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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在巴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卡尔维诺的生活重心发生转移：他离开都灵，在罗马和巴黎之间来回奔波，不过都灵的出版社和圣雷莫的梅里迪纳别墅依旧是其不可分割的故地，他会定期探访。他在接受卡洛·博的采访时说，有一些利古里亚人从未离开故土，犹如礁石上的帽贝，而另一部分利古里亚人则“以世界为家，随遇而安”。卡尔维诺认为自己属于后者，并坦言他对故土的依恋并不亚于那些留守者。
1962年4月，卡尔维诺在巴黎一位朋友的家中结识了埃丝特·朱迪思·辛格。她是俄裔阿根廷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机构做翻译。1964年2月19日，他们在哈瓦那完婚，这次旅行有点回归故土的意味。次年，一家人迁入位于罗马的蒙特布里安佐街的新住所，同年，他们的女儿乔万娜降生。卡尔维诺曾向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坦言：“四十年来第一次做父亲，让人激动不已，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乐趣。”在198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解释他是如何扮演父亲的角色：
在我看来，如今宽容的家长丝毫不比镇压式的家长好，首先他们并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幸福。我在教育方面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你对孩子做什么永远都是错的；但我想补充一点：不管你做什么纲领性的事情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卡尔维诺的妻子埃丝特·辛格，这也是卡尔维诺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1964年，卡尔维诺夫妻在古巴哈瓦那水族馆。
“任何试图描述我对切·格瓦拉的敬仰，对他战斗与牺牲的钦佩之情的文字都是苍白无力的。我听见他放声大笑来回应我，笑声里充满了讥讽。我在这儿，坐在书房里，在欧洲虚假的和平与繁荣中，利用我平静工作中的短暂间歇，毫无风险地描写一个愿意承担所有风险的男人，他不愿意接受暂时和平的假象，他要求自己与他人具备最崇高的牺牲精神，他坚信今天若不做出牺牲，明天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于我们而言，格瓦拉是召唤革命和未来世界的一切事物的绝对引力，他激烈批判我们自以为能心安理得的所有姿态。[……]即使对于一位偶然且陌生的对话者（比如我[……]），与他的会面也不可能无关紧要。”(1967)
作为父亲，我尽量顺其自然；我不会试图弱化无聊且专制的父亲形象，我做自然的我自己；如果我能表现出一个更好的形象，那更好。
只要家人在一起能够快乐，一个家庭就能运转。无须每天或每星期都这样，只要隔段时间能在一起十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就足够了。一个人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期望，需要知道孩子来到世上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看到他们的成长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无须每天都快乐，要不就成了动物，但要有快乐的潜在能力，生活顺利而不会事事惨败的潜在能力。然后，其他的，没什么了：没有什么教育方法；我没有什么可教的；我只是想教大家如何去反抗当前由环境强加的所有教育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被定义为虚假且愚蠢。(1980a)
卡尔维诺与出版社的合作形式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做出版社的高管，改做顾问，继续定期参加每周三的会议，并密切关注都灵各位友人的工作。但是在经历了十五年高强度的为他人的工作之后，他感到是时候停下来考虑自己的工作了，或者说，考虑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里作家要承担的任务。
