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雷猫[1]（左）和Flying Lotus[2]（右）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演唱会

早餐俱乐部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震撼的事。虽然我本人没有美国公民权，无法投票，但我从未想过特朗普会当选。这就像希特勒成为美国总统一样，可以说局面相当严峻。2016年年底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我周围的很多美国人痛哭流涕，甚至有人移居去了国外。

在这样的时代，我强烈地感到音乐和艺术的必要性超乎以往。并非直接将政治信息融入作品，而是通过作品向人们展示一个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即使不完全具备“普世”意义，也能持久存在的世界。在这之后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世界面临困境时，音乐和艺术也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救赎——政治家们也许不会真正理解这一点吧。

并非只是出于上述原因，从2018年开始，我和在纽约居住的朋友们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个月举办一次名为“早餐俱乐部”的早餐会。劳丽·安德森和曾在苹果公司工作的伊恩·牛顿[3]每次都会参加，音乐人阿托·林赛[4]也会在他来纽约时亲自到场。虽然大家都是音乐人或音乐爱好者，奇妙的是，我们聚在一起时不太聊音乐，更多地会交流一些与书籍相关的话题，例如，“最近在读什么”，以及与政治和社会相关的话题。每次大概有四个人参加，大家聚在曼哈顿下城区的咖啡馆交流近况，十分轻松随意。我在日本接受治疗的时间变长之后，我们也通过Zoom（云视频会议软件）进行了几次线上会面。与线下会面不同，线上会议的座位不受限制，因此后来策划一些活动时，大家都会联系自己的活动家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组织艺术家为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发声时，一个屏幕上聚集了40—50人。

在“玻璃屋”的体验

从2018年5月开始，“Ryuichi Sakamoto Exhibition: Life, Life”作为韩国首尔市中心的私人艺术空间“piknic”落成后的首个项目进行了展出。前一年的12月，我在东京逗留期间，一对年轻的韩国夫妇和一位女性策展人前来拜访，说他们正在筹备新的艺术空间，想策划一场我的展览。他们应该是看了“装置音乐展”后向我发出的邀请。我问他们：“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展览呢？”他们说：“明年春天。”那时距离开幕只有半年，因此我拒绝了他们：“来不及，来不及，最少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啊。”但拗不过他们的热情，我同意推进展览合作这件事，没想到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展览的落地。

负责这个项目的策展人非常出色，如果没有她，我想这个展览根本就无法实现。“piknic”的空间不是很大，因此有些作品不得不根据原始尺寸进行缩放，但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成功地展示了过去十多年里我与高谷史郎共同完成的主要声音装置作品：从《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到《异步》的5.1声道环绕播放空间。另外，《水的样态1》（2013）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首次展出时设置了模仿桂离宫内部空间的景观石群，但这次受山水画的启发，我们调整了摆放位置。年轻时，我认为《银翼杀手》[5]这样充满科技感的世界观才是最酷的，但随着年岁增长，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喜欢上了山水画——我也对自己身上的“老大爷气息”感到惊讶。顺便一提，日本画家中我特别喜欢长谷川等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国建筑和庭院中经常使用石头，首尔市中心有一家巨大的石材店。我和高谷去了那里，起初由于选项太多而眼花缭乱，最终我们挑了10块喜欢的石块，并运到了“piknic”的展览会场。使用石块作为材料，毋庸置疑会像在模仿李禹焕老师的创作风格，我们试图在《水的状态1》的中心水面周围，用暗线描绘大三角形，并寻找合适的位置摆放石块。这种从空间切入的创作方法也能给音乐创作带来启示。听说在5个月的展期内吸引了6.2万名观众。李老师作为运用石材进行艺术创作的前辈，也亲自来看了这个展览。

随后，我和卡斯滕·尼古拉一起飞往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和悉尼举办了现场演出。从2002年算起，我和卡斯滕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老实说，在第五张合作专辑Summvs推出后，我们感觉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完了。我负责钢琴演奏，卡斯滕负责电子音乐，两个人的角色已经固定下来，我们觉得即使继续合作下去，也不太可能有新的表现形式。我们都没有说出口，但彼此都有同样的想法。然而，在我经历癌症治疗，与他再次合作创作《荒野猎人》原声音乐后，我们从2016年9月在“玻璃屋”的现场演出开始，又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化学反应。

