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有道理，我向来善听人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我的心胸虽不如古圣先贤那样宽广，但至少能容人正确之言。我刚才说‘诚’有‘至虚’的意思，就是要虚怀若谷，心胸广阔，能容纳万事万物、万人之言。”

李元度很欣慰，曾国藩继续说道：“我看这用兵啊，就如同下棋。棋术高低要先看棋谱，但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来下，那我从棋谱上得来的阵就成了摆设。又如射箭，射箭教科书上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能命中。因为成败都在变化万端之中。我看啊，胜败之情，就如下棋发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段深沉的总结让李元度大为感动，他原以为曾国藩这次不可能挺过来了。曾国藩最后如释重负地说道：“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只要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人不怕失败，只怕在失败中沉溺而难以自拔。”

李元度激动起来，去找曾国藩的手，握紧了，声音哽咽：“大人，好样的！”

中国儒家最得意的一点就是，万物皆备于我，艰难困苦非但不能摧毁我，反而会成为磨练我的动力。我把艰难困苦和一时的窘迫当成是磨刀石，千磨万砺虽辛苦，但非得经风雨才可见彩虹！

曾国藩振奋起来，忙忙碌碌：十三艘大战舰傲然驶向鄱阳湖，源源不断的物资船只航行在江上。保住鄱阳湖的舰队后，他又招兵买马，重新构建湘军力量。同时命令罗泽南和塔齐布，只要还有一丝力量，就绝不能停止对九江和湖口的进攻。

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战场上，却想不到战场之外还有更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老同学陈启迈。

搞掉陈启迈

1855年的曾国藩只缺一样东西——钱，他干任何事都需要钱，而这些钱，中央政府给的很少，甚至是不给。所以自组建湘军以来，曾国藩始终靠两个字——乞讨——度日。

一年前攻克武汉时，他认为可以好好在湖北捞一大笔，想不到咸丰让他立即东下。虽然时间紧迫，曾国藩还是在湖北捞了一笔，但这笔钱在抵达九江和湖口时就所剩无几，随着攻坚越来越难，钱也日渐稀少。他曾向咸丰皇帝请求过发饷，可咸丰皇帝身边有些混球认为湘军是他曾国藩的武装，不是国家军队，所以不能拿国家的钱养活私人的部队。咸丰冥思苦想许久，才承诺曾国藩22万两白银，其中江西巡抚陈启迈应落实8万两。可直到曾国藩狼狈来南昌，其他14万两白银连个影儿都没有，陈启迈的8万两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

曾国藩来南昌后，要陈启迈拿钱出来，陈启迈装聋作哑。曾国藩只好找咸丰皇帝，他情感深沉地谈了当前的局势和军饷的必要，无论如何都希望咸丰能提供他一笔钱，否则九江、湖口将功亏一篑。咸丰皇帝急了，下令给陈启迈：曾国藩要鹰毛，你不能给鸡毛，倾江西全省之力，务必保证曾国藩的军队有吃有用。

陈启迈对圣旨相当敏感，急匆匆地跑来找曾国藩，开门见山：“同学啊，搞这么大动静干嘛啊。”

曾国藩秉承儒家忠恕之道（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不无歉疚地说：“同学，我真是迫不得已。”

陈启迈一笑：“我非是不支持你，咱们是同学，能不帮忙？可你来南昌多日也看到了，江西实在没有钱啊。”

曾国藩微笑着：“无论如何都请陈大人再帮忙。”

陈启迈转动眼珠：“南昌城墙上有一百五十尊大炮，你拿去吧。”

“我拿？怎么拿？”

“要你的人来搬啊。”陈启迈故作惊讶，“我给你东西，难道还要我搬？”

曾国藩有点生气：“巡抚大人你太开玩笑了，我的人都在前线卖命，哪里有时间来搬这东西？”

陈启迈又好气又好笑：“曾大人你才太会开玩笑，你的人恐怕有一部分正在南昌城收税呢吧？”

陈启迈这句话应做补充。曾国藩一到南昌，就设立了一个税务局，陈启迈收的如果是地税，他收的就是国税。最让陈启迈看不惯的是，曾国藩似乎有种先天而来的与乡绅打交道的魅力。他才来南昌几天，就和乡镇土豪们打得火热朝天。而这些土豪为曾国藩捐款捐物，眼睛都不眨一下。可他陈启迈去乡镇要点东西，实比登天还难。

曾国藩并未被陈启迈的冷嘲激怒，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打仗需要钱，而您拨款的速度太慢，我插手税务，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实属权宜之计。”

