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的枪声

从地图上看，菲律宾是太平洋上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岛屿，岛屿之间均有渡轮连接，而且票价不贵。这让我想以乘船的方式，进行“跳岛”(Island hopping)旅行。

我的“跳岛”计划从吕宋岛的马尼拉出发，一路向南，经过民都洛岛、长滩岛、班乃岛、内格罗斯岛、宿务岛，最后抵达离棉兰老岛很近的薄荷岛。我想看看每座岛的不同风情，在偏僻的海滩或者热带雨林中隐居、读书，兴之所至地游泳、潜水、观鲸，看一场著名的斗鸡比赛……

这样一趟旅行花不了多少钱。我刚翻译完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版税也该到了。我办好签证，收拾好行李。这时，一位在菲律宾工作的朋友发来一个VICE的视频，拍的是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

“我知道你旅行时喜欢去偏僻的小巷，但在菲律宾一定要小心。”朋友说。

“我可是从利马和马拉喀什的贫民窟活着回来的人！”

“菲律宾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里的毒贩和警察都喜欢开枪。”

我收下朋友的忠告，但坦白地说，没怎么放在心上。结果，到马尼拉的第二天，子夜一点，正躺在旅馆床上的我，就被枪声惊醒。

“啪啪”——那是两声巨大、突兀，但又有点干瘪的声音，像是贝都因人在沙漠里抽鞭子。接着，周围又恢复平静。只有汽车声隐约从窗户缝钻进来。

我确定那是枪声，于是一跃而起，快步走到窗前。我的房间位于旅馆顶楼，望出窗外可以看到零星的灯火和不远处住宅区的轮廓。住宅区旁是一片黑压压的平地，有树木的剪影。白天路过时，我知道那里是市中心的一座墓园。

我想，说不定枪声就是从墓园传来的，有毒贩在那里交易，中了警察的埋伏。在电影里势必会有一场枪战，一场在马尼拉贫民窟屋顶上的跑酷，但那只会在电影中发生。现实世界里，只有两声枪响：干脆、短促，然后一切戛然而止，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之所以想到毒贩，是因为充满争议的缉毒行动，正在菲律宾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由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发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击毙七千名毒贩和嫌疑人。菲律宾的报纸上充斥着毒贩喋血的照片，有些毒贩的脖子上还挂着警示他人的牌子。这引发国际人权机构的一片质疑和声讨。

我在报纸上看到，警察正在马尼拉的贫民窟进行所谓的“敲门认罪”行动。他们走访与毒品有关的家庭，敦促这些人主动自首。政府报告说，在行动的前两个月，就有多达七十万瘾君子自首——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自首行为，连吉尼斯世界纪录都颇有兴趣。

马尼拉的治安似乎到底有了些起色。第二天打车去因特拉穆罗斯的路上，出租司机告诉我，现在晚上也敢拉活儿了。

“以前在僻静的小巷里，到处是醉鬼和抽烟、吸毒的人，最近几乎看不到了。”

当听说我从中国来时，他略带调侃地笑道：“哦，我们总统最好的朋友！”他指的是杜特尔特上任后不久的“破冰”访华。

在马尼拉迷宫般的街头，仍能看到杜特尔特的海报。海报上的杜特尔特年轻、庄重，甚至有点斯文，与他给人的真实印象截然不同。他敢在公众场合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当记者要他澄清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他反问道：“你老婆的阴道有没有味道？给我一份报告。”

对于杜特尔特的语言和行事风格，菲律宾人倒颇为倾倒。证据是，即便如此口无遮拦，杜特尔特还是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领先竞争对手六百多万张选票。

我问司机怎么看杜特尔特。在随后的“跳岛”中，我也会不时问问碰到的菲律宾人——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杜特尔特的胜利表达了菲律宾人对精英政治的失望情绪。

“民主当然是好的，”在车流中不断变挡、左冲右突的司机说，“但是并没有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你觉得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司机想了想，开始向我抱怨起马尼拉的交通。他说，因为太堵，一天下来根本赚不到钱。

