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琅勃拉邦，关于老挝，我又知道些什么？
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几乎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老挝是一片晦暗不明之地，一个躲在竹帘背后的国度。好笑的是，我对它模糊的想象，全来自一些越南电影，或者杜拉斯描写湄公河的小说：孤独、颓废，如无尽的雨水抽打墨绿色的庭院。
所以，当我真的坐在从会晒到琅勃拉邦的慢船上，沿湄公河而下时，我感觉自己正在追寻一段瓷器般易碎的梦境。一种隐约的兴奋感始终包围着我，就如同四周的山林始终包围着大地。
到达琅勃拉邦时，天色已晚。湄公河像一头黑色的长发，继续平静地流淌。转弯处有大片白色的冲积平原，砂石烁烁，却空无一人。我的目光穿过低垂的榕树，望见浦西山上熠熠放光的宝塔。路边有一尊巨大的金佛，十米高，披着袈裟，站在镶满宝石的佛龛中。夜色中，他慈悲地俯视着我，静虑的姿态，庄严而神圣。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穿越了时间的河流，来到一个仍旧古老的世界。
这也正是像我一样的旅行者来到琅勃拉邦的原因——寻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业已遗失的记忆。
来琅勃拉邦，第一件事是观看清晨的布施。
早晨6点，成群结队的僧人已经赤脚走出寺院。在琅勃拉邦的大街上，在淡淡的晨雾里，年轻的僧人们披着橘红色的袈裟，挎着黄铜色的钵盂，明亮而鲜艳。
街边跪满虔诚的布施者。当僧人们走过，布施者打开竹篮，把准备好的糯米饭、香蕉、饼干、盒装果汁放进僧人的钵盂里，然后双手合十，静静祈祷。仿佛是默片电影中的画面。在这个笃信小乘佛教的国度，清晨布施的传统如同往复的白昼，超越战争、苦难、意识形态的缠斗，每日降临这片土地。
每天清晨，僧人们托钵而行，得到的是一天的饮食。这种源自小乘佛教的传统，总是让人感到欣慰。僧人们接过食物时，脸上带着几分庄重，而布施者的表情只能用圣洁来形容。他们说，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位僧人，都是佛祖释迦的化身。
“试想一下，这是多么伟大的福报！”
为了布施，很多山民天不亮就起床，走上几小时山路。雨季时，这几乎算得上一种苦行。他们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朴素的衣着显示着生活的艰苦，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虔诚。他们把一小团糯米饭放进僧人的钵盂，眼神中流露出喜悦和安然。这种喜悦和安然，随着僧人的脚步，走过皇宫，走过街边的碧树，走过一栋栋法式别墅，琅勃拉邦的山河仿佛都沉浸其中。信仰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它，人世的苦难才显得可以忍受。
布施的人群里不乏像我一样的游客。他们很多来自泰国，也有不少来这里怀旧的法国人，仍然喜欢对一头雾水的老挝人讲法语。这些年，中国人也多起来。他们大都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涌入老挝的。据官方统计，仅到2014年，中国在老挝的侨民就有三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十倍。这支浩荡的大军很少出现在布施的队伍里。他们很实际，都是来做生意的。在郊区的小商品市场里，他们忙碌地贩卖着国货。
我曾问一个刚从四川过来的中国商贩，他是否到过琅勃拉邦的老城区。
“只去过一次，”他说，“皇宫可比咱们故宫差远了。”
我又问他是否参加过布施。
他摇头：“那东西有啥子用？”
在中国人的哲学里，生存总是比信仰重要。如何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庞大国家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是当你看到这位四川商贩不远万里来到老挝谋生，就会明白这是多么严肃的现实问题。
