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小说的架构已在他脑海中清晰呈现。叙述者将是不露锋芒的德国人文学者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他与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自幼就是朋友。托马斯认为，让蔡特布罗姆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意味着叙述有时可以是个人的、情绪化的，也可以带有偏见。虽然蔡特布罗姆真诚可信，但他的视角受到限制，他的分析能力受到约束。

蔡特布罗姆在一个毁灭中的德国写作，他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战争的实际进程。他是托马斯的分身，但他比作者更温和，同样生活在希特勒的年代里，听到同样的消息。作者和小说叙述人都知道未来将会如何，德国将会被毁灭和重建，而这样一部书也许会在世界上拥有地位。蔡特布罗姆害怕德国会战败，但他更害怕德国会胜利。

他反对德国武器的胜利，因为让希特勒崛起的东西，驱逐了他每一分的高贵精神。如果法西斯存活下来，他的作曲家朋友的作品就会被埋葬，他的新音乐也许会被封禁一百年，将错过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只在未来才能得到应有的荣誉。

希特勒倒台的那段时间，托马斯每天都关注新闻，他感到了蔡特布罗姆的存在。他想象着蔡特布罗姆和他一样，慢慢意识到希特勒的统治即将终结。他让蔡特布罗姆在他的叙述中说道，“我们的城市被击碎、被拖垮，一座一座地沦陷，宛如熟李子落地一般” (注："译文引自《浮士德博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版，译者罗炜），下同。") 。

他写作时，心里装着理想读者，而他的叙述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是秘密的德国人，内心的流亡者，或者是未来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国家里。自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禁后，他就不确定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创作的小说，还有没有人读原著。它们是为他无法想象的读者所创作的。如今当他为生活在暗影中或将出现在未来的阳光下的读者写作时，他可以运用一种受伤的、喑哑的语调，并创造出一种用烛光照亮一个穹顶空间的氛围。

战争结束时，克劳斯和埃丽卡都在德国，穿着军装的克劳斯为部队报刊《星条旗》工作，报道德国城市投降后的情况，埃丽卡则为 BBC 报道战败的德国。戈洛也在德国，他的任务是在法兰克福建立一个电台。克劳斯从慕尼黑给父母写信说，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他说，在以前熟悉的街道中行走，他很难找到路。城市中大面积的区域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变成瓦砾。他原本还梦想着去波琴格街的老家房子，即便纳粹官员曾经住过那里，他还想搬回他的老房间。可是那里连可以敲的门都没有。房子成了一个空壳。他听说，它在战时成了一个类似妓院的地方，用来生育日耳曼人的婴儿。

埃丽卡是少数几个被允许去监狱里见纽伦堡狱犯的人之一。她听说，当几个纳粹囚犯知道他们的访客是谁后，他们后悔没有与她进行认真的谈话。“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戈林大喊道，“曼家的案子被处理错了。我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埃丽卡将此事告诉父亲时，补充说他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他本可住在城堡中，让妻子戴钻石首饰，周围响彻瓦格纳的音乐。

克劳斯利用他的军队通行证，去布拉格寻访米米和戈斯基。他大费周折终于找到了她们，并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向伯伯汇报她们的情况。海因里希带着信来找托马斯和卡提娅。克劳斯写道，戈斯基在战时差点饿死，但未被拘押，而她的母亲在泰雷津集中营里待了数年后，侥幸活了下来。克劳斯写道，他差点认不出原本漂亮的米米。她中风了一次，头发快掉光了，脱落了许多牙齿。她几乎说不成话，听力也受影响。但她还活着，这就是个奇迹。她和女儿都贫困交加。

克劳斯写信给母亲，让她给她们寄一些食品、衣服和钱，但邮包上别写德语，这在布拉格不通用。

托马斯知道海因里希仍然为钱焦虑。他想到兄长也许会回德国，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东部被俄国控制的话。他考虑着给他一些钱做路费。如今他看到兄长带来的克劳斯的信，又见他垂头丧气地走了。海因里希为米米的遭遇而自责。

托马斯注意到克劳斯的来信语气变得激烈。他谈到与弗朗兹·莱哈尔、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见面，这两人都没有为在战时舒适地生活在德国而内疚，这让克劳斯难以接受。他问施特劳斯是否考虑过离开，施特劳斯问为何要离开一个有八十座歌剧院的国家。克劳斯把这事告诉了父母，用上了大写字母和许多惊叹号。

克劳斯为部队报刊采访了毫不悔改的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她谈到了希特勒的奥地利人魅力，他的慷慨大方和极佳的幽默感。克劳斯在家书中说，他本以为文章中引用的观点会引起哗然，但似乎无人注意。

他寄来了他在《星条旗》上的文章剪报：“在昔日的祖国，我自觉是一个陌生客。一道鸿沟分开了我与那些曾是我同胞的人。无论我去到德国哪里，忧郁的调子和怀旧的主旋律始终伴随着我：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克劳斯能够探听到他的朋友们的情况：许多人经受了折磨，一些人遭到杀害。他发现有些和当权者合作的人，渐渐获得了有影响力的地位。他写信给父母说德国人不明白他们现在的苦难，正是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对世界所作所为的不可避免的直接后果。

“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不知道克劳斯要怎么生活，”卡提娅说，“没人需要一个不停讲真话的德国人。”

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托马斯想到了恩斯特·贝尔特拉姆。贝尔特拉姆目前在德国的某地。如果他不曾羞愧，那么至少应该知道如何恰当地流露羞愧感。他是纳粹的支持者，会即刻从学术职位上被解雇，他对尼采和他的世界的知识将不再有用。他很难为自己辩护 ── 当纳粹焚烧著名作家的书时，他在一旁幸灾乐祸。

托马斯想，即便没有贝尔特拉姆，希特勒仍会崛起，所有这些谋杀和伤害仍会发生，但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的支持，为运动提供了智识支援。如果贝尔特拉姆没有援引众多已故哲学家，并用花哨的语句来形容德国及其传统、文化、前途，那么法西斯就不会那么贪婪、仇恨、恋权。

在窗户被砸破、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人被从家里拖出去的那几年，在对即将发生之事毫无疑问的时候，托马斯不知道这位学者是如何转开视线，心安理得。他又是用何种策略迎合了那些把其他同性恋关进监狱的当权者？他是否想过这个结局：城市化为废墟，人们忍饥挨饿，各种协会成立以确保像恩斯特·贝尔特拉姆这样的人永无发言的机会？

几个月后，当米夏埃尔和格蕾宣布说他们要带着两个儿子去太平洋帕利塞德住一个月时，卡提娅说她一直盼着他们来，因为这能缓和家中的气氛。托马斯全神贯注写小说，战败德国传来的消息，以及日渐尖锐的、让托马斯·曼及其家庭在法西斯战败后回国参与重建工作的呼吁，都让家中阴云罩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