“什么时候交通好了，对我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一边打轮超车一边说，看上去一点都不乐观。

我们跨过帕西格河，进入因特拉穆罗斯。在这里，司机的梦想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西班牙统治时期，因特拉穆罗斯是马尼拉的中心，遍布教堂、学校和广场，如今却像驾照考场一样空空荡荡。这里没什么汽车，没什么行人，就连东张西望的游客也没有几个。

我早就听说马尼拉没什么“像样”的景点。虽然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相继占领过这里，但是随之而来的战争又无情地摧毁一切。和汉堡、华沙、广岛一样，马尼拉也是一座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城市，仅著名的“马尼拉战役”就导致超过十万平民死亡。

那还是需要巷战的年代，易守难攻的因特拉穆罗斯沦为一片瓦砾，成为战争残酷性的注脚。这里至今都有一种被遗弃后的荒凉感。

我看了几座西班牙教堂。因为地震和战争，教堂几乎都是建了又毁，毁了又建。好在这些庞然大物对自己所经历的沧桑不事张扬，因此产生一种可以称之为“优雅”的美感。

正是弥撒时间，马尼拉大教堂的木质长椅上，坐满当地信众。牧师庄严地布道，而我站在门口，望着教堂举重若轻的穹顶，它仿佛正在劝导人们要以同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苦难。

天主教无疑是西班牙人留给菲律宾最大的一笔遗产。环顾整个东南亚，改信欧洲殖民者宗教的国家只此一地。虽然越南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其普遍性不能与菲律宾同日而语。

19世纪，菲律宾人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但是这种身份仍然与天主教的重要性紧密联系。

“Señor,Señor！（先生，先生！）”当我走出教堂时，卖纪念品的小贩追上我，徒劳地说着西班牙语，想从这个没什么人气的游客区，榨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

我刚摆脱他，马上又有两个小男孩一言不发地走到我面前，一边伸出手，一边唱起圣诞歌。他们的衣服挺干净，看上去不像专业乞讨者，倒像是出于某种兴趣爱好的“兼职”。此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他们为什么要祝我圣诞快乐？我一脸茫然，渴得要命。他们敷衍了事地哼了两句，转身走了。

拐角处有一个星巴克的招牌，上面黑白线条的塞壬海妖，仿佛是因特拉穆罗斯还未被世界遗忘的唯一证据。我走过去，却发现这家星巴克大门紧闭，态度像拒绝海妖的奥德修斯一样坚决。只有一个发际线严重后移的警察，坐在门外吹着电扇。

电扇是他自己带来的，包装盒刚刚拆开，牌子是令人生畏的“强悍妈妈”。不过吹着电扇的警察倒是一脸回到童年的恬静。我问他星巴克还开不开。他说：“Closed.（关了。）”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指了指有一片高楼的远方。他看起来不像个真警察，可皮带上挂着枪套，里面看上去倒是真家伙。

其实，在残留的城墙外，就有一排卖餐食的小铺，卖的都是油汪汪、黑乎乎的菲律宾暗黑料理。见我路过，精瘦的店主向我比了个胜利的V字手势，仿佛在说：“瞧，生活还不是得继续过？”

整个东南亚的饮食都堪称丰富多彩，为什么唯独菲律宾菜给人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我曾经一厢情愿地以为，这里到处都是海鲜，便宜又多，但除了一种叫“bangus”的炸鱼，普通菲律宾餐馆里几乎见不到什么海产品。

因为宿务芒果干大名鼎鼎，我以为到了菲律宾就可以大吃特吃新鲜芒果。然而，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几乎见不到卖水果的摊位。

问问菲律宾人，他们也摸不着头脑，或者说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随着旅行的深入，我才渐渐得出结论：菲律宾虽然盛产芒果，但是价格并不便宜，不是普通人可以随心所欲买来吃的。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量的芒果都被晒成芒果干，用来赚取宝贵的外汇。

