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一天，睡到半路的郑彩凤毫无征兆地醒来。清冷的月光洒在身侧，她敏锐地听到儿子的呼吸声与以往似有不同，便伸出手去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发现儿子姚平发烧了。
她轻轻地唤了几声儿子，但儿子已经烧得昏昏沉沉。郑彩凤不免有些慌乱，她跳下床，穿上衣服，给虚弱得东倒西歪的儿子也穿好了衣服。
“妈带你去医院。”
儿子任由她抱起，下巴无力地耷拉在她单薄的瘦肩膀上。下楼时她要侧过头才能看清楚楼梯，所以不敢快走，怕一脚踏空会把儿子摔出去。但又急，觉得自己应该争分夺秒。所以到一楼，郑彩凤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这种时候就想到远在广州打货的丈夫姚大强，他在身边就好了。然而他不在，夜风中，她往上耸了耸儿子，拦下一辆出租车。
街上几乎没人，车子跑得飞快，到医院看病的速度同样飞快，年轻的值班医生按部就班，在简单查体后只给她开了血象化验。这使郑彩凤悬着的心放不下来，她认为儿子这次病情与以往的普通感冒不同，但医生已经叫下一个了，郑彩凤于迟疑中起身，犹犹豫豫地去交了钱，然后带着儿子排在冗长的队尾等待抽血化验。
等结果时她发现儿子又烧起来了，郑彩凤向护士讨来一根温度计，三十九度二。这个骇人的数字令她慌忙跑到急诊台，医生总算给开了退烧针，她的心这才放下一点儿。
血象结果出来显示并无大碍，医生建议郑彩凤将孩子带回家继续观察。
“如果再烧起来呢？”郑彩凤还是不放心。
“超过三十八度五就用美林。”他几乎头也没抬。
郑彩凤本还想继续再问些什么，但医生的脸上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张了张嘴，她没敢再问。
看看表，凌晨两点钟了，还上行去吗？她有些犹豫，不开门的话一天的费用就白搭了，但——她低下头瞅瞅怀里的姚平，决定还是先回家再说。
医院大门外等活儿的出租车整齐地排起一溜。她径直走到排头车辆，抱着孩子坐进车里，回程依旧飞快，她竟有些不适应，直到司机慵懒而沙哑地告诉她说：“到了。”
“到了？”
郑彩凤扭头朝车外张望了一下，泼墨一般的夜色中，熟悉的建筑物映入眼帘，这才确认司机真正把她们送达了目的地。付了车钱，她先下了车，守在车门，看着儿子从里面笨拙地爬出来，一跃跳到马路上。
路灯下，他笑得十分灿烂。他像是好了。
郑彩凤这才身子一松。也许医生判断得对？他没什么大事儿。是我太紧张了。
独自带娃的郑彩凤内心时常上演这种前一秒怀疑、后一秒肯定、下一秒又自我推翻的戏码。这使她痛苦焦虑。她也曾跟远在广州的丈夫姚大强说过这事儿，但姚大强认为这不叫事儿，因为一般女人都爱胡思乱想。
“一天没事儿瞎合计啥？”
丈夫选择忽略她的焦虑，肯定的答复虽常使她短暂放下对生活的戒备，但转瞬又不免生出惶恐来。她怀疑自己实际上没有做好成家和养育一个孩子的准备，但因为惯性、因为爱情都好，她早已在懵懂中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人生大动作。
不能再回头了。
“妈妈，等我长大就给你买那辆大汽车。”
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母亲郑彩凤飘忽的思绪，她收回随出租车飘远的目光，觉得姚平这一点倒跟他爹姚大强有一拼：都会画大饼。
她俯下身抱起儿子，儿子又软又薄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了，两只眼睛在漆黑的夜里灯一样亮。她并未觉出这是儿子的刻意讨好，她将之归结为儿子“懂事儿” “孝顺”。她从未想过在儿子过于狭窄的世界里，她这个母亲的喜怒哀乐其实可以影响儿子的快乐与悲伤。
敏感的姚平之所以十分善于捕捉母亲情绪的微妙变化，其实无关爱与不爱，只是一种求得最优解的生存方案而已——他已经失去父亲的荫庇，他不能再失去母亲的保护。要想不失去，至少，他要讨得母亲的欢心。
当然，这一切均发生在他不自知而母亲也觉知不到的情况下。
“买什么颜色的？”
“蓝色。”这回答被夜风送出去很远。
小区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脚步声。上楼耗费力气，郑彩凤抱着儿子，只能走一层歇一下，再往上走一层，再歇一歇。开始儿子还吵着要下来自己走，后来却不吵了，伏在她怀里默不作声。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郑彩凤紧张地将自己的嘴唇贴在儿子额头上，发现他又烧起来了。
她忘记了累，一鼓作气地上了楼。开门，进了屋。没等气喘匀，先去找体温计。找到了体温计给儿子夹上，但旋即又命令儿子将胳膊张开取出了体温计。
她忘了将刻度甩下去。