陈启迈夸张地大笑：“同学，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当有人说这话的时候，说明他已打定主意讲了，而且这话对听者来说肯定不当讲，所以曾国藩没有任何反应。

“我个人认为，你的湘军在江西就是个累赘。你说你的军功是保障了江西，可现在九江、湖口都在长毛手里，何来保障江西？你们攻下来的城池，今日得明日失，于大局无补。比如汉口、汉阳，哦，对了，前些日子，武昌也失了。尤其让皇上忌讳的是，你的湘军不是国家军队，是你的私人武装。天下但凡聪明人怎么能相信你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

陈启迈说得唾沫横飞，他可没有注意到曾国藩已竖起三角眼，脸上笼起乌云。

曾国藩始终坚信这样的人生哲理：在我未完成大业（消灭长毛贼）前，我不可能交出兵权，谁来抢我的兵权，谁就是我的敌人。这条人生哲理和当时的形势紧密相连，因为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政府正规军不能打仗的原因是腐败，所以纵然是十万天兵天将，一旦被政府领导，就会变成一群虾兵蟹将。

这是曾国藩的底线，陈启迈勇猛地跨过了这条线：他想直接指挥湘军罗泽南部。罗泽南部湘军在一个月前从九江前线撤入江西东部，防御从安徽南部向江西推进的太平军。当时曾国藩正在手忙脚乱地收税，无暇和罗泽南做亲密联系。陈启迈趁机插脚进来，向罗泽南发布命令。

曾国藩动了大肝火，儒家的自我克制荡然无存，他暴跳如雷，当着湘军高级将领们的面咒骂陈启迈越权，毁坏了同学情谊。曾国藩痛斥道：“陈启迈简直比洪秀全还可恶。”有位高级顾问腼腆地站起来，用手在脖子上一比划：“很简单，就这样。”

曾国藩倒抽一口凉气，他从未想过要对陈启迈动刀子，这是流氓做派。他毕竟和陈启迈有同学之谊，别人不仁，他不能不义，儒家思想告诉他，要想搞别人之前，必须先仁义一下。

他火冒三丈地来找陈启迈，陈启迈预料到他会来，早已准备好一切。曾国藩一闯进来，还未开口，陈启迈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冲到曾国藩身前，手里托着一幅人物肖像：“同学，来得正好，我新得一人才，早就听说你相面功夫一流，今日帮我把把关如何？”

曾国藩斜眼一看，不禁怒火中烧，那张人物肖像肥头大耳，正是罗泽南！

换做别人，早已对陈启迈挥舞老拳，但曾国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到了自我克制的本领，他用尽大力气使自己忍耐下来，不愠不火地回了一句：“我不会看相！”

陈启迈故作惊讶地向后一退，“不可能啊，我听说多年前您在京城见过江忠源后，就对人说，我看他这面相将来必立功名于天下，但当以节义死。当时可是太平盛世，长毛未起，您就从面相上看出江忠源的命运来，真是非同凡响。如今怎么谦虚起来？”

曾国藩不想和陈启迈扯皮，想了一想，问道：“罗泽南是我的人，你直接指挥他，恐怕多有不妥。”

陈启迈一笑，没有搭话。

曾国藩一拳出去，似乎打到棉花上，很不通透，只好换个角度：“我平生做人做事，最讲究一个字……”

“诚嘛……”陈启迈拉长了声音，露出轻蔑的哂笑。

“错！”曾国藩睁着三角眼，“是‘和’，和衷共济，才能移山填海。但你却总搞小动作，闹得大家很不和，如此下去，不必长毛来，我们自己就完蛋了。”

陈启迈激动起来，把罗泽南的肖像拍到桌子上，怒气冲天：“同学，注意你的措辞！先不说你那‘和’字是否真有奇效，我们只说到底谁在搞小动作，闹不和。我是江西巡抚，掌握江西军政大权，你只是中央的一个侍郎，凭什么你要在江西行使你不该有的权力？这是越权，我不参奏你一本，已是给足你面子！”

“参奏”两个字如闪电一样射入曾国藩的脑海，他立在那里，愣了半天，突然向陈启迈一笑，“多谢，多谢！”

说完转身就走，陈启迈被搞得莫名其妙，也愣在那里，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曾国藩那四个字的意思。半月后，他才明白了曾国藩多谢他的原因。