我和马尼拉有一点虚无缥缈的渊源。很久以前，我有一位远房亲戚移民至此，在这里落地生根。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一个忧郁的马尼拉黄昏，我去城市北郊的华人义山看了看——这里埋葬着马尼拉富有的华人族群。

墓园坐落在一个小山包上，淡红色的薄暮中，可以看到远处城市的滚滚红尘。整个华人义山看上去就像一个死人版的贝弗利山庄，抽去其中的浮华，代之以静谧和阴森。

笔直的柏油马路旁，是一致的精致“豪宅”。除了少数天主教风格的陵墓，大多数祠堂有着中式风格的雕梁画栋，像古代有钱人家的宅院。大门两侧刻着对联，上面悬挂着“葬此佳城”，或者“陇西衍派”“颍川衍派”这样自述源流的匾额。

从这些字眼里，不难看出一丝淡淡的乡愁，还有衣冠南渡、背井离乡的悲壮。马尼拉因贸易而繁荣。来自印加帝国的金银与来自中国的货物在这里汇聚，而商业正是由这些马尼拉华人运作。祠堂里供奉着逝者的照片或祖先的画像，石质棺材上陈列着供品和鲜花。逝者的生平刻在石碑上。漫长的一生，往往化成寥寥数十字，但是开篇必要追溯祖上来自何方。

我想起黑海边上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那是古罗马人的海外属地，诗人奥维德的流放之所。我曾在那里看过古罗马人的墓地。墓志铭是拉丁文写成的，后人为其配上了解说。我记得其中一块墓碑是这样写的：

你好，过客！你停下脚步，在心中问道：躺在这里的人是谁？从哪里来？听着，陌生人，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乡和我的名字：我的祖先来自希腊。母亲是雅典人，父亲来自赫尔迈厄尼。我的名字叫埃菲法尼亚。我一生中去过很多地方，航行过整片大海……

同样是巨大文明的异乡，同样的落寞和忧伤。不同的是，康斯坦察的墓园已经沦为考古遗迹，而华人义山却比马尼拉大部分活人居住的地方都要整洁、豪华——有的陵墓装有水晶吊灯、空调，有的配备了冷热自来水、厨房和抽水马桶。

生前富贵，死后亦要荣华——这是华人心中的理想。相比之下，菲律宾的穷人则现实得多，他们住不起好房子，就干脆搬进墓园。住在这些气派的陵墓里，的确比露宿街头，或者住在随时可能被台风吹走的棚屋里要舒服得多。

果然，我听到炒锅的声音。寻声走过去，看见一个菲律宾人正在配备了厨房的祠堂里做饭。地上摊着锅碗瓢盆，一台黑色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广播。他看上去一脸平和，享受着这尘世边缘的小确幸，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从旁边经过。

华人义山很大，遍布整个山头。一座连一座的祠堂，看上去也极为相似。暮色降临，一阵凉风吹过皮肤，我这才发现自己绕来绕去，迷失在墓地里。我看到一辆轻轨从墓园一侧的大门旁经过，车厢里点着刺眼的白炽灯，挤满通勤的马尼拉人。人们面无表情，目光空洞，就像铁轨下面的墓园。火车呼啸而过，在不远处的站台上吐出疲惫不堪的人群。

我想从那里出去，搭乘轻轨，走过去才发现墓园的大门紧锁，旁边是一片未完工的瓦砾和一座废弃的祠堂。天几乎完全黑了，不知名的虫子在热带的草丛中鸣叫，火车渐渐远去，远去的声音充满孤独感。而我突然开始怀念马尼拉混乱不堪的生活。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绕出墓园，搭乘轻轨回到市区的埃尔米塔。街边的餐厅灯火通明，油脂烧焦的气味在空中飘荡。到处是灯红酒绿的招牌。小酒吧门口站满招徕生意的舞女，对你说着英文或日文。

