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托马斯并未参与战争。他不知道其后果意味着什么。他将会习惯。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兰德酒店住下来，接受瑞典人的招待，卡提娅和埃丽卡的房间也在隔壁。他的歌德讲座将会在乌普萨拉举行，然后在哥本哈根、隆德。之后他们将赴瑞士，在十多年后第一次在街头听到德语。

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天，他答应跟埃德加·冯·于克斯屈尔去参观城市。他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结识了于克斯屈尔，此人因为卷入反希特勒的政变，在战争结束前一年被捕。他们谈笑自若，但还是因为战争期间各自的事而生疏了。

托马斯能感到他的朋友心怀忧虑，尤其是当托马斯说出某种确定的信念时，于克斯屈尔更是面露忧色。当托马斯认识于克斯屈尔时，他是个固执己见、好争辩、爱交际的人，他喜欢争论和活泼的对话。如今他有的那些陈腐的观点，想必是从报纸上搜集来的。

托马斯觉得难以想象当反希特勒的政变失败时，于克斯屈尔是多么恐惧。虽然他在政治圈里的人脉救了他，他还是差点遭殃。

托马斯在城市里逛了一圈后，与于克斯屈尔告别，去咖啡馆与卡提娅碰头。

“我已经老得没法旅行了，”卡提娅说，“我三点起床，穿好衣服出门散步。酒店里的人一定以为我疯了。”

他和卡提娅走进酒店时，埃丽卡正在大堂里等着他们。她脸色阴沉。她没打招呼，快步走到他们面前，然后又走开，招手让他们跟上。她开口时，托马斯不确定是否听错了，但当他让她把话重复一遍，她摇了摇头。

“我不能在这儿说。但他死了。克劳斯死了。他服药过量。”

他们慢慢地走着，默默无言地，从大堂走向卡提娅的房间。

“我刚好躺在床上，”埃丽卡说，“我本该出门散步的。”

“电话是打给你的？”卡提娅问。

“我不知道是打给谁的。但接到了我的房间。”

“你确定吗？他们确定吗？”卡提娅问。

“是的。他们问接下来如何安排。”

托马斯听着这句话，疑心她是否有所误解。

“安排？”他问。

“葬礼。”埃丽卡说。

“我们才刚接到消息，”卡提娅说，“他们就要我们决定葬礼的事？”

“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做。”卡提娅说。

卡提娅一直抚弄着手指上的戒指。当她无法把其中一个完全摘下来时，她的手开始颤抖。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戒指摘下来？”托马斯问。

“什么戒指？”她问。

托马斯朝埃丽卡看了一眼。这是他们一直害怕的消息，但如今消息来了，却显得那么不真实。

“他们有没有给你电话号码？”托马斯问。

“给了，”埃丽卡说，“就在我手头。”

“我们能不能打过去确定那人是否是克劳斯，他是否已经被验明身份？”

卡提娅说得好像她并没有在听。

“我不想看着他的棺材埋到地下，”卡提娅说，“我不想看到。”

“我已经一遍遍问他们是否确定。”埃丽卡说。

“然后他们问你如何安排？”

“我可以一个人去，”埃丽卡说，“我一到就去安排。”

“你不能一个人去。”卡提娅回道。

托马斯想安慰卡提娅时，她背转身。

“克劳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她说，“我们已经和他道过别。或者我觉得我们道过别了。现在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米夏埃尔的乐队就在附近，”埃丽卡说，“我想他在尼斯。”

“打电话给他，”卡提娅说，“也给戈洛传个话，然后我们设法联系莫妮卡。我来给伊丽莎白打电话。刚才我还在想，我们谁去和克劳斯联系，可他是死掉的那个人。很难去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即便此刻，他的声音对我而言还是鲜活的，他还活着。”

她停顿了片刻。

“他对我而言还是活着的。我太老了，接受不了。我永远无法相信。”

“我们距离戛纳只有几小时，”埃丽卡说，“我们随时可以改变行程。”

她看着托马斯，示意他说些什么。

“让他母亲决定吧。”托马斯说。

“可你怎么想呢？”埃丽卡问。

“我觉得他不该对卡提娅，或对你这么做。”

她俩都没回应，他隐约感到她们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在之后的静默中，他试着让话题回到实际问题。他想到无人提及海因里希。

“应该给海因里希打电话吗？”

“我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卡提娅说，“我也不想谈安排，不想听到克劳斯应该或不应该。”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他们等在房间里。埃丽卡一支接一支抽烟，空气里充满烟味后，她就去阳台。卡提娅叫了茶，但茶点送来时，她又不吃。电话铃响，是戈洛。卡提娅示意埃丽卡去接。