她猛力地、发泄般地甩温度计，又开始胡思乱想。儿子得的什么病？会不会是白血病？高烧不退，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一想，就怕，手都哆嗦了。她慌乱地将体温计重新塞进儿子腋下。
“夹住，千万别掉了。”
不能上行了，她明白。
转身去了厨房，到厨房才发现其实无事可做。可是等结果的那五分钟对她来说太过漫长，总要找点事儿做。她伸手扭开灯，昏黄的灯光照着破旧的带有油垢的厨具。她顺手拎起一只水壶，拧开水槽上的龙头。那白色的塑料水龙头还是她自己安的。因为不会，所以安歪了。但她没敢拆下来重安，怕再安装一次反而不如这第一次，好在并不影响使用。
水接满了，她将水壶坐在燃气灶上。蓝色的火焰“扑”一声自灶眼吐出，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圈。火焰跳跃着包裹了壶底，壶底已经是黑尽了。她没有扣上壶盖，静静地，一个人，在厨房，听那火炙烤水壶的声音，先是“咝咝”的，接着“哗”一声，咕嘟着，水翻开了花。她盖上盖子，关了燃气灶，转身回到了卧室，看见儿子姚平正无精打采地斜躺在沙发上。
“难受吧？”她关切的目光落在儿子稚嫩的脸上，因为发烧，儿子两颧有两坨浅浅的红晕。
她没有等待儿子答复，将体温计拿出来对着灯光照，又是三十九度。她颓然垂下手臂，感觉有些茫然。再要咋办？还去医院吗？后来想想那年轻医生的嘴脸，觉得他真是不济事。于是给姚平喂下了退烧药，抱他到床上睡。
“睡吧，睡醒就好了。”她边掖被子边告诉儿子。儿子紧紧闭着双眼，出气声很重。
郑彩凤抬头看了看正面墙上的时钟，已经三点多钟了。倦意袭上来，困，但因为担心儿子，她睡不着。这种滋味不好受，明明困累至极，又精神得要命。明明身体命令自己要赶快去休息，但大脑又坚决不服从。她要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打架。一个自己，试图消灭另外一个自己。谁赢了，她都是输家。
她回头再瞅了儿子一眼，小人儿倒像睡着了。一双淡淡的眉毛微微地拢着，像有什么重大问题使他备受困扰。灯光让他另一面的脸埋入阴影，看不清。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把灯按熄了。儿子在床上不自觉地动弹一下。她没敢再出声，不知是怕出了声音吵醒儿子，还是害怕儿子醒来但烧还没有退。
屋子里很静，她看着屋内床上那一小团黑影，模糊的，又是清晰的，他的身体轻微起伏着。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再轻轻走回到床边，但仍旧不敢踏上床去。因为那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旧床，上床下床往往发出吱嘎声，还会有起伏，那样也许会将熟睡的儿子吵醒。
她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喘，似乎声音会惊扰了这屋子内暂时的安宁。病魔伺在儿子床头，郑彩凤不知他究竟意欲何为，是想吓唬一下她这母亲，还是真想掠夺走儿子的健康？她心里没有把握。
这种想象放大了她的恐惧，狭小的空间陡然成为一座孤岛，而她只身被困于岛中央，四周是茫无涯际的波涛汹涌，没有渡她的船。叹息声划破几乎不再流动的空气，所有的空气都静止般悬于半空。她倍加思念远在广州的丈夫，认为如果丈夫在身边，他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以应对眼前困境，她对此没有丝毫怀疑。这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仿佛早在她出生之前这想法就已经被植入了基因。
日后她会被这指望给害苦的。
五爱街的很多女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指望。
2
姚平的病情总是反复，总是烧，吃了药能顶一会儿，但药劲一过又烧上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也去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又都说他没病。
她急得抓瞎，人要崩溃，唯一的指望是丈夫，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想要个准主意，但丈夫并没有给她任何指点或安慰，反而在电话里质问她：“怎么连个孩子也看不好？”
她被埋怨得起了急，在电话里跟丈夫大吵了一场，再加上孩子病总也不好，心里哪能不发焦。她气急下摔了电话，却没敢朝地上摔，只摔到床上。电话摔到床上时发出一声闷哼，被弹起来，经过几个弹跳，落势一点一点衰弱。她呆呆地望着那电话，儿子姚平从旁边走过来，拿起她的一只手，放在自己额头上。
“妈，你瞧，我不烧了。我好了，你别生气。我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当医生，研究一种药，吃了永远也不会发烧的药。”