1960年，他在《梅那坡》第2期上发表了《物质世界的海洋》，1962年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挑战迷宫》，这篇文章的标题似乎正式概括了卡尔维诺不断实验的原因：二十世纪人类徘徊于迷宫般的监狱之中，而卡尔维诺执着于给这一监狱下定义，因为失败总是在背后伏击探索者-制图师，探索者-制图师又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失败，而只有对始终没有结论的认知活动进行挑战，才能证明这种失败的合理性。这种温顺而又坚决的斯多葛主义贯穿于《观察者》（1963年）整部小说的始终，这部小说是对“意大利图景”系列的圆满收尾。这一系列还包括《阿根廷蚂蚁》、《房产投机》和《烟云》，正如卡尔维诺在1959年接受罗伯特·德·蒙蒂切利采访时所说，这些作品试图“用逼真的客观性描绘社会，并敏锐地捕捉在话语、心理和‘习俗’中的空洞的、拙劣的和错误的方面”。
1964年2月，卡尔维诺与埃丝特·辛格在哈瓦那完婚。借此次古巴之行，卡尔维诺与切·格瓦拉进行了会面。
同样，卡尔维诺发现了可怕的、畸形的、不可预见的、蒙塔莱笔下的“生活之恶”，总之，人们美好的理想，理性的规划在于赋予历史可能的意义，而卡尔维诺发现了与此相对立的一面。他于1961年在都灵科托伦戈的投票站内做监票员的所见所闻，反而成为一种要求，要求不要放弃挑战，不要放弃制图师的工具。卡尔维诺以其惯常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但停下来重新思索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和1964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再版的前言和总结，带着对贝佩·费诺利奥的敬意对抵抗运动文学进行了总结），而且不断思考其策略，为满足读者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新问题做了充足准备。
因此，六七十年代的卡尔维诺是国际化的卡尔维诺，是旅行家、数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大量科学读物（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读物）以及与“乌力波”的巴黎学者之间的友谊中得到滋养，攻克了维托里尼所指出的关于《分成两半的子爵》的二元论（作品带有童话色彩的现实感，也可以转变成带有现实色彩的童话感），从而获得了新的概念工具。1964年，他在给雷亚的信中承认“对文学感到疲惫不堪”：“我有一段时间只看天文学的书，当然我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件事。此外，至少就‘文学世界’而言，我也不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文学生涯犹如军事生涯。只要你还年轻，你就可以忍受它，忍受对它的不满。但无法忍受终生，所以告假的时候到了。”事实上，卡尔维诺并没有告假。直到1984年，他才几乎不情愿地宣布，是时候考虑自己了，考虑仍待解决的许多事情。
1966年，卡尔维诺与女儿乔万娜在一起。
“父母有了孩子之后，最初的本能之一就是给孩子拍照。因为孩子成长迅速，所以有必要经常给他拍照，因为没什么能比一个六月龄的婴儿更瞬息万变、更令人容易忘记的了，他很快就长到八个月大，然后是一岁。在父母眼中，孩子四岁时达到的完美轻而易举就能打破并取代他三岁时所达到的完美，只有相册才能定格那些完美的瞬间，对它们一视同仁，而每一种完美都具有自己无与伦比的绝对性。”(1970)
“只要家人在一起能够快乐，一个家庭就能运转。无须每天或每星期都这样，只要隔段时间能在一起十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就足够了。一个人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期望，需要知道孩子来到世上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看到他们的成长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无须每天都快乐，要不就成了动物，但要有快乐的潜在能力，生活顺利而不会事事惨败的潜在能力。”
（昨天下雨了，我和你妈妈一整天都在想：不知道下雨的时候乔万娜在干什么？可惜她把毛线落在车上了！所以，我就开始织毛衣了！喏，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织毛衣。）
正如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对塞维里诺·切萨里所说，卡尔维诺经过“塞纳河的润泽”，在人类学和神话方面获得了帕韦塞的助力，并饶有兴致地关注着科学史学家乔治·德·桑蒂拉纳。七十年代末在接受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的采访时，卡尔维诺解释说：