“他们认为是服药过量，但他们能怎么说呢？他一直服用安眠药。是的，昨天。他是昨天死的。他们一直在找我们。是的，他留了一封信，写了母亲和我的名字，没有别的了。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我早知会有为时已晚的一天。我们都很震惊，但不该感到意外。”

“埃丽卡，别这么说！”卡提娅打断她。

“魔术师两三天后要做讲座，”埃丽卡不理卡提娅，对戈洛说，“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去。”

托马斯听到戈洛一句响亮的“什么？”

埃丽卡把话筒递给母亲。卡提娅听了一会儿。

“别告诉我我该如何感受，戈洛！”她终于说，“没人能告诉我该如何感受。”

她把话筒还给埃丽卡，埃丽卡对托马斯做手势，问他是否要与戈洛通话。托马斯摇头。

“我们一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埃丽卡说。

托马斯知道她们都在等他开口。他所能做的是让埃丽卡告诉瑞典和丹麦的组办方，说只要他们找到航班，他立刻去法国。在随后的行程中，她可以取消他的德国之行。他们会去戛纳看看克劳斯死去的地方，然后跟着棺材去墓地。然后他们会去瑞士某处安静的所在，或者返回加利福尼亚。

他看到卡提娅的目光。显然她什么都不想说。

托马斯心中想的是克劳斯也许能被再救活一次。

他们后来见面时，埃丽卡催促他做决定。他希望卡提娅能把自己的意愿说出来。他不知该如何与她谈话，不知她想要怎样。他想，这真奇怪，和一个人相处了将近半个世纪，却无法读懂她的心思。

餐桌上，埃丽卡告诉他们，她去前台查过了，明早就有航班去巴黎。卡提娅没碰食物，只喝了几口水，并假装没听到他们说的话。

在大堂里，卡提娅说，“在明早之前，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

“那葬礼怎么安排？”埃丽卡问。

“葬礼能让他活过来吗？”卡提娅问。

埃丽卡大清早打电话到托马斯房间，说母亲已经在餐厅用早餐了。他过去时，看到卡提娅穿着她最好的衣服。

“都安排好了？”他问。

“没有，”埃丽卡说，“我们在等你。”

一个服务员给埃丽卡送来一张便条。她离开了餐桌。她走开后，托马斯和卡提娅没说话。她回来时，坐到了他俩之间的位置。

“是米夏埃尔。他会去戛纳。”

“去参加葬礼？”托马斯问。

“我们还没决定葬礼日期。”她回道。

后来，他没在埃丽卡的房间里找到她，就去了大堂。他坐在一张老沙发椅上看着客人们，想起多年前在萨尔特舍巴登的酒店大堂中，客人们围着经理询问行李的事，他们被战事所困，迫不及待地离开瑞典。当时他确保埃丽卡和克劳斯安全无虞。他一回到普林斯顿，就开始逐一营救其他孩子。可他还是没能挽救克劳斯。他愿意不惜一切让时光倒流，回到那次返美的航程上。他想要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阻止刚刚发生的事。他会要求克劳斯去瑞典，然后陪他们赴德国，只要他的母亲恳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

这时他看到卡提娅走出电梯，穿过大堂朝小咖啡厅走去。她步履缓慢，像是身患病痛。她朝他的方向走来，却没有瞧见他。他觉得自己也许是她此刻最不想见的人。

当卡拉自杀时，他有母亲可安慰，当卢拉过世时，全家人都在他身边。如今，虽然卡提娅和埃丽卡都在，他却孤独了。他无人可倾诉。卡提娅和埃丽卡也孤独着。她们都不想和对方说话，他和卡提娅都不想安排克劳斯的葬礼，也不愿埃丽卡去做此事。

托马斯回到房间，看到留在书桌上的一沓手稿。他重读了一遍最后写的句子，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该如何写下去。他写了起来。

埃丽卡没有敲门。他注意到她时，她已在房间里了。她看到他在写作，不禁倒吸一口气。

“我安排好了，三天后下葬，”她说，“葬礼在星期五举行。”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我说了，可她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话。”

他知道，他还来得及让埃丽卡为他们安排航班。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他问。

“母亲的状况不适合旅行。”

他想告诉埃丽卡，他不相信她，为了能一步步地施加掌控，她就会这样说她母亲。

“我会和她谈谈。”

当时是芝加哥近午时分。埃丽卡离开后，他打电话给伊丽莎白，他知道她母亲已经把克劳斯的死讯通知了她。

他告诉伊丽莎白，他们不去戛纳。

“这是埃丽卡的决定吗？”

“不是。”

“母亲不想去？”

“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