她看看儿子，一把搂过，觉得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付出得值，但很快又发现不对，儿子的身体又像火一样烧了起来。她惊恐地推开儿子，发现他甚至在轻微颤抖。是颤抖还是抽搐？她扳过儿子窄窄的肩膀，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之后拿了提包，抱起儿子，冲出门去。
但是检查结果似乎陷入轮回，急诊室的大夫沉吟良久，建议犹豫着往外走的郑彩凤，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挂个专家号。
啊，还有专家号？专家号一个二百多块，但是顾不了许多了。因为贵，专家号反而容易挂，也无须等太久。
专家是位年迈的男大夫，头发已经全都白了，并不太稀，反而很浓密，有序地堆积在头顶。他有着肥胖的身躯，白面包一样发起来的胖脸。营养很好，面皮是发亮的，透着光，只是眼皮耷下来，动作也有些迟缓了。
她领着儿子过去刚要坐下，忽然有人敲门，紧接着从门缝里探进一张中年女性的脸。那女人也穿着白大褂，跟他是同事？她没有看郑彩凤母子，目光轻而易举掠过他们，没有丝毫避讳地对那老专家说：“人到了，您老方便给看看不？”
“进来吧。”专家低着头。
郑彩凤反局促起来，不知自己该不该坐下。她回头见到那中年女医生朝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从门边走了进来。女医生跟老大夫很熟稔地寒暄了几句，说一些闲话，仿佛现场只有他们那几个人。这使郑彩凤感觉受到了屈辱，她很生气，想发作。她不是不会当泼妇，在五爱街，她太擅长这个了。但这庄严又文明并且带一点富丽堂皇的地方吓住了她，那老专家的身份与女医生漠视的神情吓住了她，她怕发作起来反而只会令自己更难堪。
“妈，我有点儿累了，站不住了。”儿子虚弱的请求打断了她的愤怒。她哈下腰，沉默地将儿子抱起。专家已经开始为那少年看病，动作、说话都慢慢悠悠的，一点儿不着急。
郑彩凤知道他们这些人，一眼便能惦出对方的斤两，他们一定吃定了她并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抗议。
“谁让自己无能呢！”她恨恨地想，艰难地吞咽下一口唾液，将头转了过去，不去看，保持着沉默。
儿子在她怀里不安地蠕动，烦躁地扭动着身体。她知道这动作意味着他又开始不舒服了。郑彩凤很心疼，但也很无力。她从未如此渴望过金钱以外的东西，是儿子付出健康的代价才使得她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个社会。她渴望掌握权柄与资源的那个人是她，或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她曾经以为金钱已经是成年人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原来并不是。她还曾经以为所有人真都是平等的，原来还不是。她突然间异常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她因了这尴尬的位置而心生出歉意。不是对自己，而是对自己的儿子——姚平。
当她将儿子倒换到另一侧手臂上时，那走后门的少年总算是看完了病。她长出一口气，抱着孩子坐在就诊凳上。老专家迅速变换脸色，不苟言笑，问询的话也少得可怜，郑彩凤的陈述屡被打断。当他看向郑彩凤时，目光中像没有看到郑彩凤这个人一样。他只是做了一个抬头看她的动作而已，眼皮都不肯撩动一下。这种居高临下使郑彩凤更加胆怯，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老专家长有老年斑的白嫩的双手翻动着姚平的检查单据，随后“哗哗哗”地摇一支笔，如同一个老迈成熟的船夫在摇自己摇了一辈子的橹。他在病志本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写完又在电脑上点了几下鼠标，让郑彩凤先带孩子去验个支原体，如果支原体没事儿，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化验。他说这话时神情很严肃，让郑彩凤吃惊，胆就跟着虚起来，腿也有些软，但还是勉强站了起来。本来她已走到了门边，但又折回来，问老专家，儿子会不会是啥重病。
这疑问她一直存在心底。
老专家没看她，只淡漠地低头交代：“先去验血，结果出来再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来的，儿子说走得动，但她还是执意抱起他，抱得死紧，怕一松手儿子跌地上能碎一地似的。
支原体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爆表。大夫说再高下去有可能上行感染到脑部，引起支原体脑膜炎。她恨不能给老专家跪下，也就原谅了他给别人开后门。
