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冰岛雷克雅未克

向冰岛求教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因为工作关系到访过许多地方，也还有很多国家是我尚未踏足的。我的2013年便始于与新土地的邂逅。

首先是刚开年的2月，我与卡斯滕·尼古拉作为搭档一起受邀参加在冰岛举办的声呐音乐节[1]——发祥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电子音乐节的“出差版本”，从这一年开始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办。声呐音乐节也曾在东京举办。

我一直对冰岛很感兴趣，原因是我读了《冰岛之梦》（Dreamland: A Self-Help Manual for A Frightened Nation）这本书。由于2008年的“雷曼事件”的影响，冰岛也与许多国家一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此后，冰岛开始发起逐渐摆脱欧美式过度扩张金融业模式的运动，实现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复苏。而在思想上影响着这场运动的，就是这本于2006年出版的书——据说冰岛全国约30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读过。这本书具有划时代性，一方面毫不避讳地批判了冰岛政治家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介绍了地热发电的相关措施，强调了作为小国的冰岛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这本书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安德里·赛恩·马纳松（Andri Snær Magnason），与他见面也是我此行访问冰岛的主要目的。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约，我们的对谈内容后来刊登在了《妇人画报》[2]上。从21世纪开始，美国投资的大型铝制品厂相继在冰岛建成，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然而代价是工厂的废弃物污染了环境，冰岛有名的候鸟栖息地也陷入了存亡危机。简单来说，就跟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遇到的公害问题[3]是一样的。事实上冰岛步了日本的后尘，经济泡沫很快破裂，商业和环保的拉锯对抗愈演愈烈。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当冰岛面临问题时，市民们的意见交流称得上是直接民主主义，我认为这真的很了不起。政治家们也会认真反省过去的失败。引发冰岛金融危机的银行业高层被问责，被判刑入狱。在金融危机之后，冰岛马上重新进行选举，有二十几岁时和比约克[4]在同一个乐队中担任主唱的音乐家，在从事音乐活动的同时当上了首都市议员。

冰岛在1944年脱离宗主国丹麦，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当然冰岛这片土地的历史更加悠久。记载了日耳曼神话故事的《埃达》[5]，是北欧地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就像日本的神话源头《古事记》[6]一样重要。但这本书最早的版本被称为《斯诺里埃达》（Snorri's Edda），相传出自13世纪冰岛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之手。

顺带提一句，冰岛人的姓名排列方式与西方国家的名字后面跟着姓氏不同，他们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父母的名字。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在父母的名字后面加上“son”（儿子）；如果是女孩，就加上“dottir”（女儿）。安德里·赛恩·马纳松是马纳（Magna）的儿子，而如果安德里再有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将是“×× Andrison”。由于他们的名字相似，跟他们交谈时，我会渐渐觉得所有冰岛国民都像是亲戚。冰岛人的凝聚力强，在面临抉择时做决策的速度也很快，我想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是从日本前往冰岛，要花整整一天时间才能抵达；但如果从纽约出发，单程只需要不到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意外地近。相隔如此遥远的冰岛和日本，正好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北美板块两端的岛国，地球的结构真的很有意思。据说由于大陆板块的地壳运动，冰岛的领土每年都会扩大几平方厘米。

目前冰岛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先进的国家，听说它的总能源中的70%来自水力发电，剩下的30%来自地热发电。100%都是自然能源，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参观当地的地热发电厂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地热涡轮机是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制造的。日本是温泉众多的火山国家，按理说应该也可以做到合理利用地热发电。我认为日本有成为自然能源大国的潜力，光是我立刻能想到的，像是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就可以被好好利用起来。日本的国土全方位被海洋环绕，我们还有很遗憾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潮汐能源，感觉有许多地方可以挖掘。

这次访问冰岛后，我完全为这个国家所倾倒。第二年，即使主办方并没有邀请我，我还是厚起脸皮和泰勒·德普雷（Taylor Deupree）一起参加了声呐音乐节。泰勒在纽约经营音乐厂牌“12k”，本身也是一位音乐家，他是我认识的最安静的美国人。他做的音乐，也像他的性格那样沉静。因此，他非常容易相处。过去我也多次请他为我的乐曲进行混音，那段时间我们还一起推出了首张合作专辑Disappearance（2013）。

