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醒悟不要紧，真是惊出我一身冷汗，本科四年，真像人们用university这个单词调侃的那样“由你玩四年”，博士doctor，也有人调侃说“都靠他”，这个“他”指的就是导师。言外之意，博士的学问做得天下第一，还是狗屎不如，都没关系，搞定导师就万事大吉了。答辩、推荐、传帮带将来“都靠他”，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有个好导师，管你论文、管你就业、管你就业之后提职晋升、吃喝拉撒……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诱惑之路！插满鲜花、洒满阳光，可是当生命终结之时，这一切都如同幻灯片一样，遽然寂灭，什么都没有，一个被莎士比亚赞叹为宇宙的灵魂的人类，他的生命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和一颗鹅卵石、一个生蚝、一股消化系统排放的气体有何不同呢？

很多直博的人觉得四年博士漫长得让人心碎，我忽然为这四年如此短暂而感到战栗。我制订了宏大的抢救时光的计划，去哲学系听那些老学究讲黑格尔、福柯、布尔迪厄，去社会学系听当红海归讲韦伯、哈贝马斯、鲍德里亚，还辅修了德语，并且被大内趁机拉过去学西班牙语。“和德国人不一样，西班牙人在地中海的星空下谈论神话和诗歌，成年人的职业就是谈恋爱……”他说。

宿舍里的杂乱很快已经无法让我安心读书了，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到师姐的房子里，和她悍然同居起来。师姐也很用心，常常开着车带回一大捆书，把凡是她觉得跟我的研究沾边的书全部拿下。甚至还通过国外的朋友寄来最新出版的原着。她每次把书放到巨大的书桌旁边就叹气说：“不给你买吧，怕急坏了你；可是给你买吧，又怕你累坏了。”

有时候，我看书看得累了，或者听德语录音听得耳朵发麻了，伸伸懒腰，蓦然转身，看见她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正深情地看着我，或者有时候她歪在扶手那里睡着了，柔和的落地灯在她丰腴细腻的皮肤上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对她说，以后别这样，我不喜欢别人盯着我看书，记得初中有一次考试，一个监考老师不知怎的就站在我身边看我答题，我就把作文从今年的题目写到去年的题目上去了。

她笑着说，就当她是家长看着孩子写作业呢。我就说，你可别老把我当孩子对待，我也不是个吃白饭的，我今后也让你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

她叉起腰，用手指着我说，说把你当孩子是逗你玩呢，说你是吃白饭的可没冤枉你。你就说这书桌吧，现成的我都不看，谁让你个头特殊呢，我是按人体工程学特意给你设计了这个高度，去找老手艺手工打了这张，还是冬暖夏凉的木料。我又想着，常在灯下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把阳台给你改成书房，阳台上冬天冷夏天晒，我重新换了密闭窗，贴了隔热隔寒的高科技薄膜，换了地毯，摆上清新爽脑的花花草草，还准备了跑步机供足不出户的小书虫活动筋骨，饮水机的水是玉泉山的矿泉，你桌子抽屉里的零食都是百分百的美国有机干果……

我双手挠头，闭眼道，姐姐，姐姐，我知罪了。我是个吃白饭的，我就是传说中的软饭男了。

她立刻换了语重心长的腔调说，吃软饭有什么不好啊。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肖邦、柴可夫斯基都吃软饭啊，都靠贵妇人养着，吃软饭没什么不好，吃到嘴硬就欠抽了。

我虽然心里要强，但并不迂腐，便堆起笑脸问她：“你的钱是哪来的啊？你还没告诉过我呢。”

“不偷不抢，只能是自己的啊。”

“你不是自己印钞吧？”

师姐问我还记不记得在广州时那个梅，我说那可忘不了，和你是棋逢对手。师姐说，那是当然，她现在的丝厂和纺织厂可是国内数得着的，尤其是高档丝纺在欧洲和北美的家居专卖店里势如破竹。我呢，有这个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我说，原来如此。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食利阶层，你夹着本书，侃大山、泡酒吧、交朋友，别人辛苦打拼，然后把三分之一的利润划到你账户上。

放屁，没有最初的作用力，宇宙永远是静止的。没有我那笔投资，她还在苏州的纺织厂里做女工呢。俗人啊，自己赚钱的时候，一分一分算到骨头里，可是人家一下子拿几百万出来做投资，你就全不放在心上，还诬蔑我是食利阶层。试想想，我当初那些钱如果全赔了呢。我现在在哪里啊？我哪做得了你师姐啊，我没准儿就去南门外的小巷子里做洗头妹了。

那时候你也就十七八岁，哪来的几百万啊。

我妈的钱。

你妈的钱？咋不跟你爸要？

我爸的钱，我才不稀罕。

说到这里，她就故作厉色禁止我继续追问她爸爸的事情。我还不知好歹地问她，她保研是不是她爸爸暗中运作的？她大骂道，哪个八婆造的谣。她自己的事自己找吕品就弄明白了，和八竿子打不着的她爸有什么关系。

埋头苦读的日子随着燕钟秦的到来而终止。他还真决定要来北京找律师帮忙，为父亲夺回非遗传承人的身份，不是为了每个月国家补贴的那被层层搜刮后的几百块钱，而是个名分问题，换陕

西人特有的执拗说法：徒弟把师傅绊倒了，还一屁股坐师傅脸上，还有没有良心咧？没有良心，还有没有王法咧？

我说，要是万一王法也不帮你说话呢？燕钟秦眨了眨眼睛，梗着脖子说，那还有没有天理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