[……]《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存在着分裂，也许我的所有作品中都存在分裂。分裂的意识引起和谐的欲望。但是偶然事物中的每个和谐的幻想都具有欺骗性，因此需要在另外的层面上去寻找。所以我就到了宇宙层面。但是这个宇宙并不存在，即使对科学来说也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超个人意识的境域，在那里超越了人类本位主义思想的所有沙文主义，也许达到了一个非拟人化的视角。在这升空过程中我从没有恐慌自满，也没有沉思冥想，更多的是对宇宙的责任感。我们是以亚原子或前星系为比例的链条上的一环：我坚信，承前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能从我那呈碎片化的作品组合中感受到这一点。(1978)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会议室。
“亲爱的阿尔皮诺，我完全同意你对我的小说所做的评价。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我认为做得对的事情：赋予生活的种种托词与不满以风格，也就是赋予其意义与道德。我冷若冰霜？这将是有史以来对我最高的称赞，不过，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59c)
在1961年9月24日，卡尔维诺在阿西西城堡的演讲台上。照片中从左至右分别有：圭多·皮奥维内、雷纳托·古图索、阿尔多·卡皮蒂尼（身体前倾的那位），还有皮奥·巴尔代利教授和卡尔维诺。在大国重整核军备对和平构成威胁的时期，卡尔维诺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少数同事参加了此次运动，这表明卡尔维诺倾向于在大的伦理政治问题上衡量自己，比如和平共处的问题。得益于母亲的教诲，这些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在进军运动期间，他们所演唱的反军国主义歌曲中包括《秃鹫飞起的地方》，这首歌曲是由卡尔维诺在1958年至1960年与都灵的“新闻演唱”乐队合作期间填的词。
卡尔维诺与莫尼卡·维蒂、贾恩卡洛·维戈雷利。
《维杰瓦诺来的教师》（1962年）的新书推介会。左起：莫拉维亚、里佩利诺、马斯特罗纳尔迪、卡尔维诺、埃伊纳乌迪。
1963年斯特雷加文学奖的最后一夜。左起：费利切·巴尔博（站立的那位）、卡尔维诺、朱利奥·埃伊纳乌迪、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这一届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是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家庭絮语》。
因此，对否定性、混乱、现实中令人沮丧的大量模糊文体的简单模仿已经不够了。卡尔维诺“欣慰地”发现“写作只是给定元素的组合过程”，因而，即使每个可能性的实验者都会发现这个游戏被赋予了意想不到的意义，作者有责任去探索一个甚至独立于诗人个性的游戏赋予他的所有可能性。因此，作家可以且必须摆脱“我”的束缚，而致力于某种超越他自身的工作，在这种努力下，他会发现，组合游戏不仅不会消除那些奇妙的可能性，而且可能还会增强它们。冒险、奇幻、奇妙正是源于作家设计和实现他的个人电脑软件时的那种细心；卡尔维诺不需要世纪之交的矫揉造作的硬件来启动最为精准的计算。这就是推动卡尔维诺新时期作品的深刻含义，从《宇宙奇趣》到《零时间》，从《命运交叉的城堡》到《看不见的城市》，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到《帕洛马尔》，这是卡尔维诺漫长而连贯的认识论的终点，从中可以看出，它与阿里奥斯托—伽利略—莱奥帕尔迪一脉相承，这一脉络也是“我们文学中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卡尔维诺与帕索里尼。
“帕索里尼是我的同龄人，当他开始在国内舞台上出现，我就开始关注他。最近我读了西西利亚诺写的帕索里尼传记，由此我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与兄弟的关系。当他在杂志《比较》上发表了也就是后来的《生活的年轻人》中的一章时，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那是1951年，那一章实际上是他为这部方言作品做的宣传。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很多重要诗作。我是在杂志《新话题》刊出他的诗集《葛兰西的骨灰》时开始读他的诗，但是之前我在斯帕尼奥莱蒂的选集中就注意到他，阅读过他的诗集《意大利歌集》。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报刊《当代》上曾有过一次对他的争论，因为他们不太看重他的作品，那大概是1954年，而我一直是他的朋友。之后，当他开始拍电影，我觉得他的兴趣有所减弱，我对他的电影也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跟他当作家时大相径庭。作为作家，他极具精确性，他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作者。而在电影院里，我认为，他的画面形象都非常普通。”(197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朱利奥·埃伊纳乌迪。