中东的公主

紧接着在2013年3月，我又首次踏足了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我应邀参加了由沙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沙迦双年展，沙迦酋长国是阿联酋的一个组成部分。沙迦艺术基金会由沙迦的公主主持，她是现代艺术爱好者，在伦敦的大学学习的美术史，英语自不必说，俄语和日语也能讲得很流利，非常聪明。我还从外面参观了她住的宏伟王宫，据说有500名人员在那里工作。然而，由于公主的面容并未公开，即使她就站在普通市民身旁，也能自然地融入其中。公主就像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中那样，在街上自由漫步。

在沙迦双年展上展出的是我和高谷史郎、音响工程师小野诚彦（Seigen Ono）共同制作的装置作品Silence Spins。我们模仿了茶室的构造，创造了一个4平方米多的空间，并在内侧墙上贴上了吸音材料。在这个特殊茶室里听到的声音，会与外面一般情况下听到的有所不同。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几年前我与高谷夫妇以及浅田彰在京都大德寺的塔头真珠庵[7]参观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我们在真珠庵里喝着茶，突然外面下起了暴雨。被这雨声吸引，我们都安静地在茶室里倾听，发现在茶室里听到的雨声和以往在室外听到的不太一样，有一种奇特的回响。在场的所有人都聆听着雨声，整整30分钟没有人说话。那间茶室仿佛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声响空间，又像是整个被抛到了宇宙中。当然，宇宙中没有空气，一般的声音是无法传播的，但在真珠庵的体验对我和高谷来说都是极其震撼的，直到今天这段经历依然是我们创作的核心之一。Silence Spins的创作灵感，便来自这段神秘的体验。

Silence Spins在参加沙迦双年展前夕，曾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举办的“艺术与音乐——追求新共感”展览上展出，那时一起展出的还有与高谷史郎合作的使用钢琴和激光的装置作品 Collapsed。“艺术与音乐——追求新共感”的策展人长谷川裕子也参与了沙迦双年展的策展工作，所以这些作品也得以巡回展出。

不只是阿联酋，其实中东地区我也是第一次到访。我发现地区不同，世俗化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在沙迦便不允许饮酒。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果想喝酒，请驱车30分钟去迪拜吧，在那里喝酒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在旅程中我还是禁酒一周。沙迦是一个外籍劳工众多的国家，我们每天晚上都去当地的巴基斯坦餐厅，特意去吃那油乎乎的咖喱。

后来，在跟中东地区相关的工作事务上，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富豪艺术家的合作邀请，还收到了来自宏伟的音乐厅的演出邀请，甚至还被委托创作由中东地区投资的动画电影的音乐。可惜的是，因为病情，我没能够实现这些合作。

不喜欢旅游的性格

回想起来，2013年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旅行。从很久以前开始，音乐家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奥地利出生的少年莫扎特前往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意大利旅行是众所周知的，而出生于德国的巴赫虽然从未访问过意大利，却一直对远方的那片土地魂牵梦绕，为此还模仿意大利式作曲风格创作了《意大利协奏曲》。巴赫对德国以南的这片土地一直有着向往，虽然从未踏足，但对异国情调的渴望仍然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音乐家和旅行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原因当然是演出活动，在作曲家海顿生活的18世纪，演出活动的系统就已经确立。众所周知，海顿曾长期在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奇宫廷中任职，直至后来英国的演出经纪人注意到了海顿，向已经年老的他抛出橄榄枝：“请您为伦敦管弦乐团的演出创作新曲吧。”海顿接受了他的请求，分两次创作了共12首“伦敦交响曲”。当时英国的市民阶层快速兴起，这场音乐会并非为了贵族阶层，而是为伦敦市民举办。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海顿也随之声名鹊起。可以说这就是现代音乐演出活动的起源。

虽然与我上面说的看起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我非常讨厌旅行，尽管在旅途中我可能会从目睹的事物中获得灵感。卡斯滕年轻的时候学过建筑，我跟他一起举办巡回演出时，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就会跑出去参观当地的建筑，我基本上都会闷在酒店的房间里。当然，有时候卡斯滕也会邀请我一起出去玩。