曾国藩跑回办公室，找来高级参谋刘蓉，要他写一道参劾陈启迈的罪状。刘蓉是恶人先告状和无理也能夺三分的主，很快就写好了参劾状，参劾状指出了陈启迈有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非常朦胧，比如“纵兵扰民”“用兵无章”。咸丰皇帝看了半天，凭借圣明，终于明白了，不拿掉陈启迈，曾国藩就难以施展拳脚。曾国藩难以施展拳脚，长毛贼就会继续猖狂，那他的江山就不稳固。这递进思维要他迅速做出决断：撤了陈启迈的职。

陈启迈被拿下，代替他的是满人官员文俊。文俊有种族自豪感，瞧不起汉人曾国藩，比陈启迈还不是东西。

曾国藩向“本我”发出了抱怨：真是流年不利，小人太多。他的“本我”回应道：抱怨是人生大敌，是恶，赶紧祛除他。

曾国藩就跑到床上静坐，克制“抱怨”这一大敌，几个时辰后，他睁开眼，眼前已经是个不抱怨的世界了。

文俊的无赖做派和曾国藩的“克己”气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文俊是满人，所以曾国藩不能像对付汉族官员陈启迈那样对付文俊。他所能使用的招数只有一个：隐忍不发，任凭文俊在他身上耍把式。

一方面他要憋出内伤般的应付文俊，一方面还要为他在前线的湘军弟兄们苦心积虑寻找军饷，曾国藩身心俱疲，癣病发作。夜晚不能入睡，每当匆忙走在街上，身后皮癣飞舞，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纵然如此操心操肺，曾国藩感觉还是不见效果。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自我批评说，“所做的一切对国事都毫无益处

，很不如人意。”但曾国藩写家书，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诚”。比如他说，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不假，但食俸禄已很久却是假的，因为自创办湘军以来，他一直在自力更生。

显然，曾国藩写家书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家人，二是外人。

家书要写，路也要继续向下走。曾国藩继续霉运当头，道路坎坷。

失去左膀右臂

1855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曾国藩在南昌城不动如山地领受文俊的冷嘲热讽。他毕竟不是山，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钱粮稍微充足后，就带着一支水军进驻南康。一来躲避文俊那张臭嘴，二来，他要重新对九江和湖口布局。

对于九江和湖口二城，曾国藩仍坚持己见，那就是持久地围攻。塔齐布高度支持曾国藩，所以曾国藩抵达南康后，塔齐布在九江跃跃欲试，要去和曾国藩畅谈一番。南康和九江虽然只隔了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游击队的袭击，曾国藩和塔齐布要见面很不容易。两人多次约定骑马相见，都未能如愿。直到六月份里最热的那天，曾国藩和塔齐布终于得到机会相见了。

这是自曾国藩离开九江前线到南昌后二人首次见面，塔齐布抓住曾国藩的胳膊，眼眶里全是泪水，曾国藩也落泪。塔齐布说曾国藩白发多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瘦了。塔齐布说曾国藩精神差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脸色难看，应是营养不良了。

二人互相关爱后，就谈到正事。那天的天气酷热难耐，曾国藩慷慨激昂，塔齐布被曾国藩的言辞挑拨得热血上涌，所以两人拼命地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

塔齐布跑回九江大营后，磨刀霍霍。从前的攻城器械已不能用，塔齐布命人昼夜加班制作工具，仅云梯就制作了数百架，又征收了布袋四千，结了几千条竹筏。挡牌、竹盔堆积如山，太平军在九江城下看到塔齐布干得热火朝天，不禁心胆俱裂。

塔齐布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月黑阴雨之夜。这样的夜晚数不胜数，但塔齐布按曾国藩的训导，要在这些黑夜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七月十五，南方民间所说的鬼节。

非常遗憾的是，七月十五那天，突然天空放晴，月亮又大又圆，连九江城墙上的茅草都能看清。这真是绝佳的讽刺。塔齐布气得吐出一斗血来。

他为了湘军，为了曾国藩，为了大清江山，洒了太多热血，几次都想抛掉头颅，但老天眷顾他，始终保佑着他在战场上的幸运。然而这一次，福运离开他。七月十八，塔齐布吐完胃里最后一口血，一命呜呼。

这是个天大的噩耗，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不管通往九江路上有多危险，只带几十个随从，策马加鞭，飞奔而来。一见塔齐布尸体，他无法控制地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这既是哭塔齐布，又是哭他自己。塔齐布在他形单影只时离他而去，对于他和塔齐布，都是最悲痛的事。