3
姚平还没有痊愈之时，郑彩凤就有了新的人生决定。她决定要将儿子培养成材，要让他出人头地。她自认有了更为开阔的眼界，有了更为高远的见地。他们那一代还天真地认为只要挣到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拥有一切，然而事实上钱再重要也不过能当个开路先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敲门砖甚至不能敲得开所有它想敲开的门。
于是一个改造儿子的计划在心里慢慢酝酿成形。从前她是不怎么关心儿子成绩的，她认为分数这个东西有一点儿就行，甚至早早打算好要子承父业的，在五爱街做买卖呗，只要会按计算器就行。所以家长会上老师说姚平成绩不好，上课不能专心听讲，还老是溜号，她只是讪讪地笑，回到家顶多讲姚平一句，更不会打。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好好学习可能是姚平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路径。这事儿由此而变得重要且刻不容缓了，于是每天放学，郑彩凤都会搬张凳子坐在姚平对面看着他学习。姚平看作业本，她看姚平。这个数算得不对，那个字写得不工整。但儿子总跟她捣蛋，没写五分钟，起来。问咋的了，说有尿，要去尿。倒是真有尿，“哗哗哗”尿完了，没坐五分钟，字还没写到一行呢，又动弹。这一回问又要干啥，说是口渴了，要喝水。“不许去。”她恼怒起来，儿子倒乖巧而顺从地坐下了。这一回换郑彩凤不忍心了，停了一会儿，她开口道：“去吧去吧，一天净事儿。”
让姚平去了吧，又后悔，觉得自己没有坚持住原则。这不利于姚平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啊。她又开始焦虑，对姚平就更严厉一点儿，但严厉过后，又是后悔，认为姚平才多大的孩子呀，还没一块豆腐高呢，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她天天在干啥？满街筒子疯跑。于是不免又要向姚平开绿灯，做出一点儿让步。
这样秃噜反仗的结果是她自己先就厌倦透顶，觉得学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差事，更何况太多的题目她也弄不清楚，有时竟还要姚平反过来纠正她，使她脸臊的啊。怎么办呢？
她就将主意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打到了她所认为的更懂专业也更懂得科学育儿的老师身上去了。也没更好的方法，就是送礼，因为生意不错，郑彩凤的手笔就大，老师通常跟她客气客气，也就默默地收下了。
礼送出去效果就出来了。老师对儿子姚平真的也更加关注起来。姚平一回到家就围着她跟她讲，老师今天上课叫了他三回，有个小朋友一堂课举了好几回手也没有轮到过一回；老师让他当小组长了，说这样可以锻炼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老师今天让他考全班生字了，他自己不需要考不说，还感觉自己像个小老师，别提多自豪了。
郑彩凤十分欣慰，觉得这钱没白花。钱还是有些作用的，只是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罢了。
往下发展的剧情就顺理成章得多了。
有一回她找老师说自己要出趟远门上货，孩子又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认识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起早贪黑的买卖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帮她照管孩子，再说了，就算是他们有时间她也不放心，一个个粗人！
说完等老师的反应。老师还是经过了短暂的权衡的，最终因为拿人家的手软而相当识趣地开了金口，说：“如果就一晚上，我带家里去吧，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彩凤就等这句话了，但姚平不干。打生下来他没有一天离开过母亲郑彩凤，每天晚上，当洗得光溜溜的姚平穿着带有奥特曼图案的三角裤衩，像一条泥鳅一样滑进被窝里，他会一把抱住母亲的圆膀子，翘起鼻翼，像一只小巴儿狗一样猛劲地在郑彩凤身上嗅，说他喜欢妈妈的味道，没有这种味道他会睡不着。
姚平脆弱地哭了，问母亲是不是也想像父亲一样抛弃他，不想要他了。
这本是孩子最真实的恐惧，但郑彩凤认为太孩子气了。她自己粗枝大叶的成长经验被完整地复刻在儿子身上，她是完全不知道成长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将孩子推往截然不同的方向的。
