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咸丰摊牌

1857年阴历二月中旬，曾国藩得到老爹去世的消息，他和属下们开了个简短的会。会议结束后，他长出一口气说：“我走了，你们好自为之。”

李续宾和杨载福正在九江前线，闻听曾国藩的老爹去世后，连忙派人来慰问。胡林翼也从湖北来信，要曾国藩节哀。

曾国藩给三人回信说：“几年前，为我母亲守丧半途而废，如今轮到我爹，非有始有终不可。我现在就是军国的赘疣，家庭的罪人。恨不得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回湖南老家，抚棺一痛、一哭。”

这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流露，而这真情实感却不精纯，还有另外的元素。胡林翼隐约猜测出，曾国藩对中央政府的举措心怀抱怨。他去信分寸极好地安慰曾国藩，天理自在人心，看将来勿计较现在。

曾国藩如果不是有涵养，非抽胡林翼几个嘴巴不可。胡林翼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贵州一个芝麻小官短短两年内升到湖北巡抚，好不快活。而他曾国藩实不符名，建立赫赫功勋后如今还是个兵部侍郎，他胡林翼没有如此经历，怎知当事人的苦闷？！

他没有时间和胡林翼计较，因为他正向咸丰皇帝请假。循例，政府官员的父母去世，该官员必须按儒家传统回老家守孝，是为丁忧。而军中大员的父母去世后，应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后才可回籍奔丧。因为军情干系很大，中央政府要找到得力人选才能让请假的人走。

曾国藩的请假条写得很有水准，先是用“父亲去世，我要回家守孝”一句话带过，马上就谈到正题：湘军水师统帅应由杨载福担任，陆军统帅应由李续宾担任，军饷方面应由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筹办。杨、李二人在军，我曾国藩就可有可无。

这就是拿别人的钱财收买人心，这封信倘若要湘军将士们看到，岂不要鼻涕和眼泪齐飞？我们慈悲的曾大人老爹都死了，竟然还想着我们军饷的事。这和圣人有什么区别？

收买人心之后，曾国藩开始关注国事：“我走后，可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代替我。倘若皇上能同意这两条，臣感激涕零。”

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难道真的通过儒家修行达到了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境界？

这当然是扯淡，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俊和福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点才是曾国藩推荐他们的原因：二人都是酒囊饭袋。

曾国藩不可能把湘军拱手送人，但在此情况下又不得不交出兵权，于是他想到了这个绝妙主意。事实上，他多虑了。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教育和湘军将士共同出生入死，双方早已建下深厚友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湘军。

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

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这就是当时舆论对曾国藩的严厉苛责！

大众舆论一致认为，曾国藩常夸口自己深谙传统道德三昧，忠君言辞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为什么在奔丧之后却向皇帝伸手要权，权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来？这是典型的伪道学！

曾国藩的敌人不必说，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他，纵然是他的朋友也来信语言婉转，认为他这次很失态，没了仪态。敌人、朋友的责难，曾国藩能承受，让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对他毫无保留的攻击。

左宗棠在当时南方名动天下。他要推举谁，谁马上就飞黄腾达；他若贬损谁，谁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审判机。现在，他把这台机器对准了曾国藩。

他先从曾国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丧说起：“老兄你领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维却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你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赶，你的忠心可就没那么纯了。你是否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说；你重新出山，凭你那点能力，对国家大局是否有帮助，我也不敢说。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丧，真是无礼无义，我必须敢于教训你几句。”

铺陈了这样一番宏大开场白后，左宗棠直奔曾国藩的人生观：“你经常摆出一副道学家面孔，四处吹嘘自己‘以诚为本’，可你这次却打着给老爹上坟的旗号，行向皇帝要权的实。我看你的良知彻底坏掉了，你平时自诩光明正大，我看这要么是你在说笑话，要么就是……不必说了吧，你用事实证明了这是个反语啊！”

曾国藩看信后，除了七窍生烟外别无他法。对付左宗棠这种嘴损到家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许多天回信，发现没有回信。他竟然气冲斗牛，对人说：“曾国藩这人才短气狭，绝不是平贼之人。”意思是，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处说，结果长江两岸都知道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别小，更知道曾国藩“以诚为本”的人生观根本是个笑话。

