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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卡尔维诺。
解放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期刊《民主之声》合作。此处的影印件为1945年5月1日的《民主之声》，卡尔维诺在头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意大利解放之后，卡尔维诺与圣雷莫的诸多报纸期刊展开合作：《民主之声》（圣雷莫国家解放委员会的机关报）、《我们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支部的机关报）、《加里波第报》（费利切·卡肖内师部的机关报）。但是他的政治与文学生涯却与都灵息息相关。利用退伍军人的福利，他于9月份进入都灵文学院三年级就读。他频繁出入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并与切萨雷·帕韦塞结为挚友。幸得帕韦塞的推荐，卡罗·穆谢塔主办的杂志《阿瑞梭莎》12月份刊出了他的小说《军营中的苦闷》。12月，他还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办的杂志《综合科技》展开合作，发表了《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卡尔维诺。
《综合科技》的报头以及卡尔维诺的第一篇文章《瘦骨嶙峋的利古里亚》（1945年12月），发表在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上。
“战争刚一结束，我们年轻人环顾四下，试图塑造世界的形象时，首先向我们打开窗户的就是维托里尼主办的周刊《综合科技》。它的页面为红黑两色，每一期都是世界某一地区的调查专刊。”(1974a)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埃利奥·维托里尼。
1945年，我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当时我仍住在圣雷莫，不过我经常前往米兰去拜访埃利奥·维托里尼，频繁出入《综合科技》编辑部，我也经常去都灵，脾气古怪的帕韦塞立刻待我如挚友，这段友谊对我日益珍贵，那几年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朱利奥·埃伊纳乌迪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这于我至关重要，因为大约在1945年底我在米兰遇到他，他立即给我提了若干建议。当时朱利奥的想法是，我具备从事实践、组织、经济活动的天分，也就是说，我属于他试图唤醒的新型知识分子；毕竟，朱利奥素来拥有一种唤醒人们发现自我才能的天赋。
于我而言，解放后那段时期是一次重生，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做些小事，主要是在分发到各省的报纸上写些广告，宣传即将出版的书籍，为外国作品或意大利手稿做些阅读卡。[……]
在米兰和都灵奔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在都灵停下了脚步，成为朱利奥·埃伊纳乌迪以及与他共事的其他人的朋友与合作者，他们都比我年长：切萨雷·帕韦塞、费利切·巴尔博、娜塔莉亚·金兹伯格、马西莫·米拉、弗朗哥·文图里、保罗·塞里尼以及在全意大利直接或间接地与出版社合作的所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像我一样在那时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新生代。
于是，此后大约十五年我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在这段时间里，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简而言之，尽管表面上我处于最有利的境地，但我仍设法在我自己和我的作家职业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1984b)
1946年，卡尔维诺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了诸多短篇小说，后来这些短篇小说结集成册，题为《最后来的是乌鸦》。从5月至12月，他负责都灵《团结报》的《时代人物》专栏，以新闻、电影和书籍为出发点展开关于时代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例如：抵抗运动的传承与马里奥·谢尔巴的警察体系，苏维埃社会和美帝国主义，诗人艾吕雅的政治倾向与科米索的无政治倾向。除了《团结报》《综合科技》《重生》，他还在周刊《当代》以及工会和党政报刊期刊上发表辩论性专栏文章、风俗笔记和政治讽喻童话。他最关心的主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世界的非人道性和以比基尼岛的山羊为代表的动物世界的自然纯真形成对比：“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界，人类是动物中进化得最高级的动物，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并不会贬低人类，而是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使他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不专横跋扈，从而阻止很多错误的发生。”(1946)