“不来一杯吗？”一个舞女问我。

我想了一下，这或许才是“葬此佳城”的真正含义吧？

去往大帆船港的螃蟹船

离开马尼拉，我坐上去八打雁港的大巴，准备在那里换乘螃蟹船，前往民都洛岛的加莱拉港。

坐螃蟹船完全是第一次。这是一种木质小船，船舷外有两根竹子做成的浮杆，形似螃蟹腿。据说海上波涛汹涌时，螃蟹腿有助于保持船体稳定，不易被浪掀翻。

船不大，凡是能下脚的地方都坐了人。旅行指南上说，超载是菲律宾渡船事故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无论哪艘船都塞得满满当当。似乎有多少船，就会有多少人将船塞满。作为现实策略，只能系紧船员丢过来的泡沫救生衣，然后一切听天由命。

刚一出海，一个不算大的浪头就打进船舱，把侧翼的乘客淋成落汤鸡。之后，螃蟹船就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玩具，不时被大海腾空抛起，又重重跌落。

所幸那天晴空万里，海面虽不是波澜不惊，但也没有大风大浪。晒得黝黑的菲律宾驾驶员，耳朵上别着香烟，潇洒至极地催动着引擎。超载的螃蟹船就这么半飞不飞地航行在海上。

螃蟹船的另一大特色是引擎声足以震到耳膜出血。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观察船上的乘客。我发现船上有一位肌肉极其发达的大叔。此人长着一张拉美人的黑红脸膛，穿着紧身骷髅头背心，戴着一条绿松石大项链。全船人都穿着臃肿的救生衣，像等待救济的幸存者，唯独他洒脱地把救生衣踩在脚下，不管风浪多大，船体怎么颠簸，都泰然自若。他戴着雷朋墨镜，扬着下巴，不时看看手机上发来的信息。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被砍去一节！

不管怎么看，他都更像是一个拉美毒枭或者合同杀手，在去加莱拉港完成任务的路上。他的随身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的好像也不是什么“浮潜三宝”。

在加莱拉港，我提前预订了一家潜水酒店。我不打算在这里潜水，但是凑巧看到酒店的网站，上面自吹自擂地列出自己的很多优点，其中一条是“挑逗的女侍应生”(Flirty Waitress)。

菲律宾女性素以性感奔放著称，在这样的地方还能以“挑逗”取胜，肯定功夫了得。虽说我对女生挑逗与否没有要求，但还是好奇心起，决心一探究竟。

酒店就位于加莱拉港的码头旁，是一家普通、平价、面向潜水爱好者的本地酒店。我发现，除了打扫卫生的阿姨，能称为“女侍应生”的只有坐在前台的女孩。她正吹着电扇，无聊地玩着手机。

我试着说了声“有预订”，她冷冷地抬起头，戴着牙套，很瘦，两只眼睛的距离有点远，像小牛的眼睛。

她“啪”地打开登记簿，让我自己登记。说话中规中矩。与其说挑逗，毋宁说有点冷冰冰。

当然，我的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经常如此。我也无意把自己的印象强加给读者。希望不要因为我这样的描写，就对那个女孩，乃至那家酒店丧失信心——这绝非我的本意。

况且，比起挑逗的女侍应生，我更欣赏酒店的位置。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就是蓝色的大海和停泊在港口的白色帆船。我突然明白这里为什么叫“加莱拉港”。在西班牙语里，“加莱拉港”就是“大帆船港口”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坐在露台上喝生力啤酒，看夜潜归来的螃蟹船。大雨将至，闪电点亮远处的山峰，也照亮坠满椰子壳的海岸线。螃蟹船的大灯像一把匕首划破海面，四五个潜水者打着手电筒走上码头。一只猫看了看我，然后蹑手蹑脚地从铁皮屋顶上走过。和菲律宾的狗一样，这里的猫也瘦得不像样。

积雨云移动到穆埃列湾上空，顿时暴雨如注。住在隔壁的日本老头同时带回来两个菲律宾女孩。其中一个在走廊上看了我一眼，肩膀上露出透明的胸罩吊带。她还算漂亮，但有心事，或许再过十年，她的眼角就会出现几道美丽的鱼尾纹。