我曾经为了宣传专辑去过葡萄牙，在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时我独自在葡萄牙逗留，某天，当地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大早亲自开车带我在城里游览。当然，我也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便勉强跟着他出了门。在参观了几个所谓的旅游景点，一起吃过午餐，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时——正值下午三点——遭遇了堵车。我们的车在路上堵了好一阵子，完全没有前进的迹象。我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积累了一整天的压力爆发了——我打开车门，大声喊道：“我恨观光！”[8]然后就步行回了酒店。那位工作人员简直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

在我离开葡萄牙的那一天，这位工作人员特地赶来送我，还向我低头致歉：“这次我没有征求坂本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真的非常失礼。”他还递给我一瓶高级红酒赔礼。我反省着自己的不成熟，也理解他是出于百分百的善意才会带我去观光，于是一边说着“是我没有解释清楚，非常抱歉”，一边接过了那瓶酒……一瞬间，我手滑了，红酒连瓶带酒砸到了地上，瓶子碎了，机场大厅的地板顿时染上了红色。空气中弥漫着红酒的芳香气味，显然这尴尬的气氛已经无法挽回。看着哭丧着脸的他，我想我真的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白南准与约翰·凯奇

2013年4月，我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白南准大型回顾展纪念活动。自从念高中时在《美术手帖》上知道白南准，他对我来说就是偶像一般的存在。我特别喜欢他用小提琴创作的作品，比如Violin with String这件作品是在小提琴上系上绳子，艺术家本人在关岛街头像遛狗一样拖着小提琴走，而作品One for Violin Solo则因为捕捉了小提琴被敲烂的瞬间而闻名于世。在那天博物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这两件作品融合在一起，藏在小提琴内部的小型麦克风和摄影机，将乐器“主观”视角所呈现的崩坏瞬间的声音和影像，投射在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很尊敬白南准，直到1984年才有机会结识他。那一年，白南准的个展在东京都美术馆举行，我去探访正在布展的他。当我走向会场，他也从对面向我走来，说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论语》中的句子，伸出手来拥抱我，让我很感动。白南准是在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接受过日语教育的那一代人，他自己也曾在东京大学读书，日语说得非常好。自那以后，我们变得十分亲密，我多次拜访过他在纽约SOHO区的工作室。那间工作室在一栋破旧的建筑物的顶层阁楼里，卫生间没有门，冬天去的时候，雪花穿过天花板上的洞飘进工作室。我还记得随行的浅田彰看到这一幕感慨道：“这里就是真珠庵啊！”

我曾经跟着白南准去拜访过约翰·凯奇。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我对凯奇讲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曾经在旅途中三次丢失行李，不巧三次都没能找回来，但他说每一次行李的丢失，都成了告别过去、重启人生的大好机会。凯奇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必为过往所束缚，舍弃过往的勇气反而至关重要，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虽然知道身为前卫作曲家的凯奇是一个“蘑菇狂人”，对蘑菇的着迷程度超越了普通的“蘑菇爱好者”，但当亲眼看到他家厨房里摆着的中式橱柜，以及上百个药品柜上排列整齐的蘑菇和草药时，我还是大受震撼。作为一名业余的研究者，他为蘑菇研究贡献了不少力量，还和友人一起参与创立了纽约菌类学会（New York Mycological Society）。据说凯奇喜欢蘑菇的原因之一是，在字典里“music”（音乐）和“mushroom”（蘑菇）是挨在一起的。他生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如果是在今天，我想他应该是一位“酷儿作曲家”。仔细想一想，蘑菇和其他菌类也都是非二元性别[9]的存在。

白南准和约翰·凯奇应该是在1960年认识的。当时凯奇去看白南准的演出，白南准发现凯奇来了，竟用手边的剪刀将凯奇的领带剪断并扔出窗外。2006年，73岁的白南准去世，纽约的艺术家们齐聚一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了向这段逸事致敬，参加者中的数百位男性纷纷效仿白南准剪掉凯奇领带的举动，剪下自己的领带放进了白南准的棺木里。著名舞蹈家默斯·坎宁安也坐在轮椅上参加了葬礼，走之前还向我微笑致意。那真是美妙的瞬间啊。