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

事实上，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

塔齐布尸骨未寒，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四个月前，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太平军上控制武汉，下占据南京，湖口乃中游要塞，其志在必得。纵然咱们攻克湖口，也难以据守，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要想打破僵局，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必须回师上游，攻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通城、咸宁一带，以锤击武汉的后背。”

曾国藩思考了许久，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第二，罗泽南去武汉，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

本来，胡林翼是湘系，他成为湖北巡抚，是湘军福星高照。胡林翼一直想拿下武昌，无奈兵寡将少，始终不能如愿。曾国藩不是不想支援胡林翼，奈何他是泥菩萨过江。正如儒学理念告诉他的那样：人，先要为己才能成己，能成己才可成人。一个人自身还难保，就要去拯救、解放别人，这是神经错乱。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写过求救信，他的见解和罗泽南一样，认为曾国藩不该对九江和湖口较劲，咱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斗气。曾国藩向胡林翼诉说衷肠：非是我较劲，如果我从九江、湖口撤军，那我在江西就没法活了。

胡林翼叫起来：“兄弟，湖北就是你的家。”

曾国藩轻轻摇头，他需要的不仅是个歇脚地，还有颜面。

最终，理智战胜颜面，他同意罗泽南分兵离开九江，先试试看。1855年三月，罗泽南带领他的精锐兵团从九江拔营，逼向广信、义宁，几个月来，罗泽南马不解鞍，人不卸甲，和太平军展开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奔袭战、突袭战，但成绩让人实在提不起兴趣，罗泽南攻陷一城，前脚刚走，太平军就再度夺回。

曾国藩得知罗泽南陷入这种泥泞后，写信鼓励他：我平生坚信八个大字——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若能坚持到底，坚忍不拔，一百次失败后就是成功。

这封信如同鸡血，罗泽南浑身充满了野兽般的力量，1855年七月十五，也就是塔齐布准备全线进攻九江的那天夜里，罗泽南奇迹般的攻陷义宁。塔齐布死后的第三天，罗泽南从前线发来两封信，一封是很遗憾塔齐布的阵亡，另一封则是决定大踏步去勾勒他的宏图。就是说，他要彻底离开曾国藩，单枪匹马去湖北冲锋陷阵，为湘军铸造荣耀。

曾国藩看了罗泽南的信后，陷入死一样的沉思。直到肚子咕咕叫时，才被迫醒转。他无精打采地又翻阅了罗泽南的信，就在他心如乱麻时，刘蓉拉着李元度来了。

曾国藩向二人诉说罗泽南问题，刘蓉想了一想说道：“应该走也不应走。”

这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好处就是，永不会错，曾国藩则认为这是中庸，不偏不倚，其实体现了一个“和”字，和稀泥的“和”。

罗泽南应该走，刘蓉认为有如下理由：增援武昌就是增援咱们的人胡林翼，胡林翼如果在武昌覆灭，那咱们湘系就要失去湖北这块地盘了。

在这点上，曾国藩比刘蓉理解得更深刻。胡林翼刚被任命为湖北巡抚，正是展现亮点的时候，如果能收复武昌，那对胡林翼和湘军实在是其乐无穷的大好事。

李元度不同意刘蓉的观点：“胡林翼在武昌外围已将湘军水师发展到十个营的兵力，他自己就能搞定武昌，罗泽南去干甚？”

刘蓉叹气道：“他的部队都是水师，没有得力的陆军配合，水师在武汉难以立足啊。”

李元度没有反应，曾国藩也保持沉默。刘蓉很自豪地继续开口：“第二点，罗泽南也非去不可。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是骆秉章的心腹，操控湖南军政大权。如果您不允许胡林翼之请派罗泽南援助湖北，必然开罪左宗棠，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元度恼了，他不是讨厌左宗棠，而是觉得刘蓉把左宗棠神化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刘蓉已急转直下：“罗泽南也有不能去的理由，而且非常充分。塔齐布刚死，罗泽南又要远走高飞，如有不测，更赖何人？所以我坚决反对罗泽南离开。但不离开，这盘棋又不好下，真是两难！”

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曾国藩闭眼沉思，他要权衡得滴水不漏，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决定。李元度和刘蓉知道曾大人的习惯，思考起事情来没有时间概念，所以悄无声息地离开。

当夜，曾国藩出了军营，护卫要跟随，曾国藩制止了。他缓步走上一块土丘，站在那里。温度并未因太阳缺席而降低，热风吹到他脸上，如同火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