似乎他无法入睡，一种令人痛苦的关切之情迫使他在这种时刻离开床榻。叶菲莫夫没有睡觉，惊讶地望着来人。地主放下灯笼，异常激动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