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夏天，我去柬埔寨旅行，从胡志明市坐长途大巴到金边，再转车前往暹粒。印象中，柬埔寨的路况糟糕得要命——我的屁股在半空中的时间肯定比在座位上的要长。我参观了吴哥窟，找到《花样年华》中周慕云的树洞，也在巴肯山上和很多人一起看了日落。然后，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坐在暹粒旅馆的露台上，用Walkman听BBC广播。当时，位于柬泰边境的柏威夏寺刚刚获批世界文化遗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它的名字。

不过，从听到这个名字到自己实际前往，又花了九年。首先，我对柬埔寨的路况依然心有余悸。其次，申遗成功后不久，柬泰两国就开始围绕柏威夏寺的归属问题大动干戈。双方都在边境囤积重兵，甚至一度兵戎相见。在柏威夏寺的石柱上，至今可以看到两国交火时留下的弹痕。最后，柏威夏寺孤悬于柬北山区，原本是红色高棉武装最后盘踞的地带，山林间埋藏着不少地雷和未爆炸的空投弹。我可不想在柬埔寨旅行时，因为踩到地雷一命呜呼。

随后几年，柏威夏寺不时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尤以2011年最多。那年2月起，柬泰两国在争议地区多次爆发武装冲突，动用火箭炮等重型武器，造成数十名士兵死亡，数万名居民被迫转移。

武装冲突的结果是，海牙国际法庭宣布维持1962年的原判，裁定柏威夏寺及其周边四点六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归属柬埔寨。这一次，泰国方面虽然不满，但并未挑起新的对抗。此后，柏威夏寺的新闻才终于渐渐淡出主流媒体。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柬泰两国在边境上的剑拔弩张之态有所缓解。而一旦对峙的紧张氛围消散，旅游业的恢复大概只是时间问题。

果然，一位朋友告诉我，暹粒的旅行社已经悄悄推出柏威夏寺一日游项目。这表明边境局势大体稳定，地雷（至少是旅游线路上的）已被清除。在被旅游大军占领之前，我决定去看看柏威夏寺到底有什么。

我从北京飞往暹粒。这座小城与我2008年来时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唯一的不同是，夜市上卖油炸水蟑螂的摊贩不见了。我随便走进街上的几家旅行社，询问柏威夏寺一日游的行程。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尽管柏威夏寺是柬埔寨仅有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另一处是吴哥窟），却没有公共交通，只能包车前往，费用是九十美元。

“路况呢？”

“还不错，”旅行社老板眨眨眼，“是你们中国援建的柏油路。”

暹粒到柏威夏寺两百多公里，开车要四个小时，但这仅仅是惊心动魄的开始。柏威夏寺矗立在柬泰边界的扁担山摩艾丹崖顶，山势在泰国一侧较为平缓，可是伸入柬埔寨后，却形成落差五百五十米的悬崖峭壁。这就是为什么柏威夏寺虽然在柬方的实际控制下，但最便捷的路径依然在泰国一侧。

从泰国东北部的四色菊府出发，平坦的公路几乎可以直达柏威夏寺脚下。在武装冲突前的和平年代，信徒和游客都可以将护照押在边境检查点，然后攀登一百六十二级台阶进入柏威夏寺。

不过，旅行社的老板告诉我，武装冲突后，柬泰两国的边境口岸已经关闭，这条路行不通了。因此我必须选择更为“硬核”的道路：从柬埔寨一侧的峭壁爬到柏威夏寺。

司机是一个身材颀长的大男孩，只会说高棉语，因此我们的交流简化成微笑和手势。从暹粒出发，路况差强人意。然而一旦离开暹粒，风景就变得荒芜起来。我们经过安隆汶，那是一座破败的小镇，也是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最后的栖身之地。我们驶过镇中心的和平鸽纪念碑，一条公路从这里向东延伸，通往柏威夏寺。两侧变得愈加荒凉，如同穿行在热带荒原。周围没有耕地，罕有人家，只有边境地带所特有的荒凉。一道绵延的山脉，出现在荒原尽头——那是扁担山脉，柬泰两国的边界。柏威夏寺就在山顶。

汽车开到山下，拐进一块空地。司机笑着示意我，只能开到这里。几年前，参观柏威夏寺还不要门票，如今则需支付十美元。更重要的是，游客要在这里做出接下来的选择：要么花两个小时，顺着已经清除地雷的山间小路，攀爬最后那段五百五十米高的悬崖；要么雇一辆四驱越野车或摩托车，沿着陡峭的盘山路冲上去。此外别无他法。

空地上停着几辆日本产的越野皮卡，也有等待拉客的摩托车。除了一些来柏威夏寺朝拜的本地信徒，外国游客屈指可数。我花五美元雇了辆摩托车，开始惊险的上山之路。

山路不断盘旋向上，有时坡度接近四十五度。这时就连皮卡也显得有些吃力，摩托车反而可以轰鸣着猛冲上去。我紧紧地抓住后座支架，任由荒野之风扑打面颊。一种熟悉的听天由命感又回来了——每次在东南亚旅行，这种感觉都会在某一时刻倏忽而至，从不失约。

山间有些歪七扭八的房子，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一旦边境风平浪静，当年被迫搬走的居民就又迁了回来。在我看来，这片布满地雷的土地，或许没什么值得留恋。然而，对这些原住民来说，这里是家园。摩托车终于在摩艾丹崖顶停下来。司机告诉我，柏威夏寺就在崖顶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