在“玻璃屋”的演奏是作为“草间弥生展”开幕活动的一部分策划的，由于场地的限制，无法放置钢琴。因此我不得不自己带着合成器、颂钵（用棒子敲击发声的玻璃器皿）等发声工具，和卡斯滕完成了一场即兴演奏，效果却非常好。这场演出打破了长期以来我俩分别负责钢琴演奏和电子音乐的角色分工，创造出了于我们而言也十分新鲜的音乐。我的想法是，将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玻璃屋”建筑本身当成乐器，用橡胶锤子摩擦或敲击玻璃墙表面，然后通过扬声器扩音。恰巧在我们的演出开始前外面下起了暴雨，雨滴猛烈地敲打玻璃墙，麦克风也捕捉到了这个声音。在演出快结束时雨停了，夕阳照耀着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的森林，这如梦似幻的天气仿佛也在给我们的演出加持。演出结束后，我和卡斯滕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这约40分钟的表演音源被命名为Glass（2018），由卡斯滕的唱片厂牌NOTON[6]发行。

在“玻璃屋”的表演

2016年这场在“玻璃屋”进行的突破性表演给人的印象太深刻，所以在澳大利亚现场演出时，我们有一半的时间使用钢琴演奏常规曲目，另一半时间则使用其他乐器进行即兴创作。我们商定在演出中让现有曲目和即兴创作无缝衔接，最终效果也非常令人满意。结束了在悉尼地标建筑悉尼歌剧院的表演后，每次庆功时都会喝很多酒的卡斯滕那天喝得很尽兴，我也深深感动，那天我们还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也许从《荒野猎人》开始，他对待音乐创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为“Kajitsu”定制歌单

2018年我为纽约的日本料理餐厅“Kajitsu”选曲一事，出人意料地成了这一年的大新闻。那时，“Kajitsu”用两层楼营业：二楼是餐厅主营的精进料理[7]，一楼的“Kokage”则经营简餐。因为在美国也能品尝到美味的手打荞麦面，我和伴侣经常光顾这里。我们与当时的主厨大堂浩树交情很好，现在他已经独立创业，在纽约开了一家名叫“odo”的餐厅。在京都的“和久传”和东京的“八云茶寮”等餐厅磨炼过厨艺的大堂浩树，作为一名厨师，手艺精湛，我们也经常带别的客人去“Kajitsu”吃饭，那里是我们特别喜欢的餐厅。

然而，有一次在一楼的“Kokage”用餐时，餐厅里播放的背景音乐让我如坐针毡。杂糅着巴西流行乐和迈尔斯·戴维斯[8]式爵士乐的播放列表实在太平庸，而且太吵了。注意到这一点后，我渐渐无法忍受店里的音乐，以至于无法好好享受美食。虽然这么做可能有点多管闲事，回家后我还是下定决心给大堂浩树发了邮件：“你做的料理美如桂离宫，餐厅里播放的音乐却仿佛是特朗普大厦。”然后，我决定自作主张地为“Kajitsu”做一份歌单。不久前，因为与中谷芙二子、田中泯[9]和高谷史郎合作表演a·form，我访问了挪威奥斯陆。蒙克美术馆里播放的R＆B音乐实在太不合时宜，让我非常愤慨。在那里我没有投诉，但我想如果是我们时常光顾的餐厅，多少还是可以容忍我的小小任性吧。

在将近3个小时的音乐播放列表中，我特意没有加入自己的曲子，而是以Goldmund[10]的Threnody和艾费克斯双胞胎[11]的Avril 14th等氛围音乐为中心，再加上Aki Takahashi演奏的约翰·凯奇的Four Wall第一幕第一场这种比较难得的曲子。其实第一版的选曲提案被我的伴侣否决，因为她觉得“与餐厅氛围不搭，曲风太灰暗”，于是我重新挑选了一次。最后，在友人、音乐策展人高桥龙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一个与餐厅内墙壁和家具颜色匹配，曲风也适度明朗的播放列表。原本这是为一楼的“Kokage”定制的，二楼的“Kajitsu”没有背景音乐，但由于选曲获得好评，现在两个楼层都在播放这份歌单。

这件事完全不是工作，只是我瞎操心而已，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得知此事后采访了餐厅和我，并写了一篇长文来介绍此事。《纽约时报》纸质版上刊登了彩色照片，网络版文章也被各国新闻网站转载，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轰动。据说有客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慕名前往“Kajitsu”。这个播放列表由《纽约时报》的账号整理出来，在Spotify（网络音乐平台“思播”）上可以收听，感兴趣的各位请搜索并听听看吧。

