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

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

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床上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