在白南准去世9年后，他的伴侣久保田成子离开了人世，当时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如今久保田成子在日本也终于有了回顾展，逐渐为人所知。久保田还拍过一段名为Sexual Healing的迷人影像，记录了白南准晚年在医院里的生活。他们是代表纽约亚裔艺术家的非常有魅力的一对夫妇。

电影节的空间

那之后我的旅程还在继续。2013年8月底到9月初，我作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访问了意大利。那一年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在6月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我指定了你来当今年电影节的评审，所以你得来参加电影节。”对我来说，贝托鲁奇既是我的心灵导师，也是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他亲自拜托的话，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拒绝。电影节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评审们每天要看三到四部电影然后讨论，从20部影片中选出不同竞赛单元的获奖作品。

电影节的信息管理十分严格，评审在电影节举办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所有的活动路线都由主办方决定，在威尼斯机场下飞机，专用的豪华轿车早已等在那里。我们也不走普通旅客的通道，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接受入境审查。当我在威尼斯市区的一家餐厅结账时，服务员对我说：“坂本先生用餐不用付款。”评审的住所也是维斯孔蒂执导的电影《魂断威尼斯》[10]原著小说中主人公住的威尼斯丽都酒店——在这里，我受到了在日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也感受到了整个城市对电影节的重视和敬意。酒店位于丽都岛上，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亚得里亚海。

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与贝托鲁奇共度一段悠闲的时光了。已经年过七十的他腰部不适，必须靠轮椅代步。一开始他非常厌恶轮椅生活，心情沮丧，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出门。如果看过年轻时贝托鲁奇的照片就会知道他英气俊美，实际上他也是那种十分注重外表的人。毕竟他可是从小就被父亲的好友帕索里尼[11]疼爱，总是被牵着手去看电影的人啊。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如意的日子，看到此刻他愿意以评审团主席的身份再次现身人前，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他一定变得更加豁达了。

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空间。与外界隔绝，却又能在内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有密切的交流。这次来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我结识了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我的中国台湾导演蔡明亮[12]。最初我们只是彼此随意地打了个招呼。四年后，我因为电影节再次到访威尼斯，在海滩上漫步时，突然听到有人喊：“龙一！”我转过头，蔡明亮就像意大利电影中的角色般奔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是一位已经出柜的艺术家，表达爱的方式很丰富。后来，我们还在台北见过面，我也为他的电影《你的脸》[13]制作了原声音乐。

对我来说，通过担任电影节评审，可以接触到许多未知的电影，这也很有意思。2018年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担任评审时，一部在南美洲巴拉圭共和国（以下简称“巴拉圭”）拍摄的作品让我非常感动。巴拉圭是一个贫困国家，每年大概只能制作三部电影。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了一对初老[14]女性伴侣，我想在巴拉圭的高压政治体制下这部作品可能很难上映，但我也对制作方敢于坚持完成这部作品并在国外电影节上展出表示钦佩。在柏林电影节上，我还观看了已经去世的中国电影导演胡波[15]拍摄的《大象席地而坐》[16]。他是匈牙利著名导演贝拉·塔尔的爱徒，被寄予了厚望，但在完成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之后，他在29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部电影中流淌的混在噪声中的原创音乐也非常出色。后来经过介绍，我认识了制作这部电影原声音乐作品的中国乐队花伦[17]，并与他们保持了联系。

在201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短短两周的时间里，我邂逅了形形色色的电影，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电影人，还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国情。对于区域性趋向越来越强的音乐界来说，电影作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传播，让我十分羡慕。不论是在北欧还是在中东，我想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知道我，不仅是因为我在音乐领域的活动，还因为我参演了大岛渚导演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或创作了贝托鲁奇电影作品的原声音乐。直到现在，意大利人还是会说我是“贝托鲁奇组”的成员，称呼我为“Luigi Sakamoto”[18]，并将我视为他们的朋友。