与年轻音乐人的缘分

2019年伊始，Flying Lotus（以下简称FlyLo）来拜访了我。他来之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我要去纽约，可以和您见面吗？”我们约在我家门口的咖啡馆见面，他突然用日语称呼我为“Sensei”（老师）。在美国，因为描绘一个少年向日裔维修工人学习空手道的电影《龙威小子》[12]大热，“Sensei”这个对长辈的尊称已经完全普及。FlyLo对日本的亚文化非常了解，他特别喜欢楳图一雄[13]，也很喜欢曾为《月刊漫画GARO》[14]工作过的佐伯俊男[15]的恶趣味漫画。

这是我和FlyLo第一次见面，在那之前，我和他的朋友雷猫有过交流。在雷猫的专辑Apocalypse（2013）中的最后一首歌里，他采样了我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所作的El Mar Mediterrani这首曲子。当时，他通过我的经纪团队认真地联系我以获得使用授权。这首曲子本来是写给管弦乐队演奏的，我很担心被改得乱七八糟，但听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它被雷猫演绎成了一首很棒的流行歌曲。

雷猫是一位拥有惊人技巧的天才贝斯手，他本人的歌声也有一种律动感。我觉得FlyLo就像雷猫的哥哥一样，还会负责他的乐曲制作，总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两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宅男。雷猫是《龙珠》和《北斗神拳》的忠实粉丝，每次来日本都一定会去中野百老汇，并疯狂购买相关周边商品。他会梳着脏辫，穿着一身亮黄色的衣服和针织腿套，打扮得像辣妹一样浮夸又可爱。顺便说一下，雷猫还曾参与制作瞒着我策划的古稀之年纪念专辑A Tribute to Ryuichi Sakamoto-To the Moon and Back[16]（2022），并翻唱了《千刀》（千のナイフ，1978）。

2019年1月与FlyLo第一次见面后，拗不过他的热情邀请，6月我又去了他在洛杉矶的家中的录音棚进行录音。FlyLo的姑祖母是爵士乐界无人不知的大师爱丽丝·柯川，但他自己创作的作品以嘻哈和电子音乐为基础。和FlyLo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用了整整两天来弹奏键盘，我告诉他“你可以自由地使用我们录制的素材”，但他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发布相关的作品。不过他好像还很在意，有时候会来信商量“要怎么处理（素材）呢”。他可以任意使用，但是我也不希望他随意改动吧。

FlyLo是个全身心投入音乐的家伙，整天都待在家中的录音棚里创作歌曲。至少我看到的时候，他家里没有住其他人。在他工作时，如果有音乐人朋友过来玩，他会随意地对他们说：“来吹一下萨克斯吧。”他家里到处放着各种乐器。那时，FlyLo说着“我想学弹钢琴啊”，在努力练习刚买的施坦威钢琴。第一次见面时，我也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自己写的曲谱送给他。虽是钢琴初学者，但他在努力尝试演奏他姑祖父约翰·柯川留下的高难度乐曲。

FlyLo对待音乐是很认真的，可他似乎整天都在吸食大麻，仿佛大麻是他的能量来源。他从早到晚都在吞云吐雾，所以我想大麻的消耗量应该非常惊人——慎重起见，这里也解释一下，大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合法的。他也多次向我推荐Joint（用纸卷着的大麻卷烟），我跟他说“不，我一吸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他才不再劝我。在我逗留期间，第一晚他带我去了洛杉矶他常去的寿司店，第二晚作为回礼，我和我的伴侣想招待他去我们认识的人经营的日本料理店。可惜那天他吸食大麻过量，变得非常虚弱，气息奄奄地对我们说“我今天不行了，你们俩去吧……”，临了放了我们鸽子。

以前也有很多海外艺术家说他们很尊敬我，但不知不觉间对引领着21世纪黑人音乐潮流的FlyLo和雷猫这样的人产生过影响这件事还是让我感到惊讶。邂逅他们的新的才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近年来，我也与OPN有过交流。他曾专程前往“玻璃屋”观看我和卡斯滕的表演，我们浅浅地打过一次招呼。后来，他也被邀请参加比约克的私人聚会，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好好聊了聊。其实在那次见面的几年前，第一次听到OPN的曲子时，作为一名普通听众，我就觉得有个很厉害的家伙横空出世了。尤其是我觉得他对模拟合成器的运用炉火纯青。所以一开始聊天，我们就谈论起了使用哪种键盘或插件更好之类的专业话题。我还发现他也非常喜欢塔可夫斯基，真的很有意思。