从这天开始，儿子的命运朝向有了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像以往的任何一种转变一样，是在儿子姚平以及母亲郑彩凤、父亲姚大强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以一种居心叵测的方式沉默地进行的。
儿子当然拗不过郑彩凤，他被送往老师家。姚平本是带着气愤过去的，产生了小小的不合作的要报复的心理。他本打定了主意，但他习惯了迎合，害怕被抛弃。并且，他习惯了看别人的脸色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乖顺惯了的。他早早放弃了对自我发展的探讨，以为拿乖顺听话就能换得生活的安定与平静。
所以到了老师家里后，他几乎自然而然地乖顺起来，甚至是大气都不敢出的。老师一家子脸都很严肃，老师家里也有一个孩子，不过比较大了。他学习的时候，老师让姚平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不要影响哥哥学习。可是姚平自己的作业还没有写，老师没时间辅导他，就很体贴地告诉他不用写了，明天他不需要交作业。这一点使姚平分外高兴。老师还告诉他，这件事不能告诉同学，也不能告诉妈妈。姚平很懂得地点了点头。
自那以后，郑彩凤三天两头拜托老师，老师不是太愿意，老师的爱人也有意见。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外人，虽说是小孩子，但也总感觉有诸多不便。但是郑彩凤把钱往老师手里一塞，老师和老师的爱人又觉得可以继续忍受了。老师的孩子学习也不太好，有些东西老师也辅导不了，郑彩凤交给老师的钱便又到了其他的辅导老师手里。
有一次姚平听老师跟她爱人说，如果没有姚平，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紧曳的；有了这份钱，孩子补课的钱也解决了，生活问题也解决了，还能攒下一些。
每次考试之前，老师都会丢给他一张卷子。每一道题都给他讲一遍，再让他做一遍。如果不讲呢，老师在监考的时候，会不时转到他身边来，用手指头点一点这里，点一点那里，他的成绩就肉眼可见地上来了。
他成为母亲、母亲身边的朋友们口中的好学生了。三方都很满意。母亲以为自己高明，用金钱摆布了老师；老师的手段也不白给，摆布了姚平；姚平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他有好成绩可以对所有人有一个交代了，收获褒奖，而且无须付出努力。
4
郑彩凤对于儿子的好成绩常常现出一种故作姿态的烦恼来：“就差一分。唉！美中不足。”
语气十分遗憾。
张姐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她满足并且陶醉于这种责备。
六年级上学期，一些家长开始想办法为自家孩子寻找好中学。郑彩凤并不着急，儿子姚平没有本市户口，不能按片划分学区就近入学。但是这城市里有几所算不错的私立中学是不考虑户口因素的，中考成绩却相当有名，甚至压过这里最好的公立初中，不过要通过考试来选拔学生。她呢，早就打定了主意，并且成竹在胸。
姚平并不想去参加考试，他已经六年级，这个年龄，是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好成绩是怎么来的了。他总是想从这种虚幻光环里逃出来，却又欲罢不能。他有些恨自己，也有些拿自己无能为力。
但他也知道母亲的要求是不能够拒绝的，于是被动地去考试。考完了他反而镇定，因为心知肚明事情已经走到了揭晓谜底的时刻，严苛的处罚也许能令他好受一些。他也需要解脱，长期扮演一个与自己迥然相异的角色早就使他感到厌倦。
他在等，噢不，他在盼那一时刻的到来。他做好了承受任何结果的准备。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最不能接受结果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母亲郑彩凤。母亲在得知结果后先是固执地认为是那些招生的学校搞了猫腻，为此她特意跑了一趟学校去向老师求得一些行业内幕，以佐证自己的判断。
“姚平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怎么可能？一定是学校有问题。”
但班主任老师并不认为这结果意外。她很平静。
“你要知道，这种学校选拔好学苗，出题的范围会宽，还会拔高的，这并不代表姚平不优秀。”
这是什么意思？她大惑不解。老师见她目瞪口呆，知道她并没有完全懂，或者懂了，但不愿意相信这个现实。于是起身，拢了一下头发，不愿意跟她多说了。“太忙了，要不等有时间我跟你细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