渐近能乐[19]之路

2013年是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开馆十周年，我与其一直都有许多合作。这次我担任了周年纪念活动的艺术总监，并创作了音乐装置作品《森林交响曲》（Forest Symphony）和《水的样态1》（Water State 1）。我在《森林交响曲》中尝试将树木发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转化为音乐，并通过扬声器将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空间呈现为一片森林。而《水的样态1》则是以高谷和我长期关注的“水”为主要素材创作的作品。

此外，2013年10月，我与野村万斋合作了一场限定演出一天的能乐作品。长期以来，我对能乐、歌舞伎、茶道、花道等被视为日本传统艺术的领域有所避讳，因为认为它们会让人联想到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然而，当我50岁到访非洲，为那里美丽的鸟儿着迷时，不禁苦笑：“原来这就是我长期以来逃避的‘花鸟风月’的世界。”从此开始逐渐对日本的传统艺术领域产生了兴趣。其实年轻时我也对能乐好奇过，但当时没有太多机会观看。我第一次将能乐融入自己的音乐创作是2011年3月11日录制电影《一命》的原声音乐，当时还邀请了大鼓演奏家龟井广忠[20]帮忙。

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能乐演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新的排演手法演出了古典狂言《田植》、舞囃子《贺茂　素働》和素囃子《猩猩之乱》，我在《猩猩之乱》中进行了钢琴演奏。我选择上演这些剧目的原因，是它们描绘了水与大气向稻田、云和海洋逐渐变化的过程，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第二部分是名为《生命—井》（Life-Well）的新装置作品，我和万斋、高谷史郎一起准备。我很喜欢的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21]生活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他一生中从未到访过日本，却留下了好几部能乐剧本。和叶芝同一时代的美术史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22]当时生活在东京，他向自己的朋友、诗人埃兹拉·庞德[23]传授了能乐知识，庞德又将这些知识转授给了叶芝。叶芝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原创的能乐世界，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鹰之井畔》（At the Hawk's Well）。作品讲述的是：凯尔特神话中的英雄库·丘林为了喝不死之水而来到山中的井边，但井旁的老人告诉他水已经干涸。这时，看守这口井的女子突然发出鹰一样的声音，并开始起舞，库·丘林被她的舞蹈吸引。舞蹈结束后井周围恢复了原样，库·丘林也忘记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个故事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老人的一场梦，整部作品具有神秘色彩。

《生命—井》演出情景

后来，《鹰之井畔》被反向输入日本。“二战”后，能乐研究者横道万里雄创作了改编作品《鹰姬》，至今仍在上演。在《生命—井》中，我们将《鹰之井畔》和《鹰姬》的内容混在一起，实验性地将两部作品无缝衔接为一个特别版。我们在之前与高谷先生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制作的装置作品《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的水箱下搭建舞台，投射影像，万斋则亲自扮演了主角空赋麟[24]。能乐方面，万斋召集了一流的能乐师担任囃子伴奏。虽然很可惜客座只能容纳大约200人，但我认为那是一个拥有豪华配置的能乐舞台。

在能乐中，无论是太鼓还是笛子，都会发出仿佛可以撕裂空间的强烈声响。相比之下，钢琴的音色总是会显得比较柔弱。我想这是因为钢琴是一种需要串联音符才能演奏的乐器，确实无法与用一个音符就能散发出强烈存在感的日本乐器相提并论。因此，我使用了在钢琴琴弦上放了导管和石头的“预制钢琴”，故意制造噪声，来配合演出。

2012年在纽约，受音乐家朋友约翰·佐恩（John Zorn）的委托，我在他经营的小型艺术空间“The Stone”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即兴演奏表演，当时我为了每次都能演奏出新的声响，在钢琴琴弦上放置过铁丝、金属制的火筷子和报纸等。这是约翰·凯奇在几十年前就尝试过的手法，尽管早已不再稀奇，但我认为这仍然是将钢琴——这种为特定的音乐风格精心制作的乐器，变回一种发声的“物品”的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即兴表演活动中的某一天，我邀请了居住在纽约的女性能乐师，提议一起来即兴演奏《道成寺》的乱拍子[25]。《道成寺》的表演者在一分钟内动用所有注意力来控制身体，因此需要精神高度集中。《道成寺》是我最喜欢的能乐剧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