在琅勃拉邦的清晨，我随着僧人的脚步一路前行。路边的布施者连绵不绝，其间还夹杂着很多拿着口袋或箩筐的穷苦孩子。刚开始我很奇怪，因为这些孩子并不布施。恰恰相反，当僧人们走过时，还会把自己的食物分一些给他们。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的社会救济系统。僧人既是受供养者，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者。通过这个系统，富人获得心灵的慰藉，穷人得到生存的口粮，而信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把分散的民众聚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内。无论大国小国，无论现代古代，只有做到劝富济贫，才是文明的本意。
布施只持续半小时，僧人们绕城一周，便回到各自的寺院。街上很快恢复清晨的宁静。故道白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如此不动声色，很多游客常常来了很久，还不知道每天清晨都有这样的仪式。
在很长的岁月里，琅勃拉邦一直是东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老挝的前身澜沧王国的首都。昔日的辉煌仍能从众多寺庙和金碧辉煌的皇宫中看到。当我流连于这些寺庙时，脑海里常常回响着一个词：文明的造型。
比如，我在香通寺里看到的这尊卧佛。它采用的并非右手支撑头部的传统姿势，而是曲肱而枕。它的雕琢如此细腻，有着老挝特有的古典之美。脚踝处向外盘绕的袈裟，如同一簇簇跳跃的火焰。惊叹之余，我问自己：一个地方的文明，总会以它特有的造型出现，而决定这种造型的力量又是什么？
我试图通过老挝的历史寻找答案，然而一旦有了粗浅的了解，感到的却是分明而钝钝的苦楚。历史上，老挝是一个过于悲惨的角色，几乎所有邻国都反复占领和统治过这里。而老挝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品，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掠走。
或许正因为如此，老挝人喜欢说“baw pen nyang”（意为“没问题”），这是他们的口头禅。当太多东西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除了在精神上忽略它，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即使在最辉煌的时期，老挝也不愿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唯一的变化，只是各种佛教用品日趋精致而已。老挝人向我提到一位叫作维苏的国王，他的功绩是把勃拉邦佛设立为澜沧国王的守护神。这尊来自高棉的佛像，被安置在维苏寺里。领主们必须在这座佛像前向国王宣誓效忠。这也成为“琅勃拉邦”名称的由来——“勃拉邦佛像之地”。
老挝与邻国的关系始终紧张。一次，有人捕获了一头罕见的白色大象，送给澜沧国王乍加帕。当时，白色大象是整个东南亚权力的象征。越南的黎圣宗听说后，就要求证实大象的颜色。乍加帕命人把装有象毛的宝盒送往越南。途经川圹王国时，川圹国王命人取出象毛，在宝盒里装了一小坨粪便，借此羞辱强势的越南人。黎圣宗收到宝盒后勃然大怒，却把账记在老挝人头上。他派出大路人马讨伐澜沧国，攻下琅勃拉邦，将其洗劫一空，乍加帕也落荒而逃。不过恰在这时，越南军队染上疟疾，大批倒下，澜沧国终于得以收复失地。
凭借着天幸与菩萨的保佑，老挝一路走来，但最终逃不开分崩离析的命运。老挝开始向暹罗、缅甸和越南纳贡，之后又遭到中国黑旗军的洗劫，最终在法国的炮舰外交下屈膝投降。但老挝仍然维持着缓慢的步履，除了建起一批法式别墅，皇室贵族们养成了穿西装、喝咖啡的习惯外，似乎别无改变。
在过去的皇宫，如今的皇家博物馆里，文明的碰撞随处可见。国王会客室的墙上，是法国画家阿利克斯·德·福特罗1930年绘制的壁画。典型的欧洲画风，描绘的却是老挝传统生活的场景，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她把老挝人的眼睛画成了蓝色。
也许，在一个艺术家眼中，整个19世纪的法国都处在一个把农民变成法国人的漫长过程中。法国人决心使每个殖民地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这很快成他们的负担。
在琅勃拉邦，法国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不过，至少在改造皇室贵族的品位方面，他们做得不错。在陈列馆里，我看到西萨旺·冯国王穿过的西装和一双白色的a.testoni牌敞口便鞋，还有王后穿过的法国新款时装。
这些衣物让我想象着那个时代。在这座舒适的宫殿里，国王的画像仍然历历在目，餐桌上杯盘齐整，刀叉排列井然，仿佛期待着亡灵归来。然而，一切都已化为陈迹。
一个老挝导游告诉我，1975年共产党人胜利后，国王被送进劳改营，其余王室流亡海外。