因为隔音差，那晚我睡得很不好。加莱拉港是外国年长侨民的乐园。他们来这里寻找爱情，寻找菲律宾女孩结婚。你甚至可以找到专门的网站，介绍此类经验。

整个东南亚都不乏这样的故事。在万象的湄公河畔，我碰到过一个法国老头。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来万象找老婆的。刚到不久，他就去做了一次老式足疗。当那个年轻俏丽的老挝女孩，把他的老脚捧在怀里揉捏时，他说自己一下子就爱上对方——不可抑制。

“让一个法国女人给你捏脚？”他激动得直嚷嚷，“这完全不可想象！”

港口旁边是几家面朝大海的酒吧，同样坐满喝啤酒的外国人，谈论着相似的话题。一家酒吧餐厅装修成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铺着白色餐布，点着蜡烛，但无人问津。我在这里打了一艘螃蟹船，去穆埃列湾西侧，椰林掩映下的游艇俱乐部。

那是个美妙的地方，除了停泊的游艇、山间的别墅，还有一间能够俯瞰海湾的酒吧，被厚重的热带植物包围。每到日落时分，久居加莱拉港的外国侨民，就会纷纷来到这间黄色灯泡点亮的酒吧，围着白色的吧台喝酒。

酒吧里有一张台球桌，常客都有自己固定的球杆。这天，一个大腹便便的英国老头正独自打台球，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法国小男孩。

“你愿意来一盘吗？”老头问小男孩，目光中露出期待，或许想到自己远在康沃尔郡的孙子。

小男孩的英语不好，要不就是有点害怕。老头每次说什么，他都要叫在吧台喝酒的爸爸，于是英国老头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刚才那句无关紧要的闲话。

“晚上好，姑娘们！”两个美国口音的老头走进来，对吧台的女孩说。

他们要了生力清啤，然后聊起来。其中一个人显然刚到不久，是来找菲律宾女孩做老婆的。另一个老头已经在这里结婚。他建议同伴不要找四十岁以下的女人：“那很费钱、很麻烦，而且她们还在喜欢疯玩的年龄。”

接着他开始抱怨养老金投资出了问题，必须赶回美国处理。

“我不打算带她回去，机票太贵。”他说。

在吧台坐着的人，平均年龄大概超过六十岁。头顶的电扇单调地转动着，丛林中的飞虫被灯光吸引，一次次撞向灯泡，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英国老头把最后一个球击落袋中，脸上毫无表情。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这情景似曾相识：热带丛林、大海、昏黄的酒吧、身处异乡的外国人、沉闷的日子——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东南亚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情景。与小说不同的是，现实更加苍白，更加缺乏浪漫，人物也失去殖民时代的光环。

说到底，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着的，不过是一种金钱与爱情的全球化交换。这群外国老人带着在本国已经卑微的养老金来到这里，寻找能够照顾他们下半生，但是并不爱他们的女人。

对于菲律宾女人来说，嫁给外国老头则是一种职业规划，一种现实出路，一种略有保障的人生。

游艇俱乐部的码头上响起螃蟹船的马达声。两个穿着吊带、热裤的菲律宾女孩顺着小路走上来。我一眼认出她们就是前一晚睡在我隔壁的女孩。她们化了浓妆，但掩饰不住刚刚睡醒的倦容。她们坐在吧台边，玩着苹果手机，等着什么人过来，为她们点一杯饮料。于是，我给她们要了两杯姜汁可乐，然后聊起来。

她们是两姐妹，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相对漂亮的那个是姐姐。她们的家在民都洛岛的卡拉潘，下面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弟弟。父亲欠下赌债，所以她们需要钱。两人来到加莱拉港，希望找到合适的外国人结婚，只要那个人答应照顾她们的家庭。她们的陈述轻描淡写，嘴角甚至挂着一丝笑意。我没问她们是不是也做小姐——昨晚太黑了，她们没认出我。

