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分，可以说是再本分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小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做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邃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伶牙俐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瘪。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已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的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