直至今天，许多琅勃拉邦人仍然相信，皇宫内阴魂不散。几乎没有人敢在黄昏后走入皇宫。
与东南亚众多旅游目的地相比，琅勃拉邦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它不追求高与大，对现代性也没那么热心。或许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传统意识，它一直维持着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在19世纪时的描述：“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镇，占地一平方英里，只有七千至八千名居民。”
如今，琅勃拉邦仍然是一个可以用脚丈量的城市。尤其是对那些深受城市无节制扩张之苦的游客来说，这些小街小巷反而给人以一种十分亲近的感觉。
漫步在街上，我时常惊叹于那些承载着信仰伟力的宗教建筑，也惊叹于这里世俗生活的方便：五步之内必有餐馆，十步之内必有商店，更不必为住宿发愁。那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普通民宿，仔细一看，很多都是酒店。还有遍布街道两侧的咖啡馆、餐厅、SPA……
尽管整个老挝没有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但是不少顶级酒店已经进驻琅勃拉邦。安缦集团将一个老旧的医院改造成最奢华的旅馆，悦榕庄把老挝王子桑维纳方姆的别墅改为小型奢侈酒店。在这里，你可以一边听雨水打在房檐上的滴答声，一边享用早餐，或者在夕阳西下时，看着人群涌入夜市。如果要说琅勃拉邦发展的最成功之处，无疑是有效地抑制了丑陋的现代化对传统的侵袭。
老挝人崇尚无须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由此也衍生出一套独特的生活美学。他们强调清心寡欲，忌讳强烈的感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像一朵低空开放的花儿，朴素清丽。法国人曾总结说：“越南人种稻，柬埔寨人看稻长，老挝人听稻长。”然而，高傲的高卢人也承认，老挝人的处世态度太具魅力而让人无法抗拒，他们看中这点，不愿离去。
一天午后，我像老挝人一样，在南康河边乘凉。竹桥下，一个老挝男人坐在独木舟中钓鱼，一个农妇在山间采草药。河风吹过，芭蕉叶、竹叶飒飒作响，熟透的椰子应声而落，“咚”的一声，惊醒一个午睡的男人。
这样的场景在琅勃拉邦稀松平常，却让我为之着迷，也吸引着那些被现代性裹挟得晕头转向的人们。
路易斯·罗耶在1935年的小说《老挝女人凯姆》里描绘当时在老挝的法国人：“他们已被当地的懒散腐蚀，就这样过他们的日子；他们所要的只有清澈的天空、美味的水果、新鲜的饮料和容易得到的女人。”
问题是，这难道不是人类理所应当的归宿吗（最后一项除外）？尤其是当我们受够了污浊的空气、污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食品时；或者，当我们开始认真对待保罗·高更的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文明给我们带来便利，也让我们丧失本来唾手可得的东西，而琅勃拉邦所展现的恰好是一种无为的魅力。
黄昏时分，我登上皇宫对面的浦西山。虽然只有一百米，却是琅勃拉邦的最高峰，足以俯瞰全城。眼前是层峦叠嶂的青山，云雾在山外缭绕，南康河和湄公河在这里奔腾不息。仅有几条街道的琅勃拉邦，更像是一个山河间的孩童，谦卑地承受着夕阳的爱抚。
我和很多游客一起坐在山顶的石阶上。没人说话。仿佛大家都已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山下的寺庙隐隐传来晚课的钟声。我们倾听着，这个黄昏因此显得意味深长。
于是我变得很难相信，这个静谧的国度，这个佛陀的世界，还保持着另一项世界纪录：历史上人均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放弃印度支那，老挝遂成为美苏对峙的战场。一边是老挝共产党人和越南人，另一边是老挝皇家政府和美国轰炸机。效忠于老挝王室的苗族将军王宝带领着他的非正规军殊死抵抗越南人。
十年间，美国向老挝投掷了超过两百万吨炸弹，致使无数老挝人流离失所，琅勃拉邦一度成为空城。直到今天，战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据统计，有超过五千万颗炸弹仍然埋在老挝境内，每年造成上百人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