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七七年年中，我感觉到这个国家政局在动荡，社会舆论和民众的行为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办公室里，在大街上，尤其是在大学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发表越来越大胆的言论。监狱中的条件也得到改善。哈米德和其他囚犯都得到了更多生活上的便利，给他们送衣服和食物的限制也在减少。但在我残破的心中，依然没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而且我完全无法想象有多么巨大的事件正在暗中酝酿。

距离新年只有几天了，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我心不在焉地走进家门，却看见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在门厅中央有几袋大米、几只装食用油的大罐子、几袋茶和豆子，还有另外一些食物。我有些惊讶。公公偶尔会给我们送大米过来，但肯定不包括其他东西。自从印刷厂关闭以后，他们也在承受着经济压力。

西亚马克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就笑着说：“你还没看到最好的事情呢。”然后他递给我一只信封。我能看到信封里是一沓一百土曼[1]的钞票。

“这是什么？”我问他，“从哪里来的？”

“你猜！”

“是的，妈妈，这是一场竞赛，”马苏德也欢快地说，“你一定要猜一猜。”

“你们的祖父送来的？”

“不是！”西亚马克说。

两个男孩一同笑了起来。

“帕尔瓦娜送来的？”

“不是。”

他们还在笑。

“帕尔文太太？法蒂？”

“都不是！”西亚马克说，“你绝对猜不到……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了？”

“是的！是谁送来的？”

“阿里舅舅！但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这些是马哈茂德舅舅送的。”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问道，“他在梦里预见到什么了？”

我拿起电话，给母亲家打过去，然而母亲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让我和阿里说话，”我说，“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里接过电话，我问他：“出什么事了，阿里阿迦？你们在接济穷人吗？”

“别这样，姐姐。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责任？我从没有向你们要过任何东西。”

“那是因为你善良而且高尚，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责任。”

“谢谢，亲爱的阿里。”我说，“但我和孩子们什么都不需要。请马上来把这些东西拿走。”

“拿走它们做什么？”阿里问。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把它们送给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姐姐，这和我没关系。是马哈茂德哥哥送过来的，你和他谈吧。他不只给你送了，还送了同样的东西给其他许多人。我只是负责转送而已。”

“真的！”我说道，“那位绅士大发慈悲了？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别告诉我，他发疯了！”

“这是什么话，姐姐？我们都好好的。你应该认为我们是在做一件好事！”

“你们已经为我做了够多的‘好事’了。谢谢你们。还是快点过来把这些东西拿走吧。”

“只有马哈茂德哥哥命令我，我才会把那些拿走。你应该亲自和他谈谈。”

“当然，”我说道，“我这就和他谈！”

我给马哈茂德家打了电话——我给他家打电话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吴拉姆-阿里接了电话。在热情地问好之后，他把电话递给了他父亲。

“你好，妹妹！真是惊喜啊。是什么让你终于想到我们了？”

“实际上，”我干巴巴地说，“这正是我想问你的。是什么让你终于想到我们了？还给我们派发了救济品！”

“别这样，妹妹。那不是救济品，而是你应得的。你的丈夫为了争取自由而与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作战，因此他才被关进监狱。我们没有力量参与这场斗争，也受不了监狱和酷刑，但我们至少有义务照看那些勇士的家人。”

“但我亲爱的哥哥，哈米德已经在牢房里蹲了四年。至今为止，我还能维持生活，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有真主的恩典，将来我应该也能继续这样过下去。”

“你是对的，妹妹。”马哈茂德说，“我们为此感到惭愧。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是蒙着眼过日子，忘记了自己的义务。你一定要原谅我们。”

“行行好，哥哥。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过得下去，我不想要我的孩子们依靠别人的施舍长大。请派人来把这些东西——”

“妹妹，这是我的责任。你是我的亲人，哈米德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哥哥，哈米德还是本应该被判死刑的叛国罪犯。”

“不要说反话了，妹妹。你还在记仇，对不对？我已经承认，是我曾经无知愚昧。现在对我而言，任何与暴君战斗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无论他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

“非常感谢你，哥哥。”我强硬地说，“但我还是不需要这些食物，请派人来把它们拿走吧。”

“把它们送给你的邻居吧，”马哈茂德气愤地说道，“我没有人可以派到你那里去。”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

随后几个月，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办公室里本来不应该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政治犯，但人们或早或迟还是都知道了。一直以来，他们对待我的态度都是充满戒备，轻易不会来我的办公室。但现在，所有的谨慎和拘束都消失了，人们似乎不再害怕和我接触。我的朋友圈子迅速扩大了。我的同事们也不再抱怨我的旷工和我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很快，这种变化更加显著，我的家人、大学里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在公开谈论我的生活和处境。他们向我询问哈米德是否安好，向他表达同情、关心和赞美。在社交聚会上，我经常被邀请坐在首席。我发现自己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此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西亚马克感到很骄傲。他兴高采烈地公开谈论自己的父亲，自豪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向他们讲述他是如何被逮捕的，还有我们家遭到搜查的那个晚上。当然，以他的年纪和想象力，他经常会给自己的回忆添枝加叶。

刚开学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被叫到了西亚马克的学校。我很担心，以为他一定是又打架了，说不定还打坏了同学。但当我走进学校办公室的时候，立刻就发现这次被找来的原因肯定和以前不同。办公室里有几位老师和主管向我问好。他们关上屋门，确保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不会察觉到我来了。很明显，他们不信任那些人。然后他们开始向我询问关于哈米德的事情还有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暗中发生的改变以及革命。我惊呆了。他们仿佛将我看作正在秘密策划一场暴动的人。我将哈米德和他被逮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但对于其他所有问题，我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最后我才搞清楚，西亚马克一定是在学校谈论过他父亲和革命行动的事，还说我们也参与其中。他一定说了不少夸张的话，所以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找我不仅是为了证实他的话，而且还想要和真正的革命者建立直接的联系。

“有那样的父亲，当然会有西亚马克这样的儿子。”一名老师眼含热泪地说道，“您完全无法想象他的话语是多么美丽而充满激情。”

“他都告诉你们什么了？”我很想知道西亚马克会如何向陌生人讲述他的父亲。

“他就像是一个成年人，一名演说家，毫无畏惧地站在我们面前说：‘我的父亲是为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而战。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了这项事业而牺牲，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囚禁了许多年。虽然敌人对他施加了无数酷刑，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我很高兴西亚马克对自我的肯定。他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担心他会无端编造各种英雄事迹，不喜欢他这种鼓吹英雄崇拜的个性。他一直都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孩子，而且他眼下正处在刚刚进入青春期那种混乱又微妙的阶段。他曾经受到过那么多污蔑和羞辱，现在又会如何理解人们对他的赞美和支持？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他尚未成熟的心智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起伏吗？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关注、赞同和爱。我已经尽可能把这些东西给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