卡尔维诺与朋友们初识的那个年代。图中人物是：切萨雷·帕韦塞。
图中人物是：费利切·巴尔博。
图中人物是：娜塔莉亚·金兹伯格。
“（卡尔维诺）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刚写完一篇，他就会拿去给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和切萨雷·帕韦塞看，他们二人当时正在重新创办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一些部门。[……]费利切·巴尔博当时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他的友谊、崇高的精神和强大的感染力对卡尔维诺至关重要。”(1970a)
第一版《最后来的是乌鸦》（1949年）的封面。封面插图是耶罗尼米斯·博的画作《人间乐园》的局部图。
“1949年，我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只有一千五百册，不过足以满足评论家与少数了解意大利文坛动向的读者的需求。”(1984b)
我不会忘记解放后头几年的《团结报》，因为我在该报的专栏上进行了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初期尝试。那时的报纸平日里只有一页，只有周日才有四页。当他们周四也发行四页时，似乎是闻所未闻的奢华。《团结报》有四个版本（米兰版，都灵版，热那亚版，罗马版）；每个版本的第三页有所不同，我便在这一页上发表短篇小说和书评。1946年，由游击队司令官领导的热那亚版的《团结报》举办了一次短篇小说大赛，两名年轻人获奖，可以说他们二人开始写作时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马尔切洛·文图里来自福尔诺沃迪塔罗，而我来自圣雷莫。我约莫记得我们每人分得了两万五千里拉。颁奖典礼在港口一个巨大的棚屋中举行，当时恰逢年末的一个民间节日，阿方索·加托朗诵诗词，声音洪亮，成千上万人都可以听得到。在都灵的第二年，我与阿方索·加托成为朋友，这期间他是皮埃蒙特大区的《团结报》的编辑。那是一段极端贫困的时期，每天晚上的消遣便是我们在大马路上边走边讨论问题。
1950年前后，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都灵万齐利亚工人街区发放《团结报》的纪念照。
都灵《团结报》的编辑阿方索·加托。
我开始与都灵的《团结报》合作时，尤利西斯（达维德·拉尤洛的笔名）担任主编，雷夫·瓦朗担任第三页的编辑，而米兰的《团结报》第三页由詹西罗·费拉塔担任编辑。在1948年的竞选活动中，我担任皮埃蒙特大区的《团结报》的特派记者，之后我又接任瓦朗成为第三页的编辑，而他则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当时保罗·斯普里亚诺辅助我的工作，后来他接任我的职务。都灵的社长是马里奥·蒙塔尼亚纳，他待我如慈父一般，具有老一辈军人的风采与严谨的品质。关于这段时期，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陶里亚蒂遇袭之后，1948年7月发生的大罢工，当时我住在都灵被占领的工厂中。(1974b)
无巧不成书，1948年7月14日，即陶里亚蒂遇袭那天，都灵的《团结报》上发表了卡尔维诺从电影《艰辛的米》剧组发来的新闻报道，报道中显示出卡尔维诺对年轻的电影女主演西尔瓦娜·曼加诺的极大热情。全国总罢工期间，《团结报》休刊，但卡尔维诺作为通讯员，依然在都灵被占领的工厂里不断工作，为我们留下了那段时期的见证。那是一篇简短的文章——《钢铁堡垒》，于1948年7月16日在都灵工会的专刊《阶级意识》上匿名发表，文章讲述了正在进行中的罢工和示威活动。
都灵伟大的心脏在工厂的门后跳动着。夜已经深了，但工人们还未入睡，他们在等待着。在这个布满雷雨云的夏夜，街道已经被细雨打湿，闪闪发亮，而在钢架塔的顶部，失眠的双眼注视着那空无一人的街道。
走近围墙，似乎一切都像每个周日的晚上一样睡着了，但是如果你打开一条门缝，你就会看见裹着深色短斗篷的老工人的白胡子。似乎自从数不尽的烟囱在郊区草丛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他就已经在那儿站岗，年复一年，他在等待他的时刻。你还会看见游击队员长发蓬乱，他张大鼻孔，嗅着四月的气息。
1948年7月15日的《阶级意识》（1948年7月14日至15日大罢工期间在都灵发行的唯一一家报纸）的头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刊登了卡尔维诺撰写的文章《都灵工人驻守工厂》。
装满巨型废料的车厢堵住了费列勒大街，后面就是牢不可破的堡垒。那是一片金属森林，那些几何形城堡高高耸立，直插阴云密布的天空。而在堡垒内部，工人们遍布车间迷宫的各个角落，他们三五成群，一边小声交谈一边走来走去。他们如此交流如此走动已经有两天两夜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的决策愈发冷静，他们的进攻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内心与交叉的双臂的力量愈发强大，现在全意大利成千上万的同伴跟他们一样，无人入眠，他们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力量排山倒海，势如燎原。