达尼埃莱·庞奇洛里(1924—1979)，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主编，也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卡维达尼亚博士的原型（此书也正是献给庞奇洛里的）：“你立刻明白，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组织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肩负着其他同事不愿承担的最为复杂和棘手的任务。[……]他说：‘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地方出现异常，便会蔓延开来，整个出版社就乱作一团。抱歉，我一想到此种情景就会头晕目眩。’”(1979b)
《观察者》的首页手稿以及护封，护封上的插图为保罗·克利的画。
《马可瓦尔多》系列短篇小说的提纲。
最初刊登在《团结报》上的《马可瓦尔多》系列短篇小说（城市中“正常”人的生活悲喜剧），后来于1963年收录在“青少年读物”系列丛书中，并且由塞尔焦·托法诺为该书设计插图（托法诺绘制的小说主人公马可瓦尔多），受到卡尔维诺大力赞赏。从那时起，《马可瓦尔多》不断取得成功并广泛用于学校教育，成为战后阅读量最高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卡尔维诺的系列作品的护封。《房产投机》（1963年）的护封插图为毕加索的一幅画作；《烟云》和《阿根廷蚂蚁》（1958年这两部作品在《短篇小说集》中出版，后来于1965年又合集出版）的护封插图以及新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64年）的护封插图均为保罗·克利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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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旅程中，巴黎之行尤为重要。1967年，卡尔维诺举家迁至沙蒂永广场的一栋小别墅里，本打算居住五年，却一直住到了1980年。不过卡尔维诺经常返回都灵，并且他们全家会在意大利过夏天。在巴黎，卡尔维诺于1967年完成了对雷蒙·格诺的《蓝花》的翻译，表达了他对这位文学大家的敬意。格诺与卡尔维诺极为相似，通过科学阅读获取滋养，从他精湛的组合技巧获取喜剧的、奇异的、荒谬的效果，而其组合技巧则基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游戏。在格诺孜孜不倦与细致严谨的单色调背后，卡尔维诺发现了一种兄弟般的精神。格诺把他举荐给“乌力波”的其他成员。“乌力波”，即文学潜在工场，是阿尔弗雷德·雅里创立的荒诞玄学学院的分支机构。在这里，他结识了乔治·佩雷克、数学家雅克·鲁博、弗朗索瓦·勒利奥内、保罗·富尔内尔。乌力波是由格诺与勒利奥内于1960年建立的，以严谨与想象著称，这里汇聚了一群古怪的作家，他们希望通过制定以逻辑和数学化为特征的严格的形式规则来推动文学创作。根据保罗·瓦莱里的观点，最大的自由源自最大程度的严谨，随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发展。后来勒利奥内说：“我们冷酷无情，我们隆重庄严，我们并不总是严肃。”1968年，卡尔维诺在回答有关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曾评论道：“在这里，乐趣以及智慧与想象力的技巧占据主导。”
1972年10月30日，在乌力波的宴会上，卡尔维诺应邀加入。在邀请卡上，创始人勒利奥内说他急切地想了解这位新成员跟格诺谈论的侦探游戏：四个人物与十二种犯罪行为的组合，会产生三十亿个解决方案。不久后，卡尔维诺在出版的短篇小说《可恶房子的失火》中拓展了这一构思。在1972年的那次会议上，佩雷克详细解释了一部小说的计划，这就是后来的《人生拼图版》，卡尔维诺提议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但未能实现。团体成员之间互相称呼对方为“乌力波人”或“旅长”，他们通常每月会面一次，会议时间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卡尔维诺在工作上一直孜孜不倦，后来他为《潜在文学地图》做出了重要贡献。