比约克有发掘青年才俊的敏锐“嗅觉”和人际网络，我觉得值得关注的音乐人，她很可能已经更早地和他们接触过。比约克有点像是音乐界的“地下中间人”，所以我私下里称呼她为“比约克姐”，尽管事实上她比我小很多。有时，“比约克姐”会给我发短信。有一次，她问我：“我之后要去东京，你知道哪里能买到和太鼓吗？”于是我给她介绍了浅草的“宫本卯之助商店”。我也曾为她预订我推荐的餐厅。

提到与青年才俊的缘分，还有一个是2019年8月，我和韩国乐队“SE SO NEON”一起吃了午餐。这个乐队由女性吉他手兼主唱，以及男性贝斯手和男性鼓手组成，乐队名字的韩文意思是“新少年”。我是那年春天在纽约电视台播放的韩国频道上偶然看到他们的。乐队核心成员黄昭允的吉他演奏非常酷，我立马成了他们的粉丝，在网上搜索他们的信息，但当时他们还是独立音乐团体，没有太多信息。后来他们在纽约举办演出，我去了现场，经过共同认识的人介绍，我和他们熟络起来。昭允竟然出生于1997年，简直可以当我的孙女了。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可以用相同的视角，使用“平辈语气”交流。我们还说过，“总有一天要一起制作专辑哦”。

李老师的委托

讲述的顺序有点混乱，请让我把时间轴拉回2019年年初，当时李禹焕老师委托我为他在法国的大型回顾展创作音乐。我在前面介绍过，李老师为《异步》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灵感，但我从未想过几年后自己能够直接为他工作。我诚惶诚恐，仍尽我所能地创作了一首时长约一小时的作品，去体现李老师的“物派”之风。如同点题一般，作品中反复出现了各种“物品”的声音，我不确定这是否可以被称为“音乐”，但能够与自己尊敬的艺术家一起工作，的确非常光荣和幸福。

为了检查会场的音响效果和参加开幕酒会，2019年2月底我在法国逗留了3天。作为展览会场的蓬皮杜梅斯中心由坂茂设计，会场内的声音效果还不错，但坦率地说，动线有点不太方便。从休息室到二楼的餐厅用餐，必须到室外走一趟。另外，屋顶的曲度很大，作为建筑设计很酷，不过我听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提到，下凹的部分积水后会很麻烦。

像这样实际探访现场，我不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难道没有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吗？位于东京车站附近的东京国际论坛便是最糟糕的例子之一：建筑的入口可以停放载重10吨的卡车，但要将大型道具运到建筑内的8个大厅，必须先在大厅前将货物转移到载重4吨的卡车上。开馆之初，音乐演出的工作人员便经常抱怨这个不便之处。大阪某音乐厅内货梯的设计也是，高度足够，但整体非常狭窄，长颈鹿可以进去，但无法搬运钢琴。这种设计实在太奇怪了。

相反的例子是希腊雅典的圆形剧场，这座建筑建于近2 000年前，然而声音的回响效果非常棒。所以，我认为建筑是否具有便利性取决于设计者有没有下功夫站在使用者的立场考虑过，而不只是技术水平的问题。在日本山口县的秋吉台国际艺术村，有一个由矶崎新设计，用于上演路易吉·诺诺[17]的歌剧《普罗米修斯》的音乐厅，我还未实际访问过，但只为上演一部作品而建造一个空间的概念和空间本身很吸引人。

京都会议

2019年5月，我们以“蠢蛋一族”在京都的办公室为据点，为某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集训。核心成员是高谷史郎夫妇、浅田彰和我。小津安二郎导演和编剧野田高梧[18]曾经在温泉旅馆闷头构思代表作《晚春》和《东京物语》，我们效法他们，也决定在重要项目上进行集训。这是我久违地在京都长期逗留，所以去了御所附近散步，欣赏了大仙院和龙安寺的枯山水庭园，并与大家在我熟悉的老板娘开的“闲居吉田屋”一起吃饭。

回想起来，创作Life（1999）时，我们也在剧目上演一年前的正月[19]聚集，确定了作品的框架。在浅田先生快言快语的高强度信息的“轰炸”下，我们在两个钟头里快速敲定了剧本大纲，高谷负责考虑如何搭配影像，我则负责考虑要加入什么样的音乐。因为这场歌剧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在擅长处理样本音乐版权的美国律师的帮助下，我的伴侣花了一年时间，处理数百个版权的授权，她抱怨说那是地狱般的一年。其中最难处理的是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音频授权，因为这段音频涉及人格权，授权非常麻烦。最终在律师的介入下，我们在大阪城音乐厅首演开幕前30分钟才获得遗属的授权。当时甚至已经准备好替换的素材，幸好在最后一刻办完了所有授权手续。