我问两个人有没有男朋友。姐姐说她有，在卡拉潘，但她不想见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疯狂，”她指着自己的脑袋，“而且他也没钱。”

来酒吧的人渐渐增多。一个美国老头为她们买了饮料。我决定在摆渡船停运前返回酒店。夜晚的海面空无一人，天空中是劈头盖脸的星星，只有码头上闪烁着灯火。

我突然很想知道这对姐妹十年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她们会嫁给什么人，过上怎样的生活？我时常被好奇心俘虏，但我明白，那大概是没可能知道的。

——我很快就会离开加莱拉港，十年后与她们再次相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迷幻海滩

在廉价航空迅猛发展的今天，飞机已经承担大部分旅行的交通任务。尽量缩短路上的时间，降低旅途的辛苦程度，提高“出发”和“到达”的效率，是旅游业的基本之义。因此，除了喜欢自讨苦吃的旅行者，很少有人愿意换乘四五种交通工具，去一个像长滩岛这样国际化的地方。

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加莱拉港到长滩岛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长滩岛是菲律宾的第一大旅行目的地，绝大部分游客都是坐飞机去的（合乎情理），像我这样“跳岛”前往的可谓凤毛麟角。

从加莱拉港到罗哈斯港的路上，我没看见任何一个外国游客，连穿着得体的菲律宾中产阶级都十分罕见。

那天一早，我被塞进一辆核定载客人数十人，但坐了十九人的小面包车，沿着民都洛岛的海岸公路，一路向南。宁静的大海和无人的沙滩不时从窗外闪过，山上是大片大片的椰林。

车上的人各式各样：有晒得很黑的渔民，有扛着大包的农夫，有门牙只剩一颗的老伯，也有用喊叫的方式打电话的大婶。这些人之中，穿着像样衣服的只有一个（不是我）。他挤在我和一个渔民中间，是出于某种理由，要去卡拉潘处理公事的银行职员。一车人里，只有他喷了淡淡的古龙水，其他人（包括我）都是一身汗臭或者鱼腥味。

那人穿着浆洗得簇新的制服衬衫、熨烫过的裤子、干净的黑皮鞋，戴着机械手表。他一边刷新Facebook动态，一边和朋友在WhatsApp上聊天。一路上，他从没有抬过头，仿佛有一堵看不见的气墙，将他与众人隔开。那堵气墙上写着“我不属于这里”。

他在卡拉潘下了车，招手叫了一辆摩的，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只有通风不良的车厢里，依然残留着他的香水味。

中午之前，我到了罗哈斯港。这是一个安静得近乎神奇的小镇。一条灰扑扑的柏油路通向码头，有些地方正在施工。路两侧有渡轮公司的办公室和没什么生意的餐厅。我感觉有点不好。

我走到渡轮公司的办公室，两只流浪狗正趴在阴凉处午睡。售票窗口紧闭，上面挂着“已售完”的纸板。我感觉更不好了。

不过，我发现屋里其实有人。空调扇叶上上下下地摆动，这个人就趴在办公桌上打盹。我敲了敲窗户，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拉开窗玻璃。我问有没有去长滩岛的船票。他一脸迷茫，好像还没从睡梦中缓过神。于是我又问有没有去卡蒂克兰的船票。他告诉我，下午4点有一班，而且票没售完。实际上，票一张都没卖出去，因为整个航行取消了。

“船出故障了。”他有点兴奋地告诉我。

“下一班是几点？”

“晚上，10点，”他微笑着，“6点开售。”

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个无聊的小镇度过十个小时。到达卡蒂克兰的时间将是夜里两点。如果足够幸运，我还能找到深夜载客的螃蟹船，把我送到长滩岛的码头。如果没那么幸运，我就得在码头挨过一夜，等待天亮。

午后的小镇酷热难耐，一切仿佛都睡着了。除了几家餐厅、一个破败的台球房，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乐观的一面是，这地方没人拉客，因为什么都没有。不幸滞留在此的都是等待渡轮的旅客，而这样的倒霉蛋那天不多。更确切地说，好像仅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