幸好曾国藩心眼远没有左宗棠判断的那样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对昨日种种之非的愧悔和舆论的攻击，让曾国藩渐渐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犹如魔鬼附体，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从其家经过的人常常听到一副破锣嗓子，震

天响。

曾国藩有这样失心疯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痴心妄想的判断。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和湘军正在打破脑袋争夺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军事重镇，双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达开在南京城发现处处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带领二十万精锐出走。江西太平军顿时兵力锐减，湘军在江西全线反攻。曾国藩被这一乱象所震惊，他认为不出一年，太平军就会被彻底镇压。战争一结束，他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就灰飞烟灭。这比出师未捷身先死还要痛苦一万倍。

他不无痛苦地和弟弟曾国荃说：“人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悲叹完他的世界观，就跑到庭院里大吵大闹，曾家短暂的宁静后，重温鸡飞狗跳。

曾国藩不明白，他不是预言大师，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没有注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出山进行曲

西安将军福兴在1857年春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敢确信，在这个世上，除了曾国藩外，没人能指挥得了湘军。这是一支无纪律、且目无尊长（除了曾国藩）的军队，完全不可用。”

福兴这人饭桶一个，平时判断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走眼，但这份报告却一语中的。在当时的世上，除了曾国藩外，确实没有第二人可以指挥湘军。福兴这份报告是在去视察湘军瑞州军营后写就的，据他说，他本来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瑞州军营。想不到那些湘军土鳖将领把他当成视察官，对他百般恭敬，繁文缛节样样没有落下。这意思已很明显：你不是我们的主人，从哪来回哪去吧。

湘军不能被曾国藩之外的人指挥，连胡林翼都印象深刻。咸丰把福兴的抱怨说给胡林翼听，要他想办法整顿湘军，胡林翼直言不讳地对咸丰说：“这些人只认曾国藩，没有曾国藩的许可，他们连我都不认。”

咸丰暴跳如雷，要下旨强行解散湘军，但想一想就打消了主意，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很快，他睁的那只眼也闭上了。

在江西的湘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这里既有曾国藩纯湘系的湘军李元度、刘腾鹤等部，也有和曾国藩闹过矛盾的王錱部，还有被曾国藩见死不救过的江忠源系统的楚军刘长佑等部。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不但和长毛打，有时候也和政府正规军打，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打。江西官员们屡屡向咸丰请求援助，咸丰唯一的援助就是，闭上另外一只眼。

咸丰双眼都闭上后，江西前线又发生不小的转折，1857年七月，曾国藩的一员爱将在攻打瑞州时阵亡，下月，王錱死于军营，之前被胡林翼邀请出山的曾国荃也在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北京方面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个叫李鹤年的兵部言官上奏咸丰，请命曾国藩出山。咸丰语重心长地对这位言官说：“曾国藩正在守孝，要他出山就必须夺情，夺情历来是不得已之举，江西方面现有杨载福统带，不必曾国藩前往。曾国藩非要移孝作忠，湖南土匪也很多，就在湖南建功立业吧。”

咸丰特意让人把这道奏折和他的批示抄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哑然失笑。如果按照咸丰的意思，他曾国藩真要出山必须从头开始。而咸丰要人把这道奏折给他看，大概是怀疑他主使李鹤年上奏的。

他蕴积着一股不满，向咸丰皇帝解释说：“皇上您这是听了哪个混账的话，竟然说湖南还有土匪。湖南全境连个匪毛都没有，无‘贼’可剿。我本是无才之人，所处又不是可以有所为之地。您英明神武，使臣以礼，因时制宜，我不禁感动痛哭。皇上要我在湖南剿匪，我本该提刀上马，奔向战场，但守孝在家，出去了恐怕会被世人骂死。现在只希望各路军事日有起色，我在老家也就稍安了。”

“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一针见血，戳穿了咸丰的把戏。咸丰见被曾国藩揭了短，急忙遮掩，下圣旨给曾国藩：“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忠就是孝，你说的世人骂死你，太过于拘执。暂时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样”的意思是，曾国藩仍要在家守丧。

胡林翼很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