费列勒的夜景令人印象深刻。从高悬的铁桥上看去，在似雾气蒸腾的朦胧中，巨大的钢锭黑压压地堆成一座座小山；还有成堆的铁棒、庞大的运输车、硕大的压力机，这一切都像是被人类-工人驯服的庞然大物。整个厂区神秘而坚不可摧，连党卫队都害怕来这里：钢铁工人就住在这里，他们能够像拧弯炽热的钢铁一样扭转历史。
街道在低矮的棚屋和高大的金属厂房之间蜿蜒，路灯有气无力地散发着昏黄的光芒。你会看到老老少少的工人从各个通道走出来，直奔高炉车间，如同一个个发着磷光的幻影。食堂里正在召开支部会议。食堂的入口是一段巨大的管道，犹如通往世界深处的通道。
1949年，电影《艰辛的米》中的西尔瓦娜·曼加诺。
卡尔维诺与演员西尔瓦娜·曼加诺。
“西尔瓦娜·曼加诺将是电影《艰辛的米》的一大财富。她是罗马人，十八岁，拥有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的脸庞与秀发，但她的表情更为高傲，既甜美又高傲，黑眼金发，肤如凝脂，晶莹剔透，香肩美背，犹如浮雕美玉般优美，端庄又不失灵动，纤腰盈盈一握，四肢修长，凹凸有致。总之，西尔瓦娜·曼加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必须坦言，她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只不过是观凤一羽。”(1948)
食堂内部已是济济一堂，所有人都表情坚定而严肃。无产阶级正迎来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外面，蒙蒙细雨中的街道在寒屋陋舍中蜿蜒。
随后，1948年9月18日，卡尔维诺以化名哈姆雷特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一篇语调完全不同的文章，这篇文章展示了记者卡尔维诺诙谐的即兴创作技巧。
都灵菲亚特一家工厂的内部。
1959年，都灵菲亚特一家工厂的组装线。
我冥思苦想已有两个星期，但在很多方面我仍犹豫不决。第一，该如何去桑戈内呢？有轨电车是最常规的交通工具，7号线将有幸运送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去参加庆祝活动。
但随后我认为，在庆典之类的特殊场合，有轨电车太普通，你们能够想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乘电车到达圣萨尔瓦多吗？我想，应该骑马去参加《团结报》的庆祝活动！或者乘坐皮卡德深潜器去，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会看到桑戈内河面涌起一阵阵气泡，然后就出现了藻类包裹的球形钢制外壳！深潜器打开了，我神清气爽地跳出来，然后把它存放在停车场。
1952年，都灵的《团结报》的庆祝活动。
但是说到停车场，我既没有深潜器也没有马，所以我可以骑自行车去。在一个美丽的秋天清晨，沿着波河和华伦天奴公园骑行，将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但是据说某巴贝拉会像洪水一般涌入庆祝活动。恐怕周日晚上返程时，我的自行车会开始进行马术障碍赛，如果我最后栽到沟里怎么办？
乘卡车去将是比较实用的解决之道，每个工厂、每个部门都要组织一些。但是，上次我乘卡车时，一只胳膊卡着喉咙，一只膝盖顶着右胸，而且还有一个一吨重的女人坐在我的一处胼胝上，于是我对这种交通工具有了刻骨铭心的厌恶。
如果我有辆车，事情当然就会完全不同。但是我现在连一辆蓝贝塔踏板车都没有，尽管我已经将全部本钱投到《团结报》的饰带徽章上，但我还是希望很快能拥有一辆车。或者我可以走水路去，当然需要一艘上好的帆船。简而言之，我还没有做好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庆祝活动上，我会骑着圣方济各的马，拿着棍子背着行囊。
说到行囊，第二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来了：需要带吃的吗？但是此刻，我被明确告知不需要带食物。只要你想吃，就会有食物，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一些小鱼……但是我有我担心的理由。
在每个人都必须自备食物的远足或野营活动中，我素来是那个双手插在口袋里，连背包都不带的人。然后，只要在大家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开始掏背包的时候，在他们中间走一圈，一面欣然接受，一面欲拒还迎，就能绅士一般饱餐一顿。尤其是在有女孩子的地方，众所周知，女孩子出游时所带的东西总是所需的三倍。但是现在，事情变糟了：我的做法被众人奉为典范，有一次野餐时，碰巧所有人都效仿了我的做法。我们不得不以草地上的草和松脂为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卡伊罗利大道和马基雅维利沿波河大道。卡尔维诺的公寓就在波河左岸圣朱利亚街将要建起的楼宇中。
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可放心：吃的不会缺，喝的也不会缺。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难题：该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这个《团结报》真的应该把庆祝活动组织得更好一点，规定大家该穿早礼服、午礼服还是晚礼服，如此像我这样关心自己仪表的人就会立刻知道该怎么做了。