卡尔维诺写过多篇关于格诺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吾友皮埃洛》的短评，该作品由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翻译，1947年刊登在《团结报》上。在鲜为人知或未发表的作品中，还包括1983年录制的一套广播节目和一篇关于《小型袖珍本天体演化论》的翻译评论。
格诺不是一个很容易结识的人，因为虽然他很有礼貌，非常友好，但他不怎么爱说话。要么就是因为我不善于交际，要么因为我们两人见面时都不善于交际。我总能在伽利玛出版社看到格诺坐在办公室里，他是“七星丛书”的负责人。他总是穿着深色西装，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教授或银行经理，面带那一代法国男性常有的神情。从外表看，超现实主义者都穿着非常体面，表现十分正常，而在格诺身上体现出来的也许是过于仪式感，过于友善，这就造成了一定的距离感，不过这种表象又时常被他爆发出嘲讽的笑声打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很有规律地与他见面，他这种矛盾的精神总是很适度，同时具有伟大的轻盈，伟大的谦虚：他不是那种将自己的作品作为世界的中心的作家；他具有价值的相对性的意识，这正是其智慧所在。[……]
1975年9月23日，乌力波的会议在布洛涅-比扬古的勒利奥内家的花园中举行。桌子正中央是安德烈·布拉维尔。前排就座的自左向右分别是：卡尔维诺、哈利·马修斯、弗朗索瓦·勒利奥内、雷蒙·格诺、让·克瓦尔、克洛德·贝尔热。后排站立的自左向右分别是：雅克·鲁博、保罗·富尔内尔、米歇尔·梅塔耶、吕克·艾蒂安、乔治·佩雷克、马塞尔·贝纳布、雅克·本斯、保罗·布拉福特、让·莱斯屈尔、雅克·杜夏托、诺埃尔·阿诺。
《潜在文学》，这是一份自1960年乌力波成立至1973年之间的文学选集。
1967年由卡尔维诺翻译的格诺的《蓝花》的护封。
格诺认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接受一定的约束，这才是自由的所在，而非限制自由。他说过，艺术家、诗人，必须意识到自己应该遵循的规则和必须尊重的约束，否则他写作时会被未知的约束所约束。作家和诗人，相信自己的灵感，相信自己情感的纯粹表达受制于他所不知道的限制。因此，他们不妨像古典诗人那样有意识地制定规则，并且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内，他们就可以实话实说。这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1983)
雷蒙·格诺
卡尔维诺在巴黎的书房内。
我们可以推断出，在1967年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蓝花》的译本之后，卡尔维诺也曾计划翻译格诺于1950年发表的《小型袖珍本天体演化论》，这是一部关于世界本质的长诗，共分为六个篇章。卡尔维诺大约翻译了50行（全诗共有1386行），之后决定委托塞尔吉奥·索米翻译整首诗歌（卡尔维诺在“解密诗歌内容”方面对索米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帮助），后来该译本于1982年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翻译格诺的作品是卡尔维诺的爱好之一，在去世前几周他还完成了对《苯乙烯的圣歌》的翻译，这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卡尔维诺的帮助下，塞尔吉奥·索米翻译了格诺的《小型袖珍本天体演化论》，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护封插图为胡安·米罗的《太阳前面的人》。
以下是卡尔维诺在1970年对《小型袖珍本天体演化论》的第二版（1969年格诺对作品进行了修订）的第六篇第一行至第四十八行的翻译草稿，此前从未发表过，用他的话来说，这一部分诗歌“幽默十足，情感充沛”。
1973年5月9日，乌力波的成员在巴黎的里德楼。从左至右分别是：吕克·艾蒂安、马塞尔·贝纳布、弗朗索瓦·勒利奥内、雷蒙·格诺、卡尔维诺、哈利·马修斯。
猿类表亲变成人
转瞬人把原子分
修枝剪杈做滑轮
敲山碎石来过滤
碧水两岸送浮木
火光红现云深处
依山傍水见茅屋
有豕忽落林深处
万物尽显根源色
起源原始而古拙
驯鹿于树干蹭痒
未觉剔刀剥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