我们把这个分享苦乐的集训称为“京都会议”。现在主要在巴黎开展活动。“蠢蛋一族”成员之一的池田亮司在京都的话，也会参加。亮司和我都是音乐人，因此我们自称“京都会议”的分支“新京都乐派”。这个名字源于学者团体“京都学派”，他们在“二战”前提出了“近代的超越”这个理念，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等日本学者也是这个学派的成员。我和亮司把“学”换成了音乐的“乐”[20]。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期，相对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后一代音乐家勋伯格、韦伯恩和贝尔格被称为“新维也纳乐派”[21]。我们的命名也借鉴了这段历史。

不过，我们只是在玩团体的命名游戏，还没有创作什么“新京都乐派”的作品。现在，负责“野田地图”（NODA·MAP）戏剧作品音乐的原摩利彦[22]也经常来参加，他也是“蠢蛋一族”的成员之一，是成员中的新鲜血液。他弟弟原琉璃彦研究能乐和日本庭院，他们是一对很有意思的京都兄弟。我在京都有许多音乐创作上的伙伴，特别是浅田彰，他很热心地邀请我说：“老了就在这里度过晚年吧。”被他劝说后，有一段时间，我曾考虑在大卫·鲍伊每次来日本都会去的九条山的某个角落买块土地，建一个“终老之所”……

中国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

从2019年5月底到6月初，我在上一回提到的新加坡国际艺术节上与高谷史郎一起表演了Fragments后，立即前往中国台湾。我为半野喜弘[23]导演的电影《亡命之徒》[24]和蔡明亮导演的电影《你的脸》创作了原声音乐，两部电影的首映活动正好于同一时期在台北举行，我便去了台北参加。在此之前，通过在东京认识的音乐人、演员林强的介绍，我终于实现了与经常和林强一起工作，也一直是我崇拜对象的侯孝贤导演见面的愿望，我们一起共进了几个小时的晚餐。

我也很喜欢中国台湾地区。侯孝贤导演和杨德昌导演的作品，经常描绘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事情。日式建筑常常在他们的电影中出现，我觉得很吊诡，便查了一下，发现现实中，许多这样的日式建筑里住着和蒋介石一起从大陆逃到台湾的精英家庭。他们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却住在台湾的日式建筑中，不知道他们心中是何感受。

一方面，现在的台湾地区仍然到处是“昭和时代的街道”，它们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或许也是因为日本人的视角，才会觉得这样的风景让人联想到昭和时代吧。另一方面，现在日本勉强保留下来的“昭和时代的街道”，都被过度的怀旧情绪包装得像主题公园一样，让人不舒服。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过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现在还保留着日本昔日的风景，实在太讽刺了。

在台湾逗留期间，我抽出一天时间休息，拜访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他们被日本陆军歧视性地称为“高砂族”，但实际上并不存在“高砂族”这个民族。目前，台湾少数民族可分为16个主要族群，据说这些少数族群之前也互相争斗。接待我们的是居住在台湾东部花莲县山区的“布农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喜欢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我，在格陵兰岛和夏威夷也是这样：我很希望直接接触当地的居民和文化，即使我想地球上可能已经不存在纯粹的原住民族的生活形式。

“布农人”用歌舞来欢迎我们。他们的音乐不使用乐器，而是用手打拍子来伴奏，有的有歌词，有的没有，形式各种各样。其中我特别想听的是“八部和音唱法”，它没有歌词，只有元音，音高随唱腔逐渐变化。这种独特的唱法，具有音乐家路易吉·诺诺和捷尔吉·利盖蒂[25]创作的现代音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据他们说，这种唱法模仿了蜜蜂飞行时发出的“嗡嗡”声或瀑布的水流声。

他们唱的其他歌曲也有一些让我觉得，这明显就是赞美诗啊！然而，就像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一样，他们也接受并歌唱这种源自基督教的音乐，并将其视为自己的音乐。最近日本的某个邪教组织[26]引发了社会讨论，但与自15世纪以来就派遣传教士，从亚马孙丛林到远东的岛国进行世界范围内“洗脑”的梵蒂冈的天主教会相比，该组织的支配力和募捐能力都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