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前面的翁贝托国王大街上。
鉴于乡村活动最终总是会在草地上活动，最明智的做法是选择家里最破旧的衣服，或者工作服。但是我去桑戈内的目的是要结识一位金发女郎，那我最好穿一身漂亮又不特别惹眼的衣服露面。
但是，像《团结报》这样的庆典，需要身着一套特殊的礼服，例如，完全为《团结报》而制作的套装：用报纸第四页做成的外套，用体育新闻做成的上宽下窄的朱阿夫式裤子，用第三页剪裁的图案奇特的领带，用范范尼计划的最新消息做成的腰带。
总之，我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出抉择，但是你可以放心，我肯定会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出现在《团结报》的庆祝活动上。
哈姆雷特
卡尔维诺的政治斗争是反教条的、辩论的，是建立在“需要认识对手”和对负面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所以像卡洛·莱维这样的反法西斯民主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和神秘野蛮的文化充满好奇，能够吸引卡尔维诺并非出于偶然。卡尔维诺以同样的方式拒绝精神与机器之间的传统人文对立。他认为，工业文明是不可逆转的人类进程，蕴含着潜能与渐进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是在人类领导下进行合理组织和管理的。同样，新作家必须具备科学家的“冷酷无情”，必须获得最有意识且最理性的技术手段。伦理学和技巧实践的理论化可以追溯到1947年。卡尔维诺心中的勇士包括：船长约瑟夫·康拉德，他是帆船与小船主文明的象征性代表，代表了一个“理性严谨、纪律严明、勇气和责任感的世界”；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在一个难以捉摸的世界里单打独斗，虽然最终被击败，但仍然能够以道德-竞技的准则与之抗衡；史蒂文森，他的作品具有“精准而干净利落的美德呈现”并且“极为关注风格”。1947年，卡尔维诺的毕业论文写的正是康拉德。
第一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封面。卡尔维诺于1946年12月完成该作品，并于1947年发表。
“对于一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人的处女作来说，在当时可算是成功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售出了三千册，很快又加印了两千册。”(1984b)
帕韦塞与詹西罗·费拉塔推动了这位年轻作家向长篇小说迈进。《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创作于1946年12月，二十天内一气呵成。卡尔维诺在给斯卡尔法里的信中写道：“但是，如今写作是最贫寒、最像苦行僧的职业：我住在都灵寒冷的阁楼上，仅靠我每周通过合作赚取的几千里拉，实在苦不堪言，我只能束紧腰带，等待我父亲寄来的汇票。”该小说未能在蒙达多利出版社举办的新作家竞赛中获胜，但是第二年，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并成功获得里乔内文学奖。帕韦塞在《团结报》上发表的著名评论中开创了卡尔维诺“钢笔松鼠”的形象，说他善于“在丛林中攀爬，更多是出于娱乐而非恐惧，并且将游击队生活视为一种喧闹非凡、丰富多彩、‘与众不同’的森林童话”。帕韦塞言及小说具有“阿里奥斯托的风格”，并在评论中提及史蒂文森、吉卜林、狄更斯、涅沃。1964年，卡尔维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介绍这部小说，他说道，小男孩皮恩与游击战争之间的关系“象征性地对应了那时我发现自己与游击战争之间的关系。皮恩小时候在面对难以理解的成年人世界时的自卑，与我在同样情况下作为资产阶级所感受的自卑如出一辙”。
1947年夏天卡尔维诺在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卡尔维诺为第二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制作的图书卡草图。卡尔维诺使用了1947年布拉格之行中他在火药塔下拍摄的照片。
卡尔维诺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写给其父母的献词。
2
致我亲爱的父母：
下次会更好。
伊塔洛
1947年3月于都灵
1939年的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是卡尔维诺终身喜欢的作家。
“从我青少年时期起，蒙塔莱就是我喜欢的诗人，现在依然如此。我依然是一个狂热的蒙塔莱迷。然后，我是利古里亚人，所以我学会通过蒙塔莱的书来阅读我的风景。他在道德上的训诫对我而言极其重要。”(1979)
至于他喜欢的作家，卡尔维诺本人给我们列出了一份清单，他用寥寥几个形容词就凝练出了恰到好处的评论（并且用一句俏皮的自我指涉的句子作为结语）：
我之所以最喜欢司汤达，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个人的道德张力、历史张力和生活动力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线性的小说张力。我喜欢普希金，因为他文笔清晰明澈，具有讽刺性与严肃性。我喜欢海明威，因为他实事求是，淡写轻描，渴望幸福，又充满悲伤。我喜欢史蒂文森，因为他似乎在展翅翱翔。我喜欢契诃夫，因为他到达了极致。我喜欢康拉德，因为他在深渊中航行却不会沉溺其中。我喜欢托尔斯泰，因为有时我似乎身临其境去了解他的写作方式，却一无所获。我喜欢曼佐尼，因为直到前不久我还恨他。我喜欢切斯特顿，因为他想成为天主教徒伏尔泰，而我想成为共产党员切斯特顿。我喜欢福楼拜，因为继他之后，再也无人会像他那样做。我喜欢《金甲虫》的作者爱伦·坡。我喜欢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马克·吐温。我喜欢写《丛林故事》的吉卜林。我喜欢涅沃，因为我每次重读他的作品，都如第一次阅读一样开心。我喜欢简·奥斯汀，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作品，但我很高兴她出现过。我喜欢果戈里，因为他以纯真、邪恶与适度的方式进行变形。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始终如一、满腔愤怒且毫无节制地进行变形。我喜欢卡夫卡，因为他很现实。我喜欢莫泊桑，因为他的作品浅显通俗。我喜欢曼斯菲尔德，因为她很聪明。我喜欢菲茨杰拉德，因为他一直不满足。我喜欢拉迪盖，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返。我喜欢斯维沃，因为我们必须变老。我喜欢……
伊塔洛·卡尔维诺(1959)
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期间，卡尔维诺负责新闻与广告办公室的工作。他在1948年1月10日为书商油印的《文化信息简报》中描述了出版社的活动。该文章标题为“出版社的秘密生活”，署名为化名埃内亚·特拉韦尔索。
许多年轻作家可能将这些窗户视作自己所爱女子的窗户：当代文化的相当一部分以手稿、第一稿、第二稿、成书的形式进入了这扇门，又走出了这扇门。然而，从外面看到的是位于都灵翁贝托大街的一栋二十世纪黄绿两色的建筑，没有人会怀疑这就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书是最熟悉的物品（即使不及有的那样熟悉），也是最神秘的物品。
从作者的构思到书商的橱窗，长路漫漫。有多少读者了解其各个阶段？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准备走进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在都灵的总部进行实地参观。刚一进门，我可以进入的第一间办公室简直比花园还绚烂多彩。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彩色封面，挂着各种广告牌，这些牌子的字体跟眼科医生的广告一样，变化无穷。这是技术办公室，负责书籍的印刷。一张桌子旁，画家艾蒙内正在画纸上勾勒着，他告诉我：“做一个封面比画一幅画还难。”他解释说，最难的不是插图封面，而是文字封面。封面必须既要引人注目又不能浮华，在封面上排列五六个字有点像画“抽象画”。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著名的系列丛书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印刷风格，在不断发展和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了素来无可挑剔的优雅风格。杂文系列的书籍的红色边框颜色越来越深，边框越来越纤细，这不像女士的裙子变化无常，而是在品位上经过了严格的改进，始终保持精致。例如，丛书“珊瑚”是个新面孔，就封面而言，这套丛书别具一格，同时又具有典型的埃伊纳乌迪风格，因每部作品变化不一，其视觉冲击甚至先于思维冲击，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是在“制作一条项链”。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出版社著名的丛书系列不同，它完全出于原创，不受外国版本的影响。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从堆积如山的校样后面冒出来，那是负责印刷的莫利纳先生。除非经过修改校对，否则所有手稿，即使是世界文化中最知名人士的手稿，都无法走出他的办公室。因为排版艺术的需求，莫利纳先生可以强行命令蒙塔莱、雅斯贝尔斯、陶里亚蒂、海明威等使用引号代替连字符，使用斜体代替粗体。
从技术办公室出来，我们将参观行政和销售办公室。完全依靠这些优秀的女打字员从早到晚在计算机上码字，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才建立起文学、哲学、历史等庞大的建筑。这两间办公室掌控着意大利所有的书店，哪怕您进入“边陲之地”梅拉诺或卡坦扎罗的最不起眼的书店购买一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书时，这里都会知道——您怎么可能觉得它不重要？商业总监舍雷尔先生在抽烟斗，他十分严谨又少言寡语。不过，通过询问他与佩德雷蒂小姐，我们设法得到一些内部消息。哪本书最畅销？《基督不到的地方》已经连续两年位居畅销书榜首。幸运的是，这是一本意大利作家写的书。市场上哪种书需求量最大？现代小说，通常是外国小说，近来经典小说需求量明显放缓。一本书问世后销量很大（除了少数例外），其销量随后急剧下降。如今在意大利，普通的购书者数量非常有限，并且马上就饱和了，这很糟糕。奇怪的是，大部头的书比小册子销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